《白日之下》：“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白日”在艺术作品中总象征着光明和希望，白天是人类活动的主要时间，在阳光下，一切阴霾都将得到清扫、无处遁形，人们下意识觉得，只有等白日休眠、进入黑夜的时候，罪恶才会在暗处肆意滋生。但也许我们都忘了，最可怕的罪恶其实发生在我们无所察觉也没有防备的白天，正午的太阳高悬于头顶，罪恶混入其中，却照不到它的影子。

《白日之下》海报

在《白日之下》于院线上映两天后，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如期举行。在影片中饰演反派章剑华的林保怡凭借其出色的表现成为观众心中最佳男主的大热门人选。当我看完影片走出电影院时，正巧看到林保怡无缘最佳男主的新闻，遗憾之余，不免再次回想起电影中院长章剑华带给我的恐惧。

好在影片依旧在金像奖收获颇丰，也算是为主创和观众们提供些许宽慰：女主角余香凝夺得影后宝座；姜大卫在香港影坛拍了上百部电影后，终于凭借“通伯”这一出彩的男配角斩获人生第一座金像奖；梁雍婷出演的智力障碍少女也拿到最佳女配角的殊荣。

影片截至目前在豆瓣的评分为8.0，获得了良好的口碑，但仅仅获得七百多万票房，属于典型的“叫好不卖座”。而这样直接反映尖锐社会问题的影片，在近几年的院线极为少见。在香港电影被落寞论调包围的当下，这部独具港韵的现实主义力作值得我们走进影院一睹真相。

制度之失

“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

《白日之下》讲述记者凌晓琪（余香凝饰）为查明残障人士院舍“彩桥之家”虐待院友的真相，假扮为院友通伯（姜大卫饰）的孙女，并在其协助下揭露了社会福利机构背后暗藏的残酷事实。电影的剧情改编自香港本土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件。

《白日之下》剧照

2014年，葵涌私营残疾原舍康桥之家的前院长张健华被指控在办公室内性侵智障女院友，控方最终因事主无法作供而撤销控诉。电影几乎对原有事件进行了还原和串联，包括张健华以“吃糖”为幌子引诱女院友、由其他院友拍摄的在磨砂玻璃后的录像，以及指控阶段受害者家属为保护受害者不愿出庭作证的痛苦与纠结。

电影中，张健华的名字被直接搬用为拥有相同发音的“章剑华”，主创有意直指真实的社会案件。导演简君晋也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提到自己创作电影的初心，“新闻的真相和残疾院舍的内幕不应该被人们遗忘，”而公义的失守、黑白的倒错、无法惩恶扬善的意难平，这一切不公的背后，映射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

“彩桥之家”是电影用来放置罪恶的场所，院长章健华伪善卑鄙，院舍看护芳姐凶神恶煞如同地狱恶鬼。“彩桥之家”的楼下人来人往，却没有人过多关注过在狭窄的院舍之内，有人被虐待、有人被性侵、有人被毫无人权地当作物件，即使有路人看到芳姐在暴力拉扯逃到楼下的病友，也只是淡淡一眼，甚至充满嫌恶。在制度缺失的庇护下，人心险恶、人情淡薄。

“我们一直以来建立这么多制度，但你现在告诉我，这些所谓的制度，连一个小女孩也保护不了？”这句话是凌晓琪面对章健华被无罪释放后发出的灵魂叩问，如果不是因为制度的不健全，民众不会多次三番报警、投诉无用，受害者不会讨公道无果，更不会出现惩治罪犯无门的不公。

除了“张健华性侵案”，影片还涉及到2015年“剑桥护老院长者遭脱光露天等洗澡”、2016年“国宝之家残疾院舍烧卖烚菜送饭事件”以及同年康桥之家的“8个月内6名院友离奇死亡”的案件，因为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结构性的问题成为各个环节漏洞百出的保护伞，白日之下，罪恶在众生来去匆匆的身影中被一再纵容，相似的事只会日复一日发生，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记者与真相

“梦想值几个钱，我只想加工资。”

记者总被认为是理想灌溉的职业，但在《白日之下》中，“理想”一词好像不再是支撑新闻工作者前进的动力，反而时常出现在记者们充满自嘲和戏谑的语气中。

凌晓琪的出场并非传统意义上富有正义和道德感的记者形象，作为一个已经被现实磨去锐气的理想青年，和初入职场的新人相比，她早已失去势必要做出一番成就的昂扬斗志，余下的只有垂头丧气、默认和妥协。用她自己的话就是，当你做出一篇报道，但却看到没有一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只会变得麻木。

《白日之下》剧照

凌晓琪潜入“彩桥之家”，最初目的只是为了完成一篇有爆点的报道，真相并不是她的追求目标，真相仅仅是自己职业所需的素材。在“彩桥之家”的暗访和潜伏，也只是在不断搜寻更适合做出爆点新闻的题材，这些努力无关正义感和善良，相反充满了功利目的。但在真正目睹了院舍内院友惨状后，她的心态和出发点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改变。

院友们被常年封闭在狭窄的房间内，面对明天，他们有的感到不知何去何从的茫然，有的则直面步步逼近的死亡，阳光不再直接落在他们身上。有智力障碍的明仔面对朋友小玲被性侵时无能为力，只能从高楼一跃而下，年轻的生命永远被定格在艳阳高照的晴空，朗朗白日高悬头顶，他的痛苦却不被接纳；院舍老人们出现在白日之下的时候，竟是毫无尊严地被放在露天场地中被水枪冲洗，太阳只会毫不怜惜地暴晒在他们衰老的肌肤上。

小玲被院长侵犯成为了彻底的导火索，凌晓琪再也无法再放任自己的麻木，即使她改变不了世界，也要试图去做些什么。

上司对凌晓琪说，“过两天谁都不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相似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大家不过是关注过后又淡忘，那这样的努力真的有意义吗？这不止是对凌晓琪的叩问，也不止是对新闻工作者的质询，这或许是对每一个依然关注真相并仍为之感到愤怒的人的追问。如果做了，世界并不会有什么改变，是不是就不做了？

影片最后并没有给人长舒一口气的机会，而是将沉重的包袱留在观众的心中。如果说我们不问责、不愤怒、不记住，那么这样的事将永远没有尽头。导演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这样的反高潮设置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现实本就如此。也是直到今年三月，电影原型张健华性侵一案才颁下判词，裁定原告方胜诉。十年过去了，真相本不该来的太迟。

影片中，在“彩桥之家”被关闭，院友们无处可去之时，凌晓琪成为了被众人责怪的对象，通伯对她说，“不要因为做出正确的决定而感到愧疚。”

或许这也是导演想借通伯之口告诉我们的，做了总比不做强，做了总比无动于衷强，理想只是我们面对现实时依旧愤怒的载体，即使理想磨灭，但生而为人的愤怒依旧，你无需为了正确的决定而愧疚。

弱者困境

“人老了，就是包袱。”

《白日之下》除了展现对残障人士身处弱势的困境，也聚焦养老困境的表达，可以说是有意地把残障人士和老年人进行了并列。

当你正值壮年时，可以轻易地赢得尊敬，但是当人一旦走向衰老，仿佛就成了弱者，成了“包袱”。

影片中暗示，凌晓琪决定做福利院报道或许还因为她已经过世的爷爷。爷爷生前一直住在养老院，从她对母亲的责备中可以看出，她对老人临终前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怀而倍感不满，但母亲拒绝接受来自女儿的责备，一句“我也会老，人老了，就是包袱”。打得凌晓琪措手不及。

凌晓琪母亲并非真的冷漠，从她远从中山来到香港替老人安置身后之事，便能看出她对长辈的尽心，只是对一个丈夫早逝的女人来说，她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每个人都会老去，这是恒定的自然规律，但社会并没能给子女养老提供更多帮助，中年人在负担巨大生活压力的同时，还要花费心力看护老人，好像最后给子女们留下的最优选项，只剩下将老人送进养老院。这又回到了文章开头提到的制度之失，私营福利机构管理不善、虐待院友，养老问题像无法逃脱的循环。

《白日之下》剧照

从文化层面，现代社会下的亲情链接感也在被逐渐弱化。院友水哥收到孙女的结婚请柬，费尽心思打扮得体面出席，却被自己的女儿赶出婚礼，这已经不止是物质上的老无所养、老无所依，而是血脉间情感的冲淡，是传统亲缘关系在现代社会下无力为继。反而是出于功利目的来到“彩桥之家”的余香凝及其同事，他们和院友们建立的关系，反倒体现出前现代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脉脉温情。

章健华给自己脱罪时说，“是他们的家人、是社会遗弃了他们，”此话虽然充满令人愤怒的诡辩，但部分逻辑依然有一定的可立足之处，这不禁让人胆寒，正是家人和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忽视和抛弃，才使得无数个“章健华”有了可乘之机，罪恶如同杂草在不被人注意的缝隙中慢慢生长，若不加以制止，或许终有一天也会将我们吞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