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体报道看日本战后的“反战和平主义”

◆匡伶 林敏洁

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8月底到9月初，美军以盟国占领军的名义占领日本，对日本进行民主化、非军事化改革。日本民众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推动了战后和平运动的发展，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各个层面。日本社会普遍认为日本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和平国家”，“反战和平主义”也被视作日本民族的重要特征。但结合日本主流媒体相关报道，回顾这一思潮在战后日本社会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其内容与意义皆经历了曲折的变化，似乎也不能简单地将日本视作是一个贯彻和平主义的国家。

一、日本战败初期的“和平国家”论（1945-1950）

1945年8月27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首次提出建设“和平国家”的观点：“这场战争是无疑是举国战争，但国家行动并非只有战争。某些情况下，信仰、思想、学问、和平是比战争更重要、更困难的国家行动。从这一角度看，尽管我们是战争的失败者，但也可以成为和平的胜利者、学问与思想的冠军。”该文发表于盟军进驻前，或许带有表态的意图，从文中亦可知此时的“和平”尚未成为独立的明确的理念，仅是与信仰、思想、学问等相提并论的、可供选择的方向之一。

“和平国家”作为建国方针被提出是在同年9月5日，裕仁天皇发表“敕语”《确立和平国家 举国自疆 培养国本》，从国家规划的层面提出“建立和平国家”的目标。同日，《朝日新闻》发表社论《和平国家》对此展开评论：“已经战败的日本不会蠢到再考虑战争。我们要在精神上活下去，要在文化上活下去，要在学问、宗教、道义上活下去。（中略）‘敕语’宣告了要建设‘和平国家’的目标。因此，我们作为和平国家的和平国民要走上绝无失败的文化与精神大道。”该文基本延续了8月27日社论的观点，但同时也呼应“敕语”提出的建设“和平国家”的理想，强调“和平”才是日本国家与人民的前途所在。此后三年至1948年底，《朝日新闻》共刊登18篇“和平”相关社论，从新产业建设、世界运动、和平宪法等多个角度展开讨论，一方面对外表明“和平”发展的志向，同时对内宣传建设“和平国家”的理想。

1947年5月3日，日本宪法颁布，条款包含永久放弃发动战争、不保有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等，因此也被称作“和平宪法”。日本思想界对此展开了很多讨论，如和平国家论、文化国家论、主权限制论、基于国际法或世界法的国家论、新秩序论等。讨论空前活跃，但关于“和平国家”的构想缺乏基于战败事实的理性思考，未能站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并无条件投降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来探讨日本国家的本质及未来。应该说，该时期的“和平国家”尚停留在理念阶段，这也造成了日本战后初期和平运动发展的滞后以及转型动力的不足。

二、日本战后初期的反战和平运动（1950-1960）

战后日本人的战争观的确发生了变化。1950年1月，铃木茂三郎在社会党第七次大会上提出“青年，不要再次拿枪!夫人!不要再送丈夫和孩子去战场”的口号；GHQ民间情报教育局顾问爱尔斯在演讲中要求驱逐“红色教授”，东北大学于1950年5月2日发动抵制斗争；同年5月16日，东京都内聚集5000名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游行；日教会在1951年1月再次发起“不再送孩子上战场”的运动；《听，海神之声》出版后，日本阵亡学生纪念会主办“不再重复海神悲剧”运动。此类事件接连发生，可见日本民众对战争的反对，但与其说是反战，更像是不愿再次卷入战争的厌战情绪。

1951年9月，日本国会通过《和平条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美军结束对日本的占领，然而驻军遗留的基地问题、美军犯罪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从1952年起，内滩斗争、浅间、妙义、砂川与基地的斗争相继爆发，大高根射爆场反对斗争、富士山训练场返还斗争、板付基地迁移运动、拆除基地斗争等接连发生，此后还有1955年的百里基地、1958年的反对新设新岛导弹试射场斗争、反对自卫队新建基地运动等。反战和平问题发展为反对再军备、反对基地问题，可见该时期的和平运动还带有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

社会运动在1959年随着安保运动的爆发达到高潮，应该总结的课题堆积如山，但实际上各种问题相互裹挟，反而加剧了日本国内的矛盾冲突。《朝日新闻》在1959年8月15日的社论中表示，当时“在日本国内有一条看不见的三八线，国民被卷入政治斗争，彼此之间感受不到共性”。《每日新闻》也在同日发表社论表示：“尽管所有人都接受将日本建设为和平国家的方针，但几乎所有大的社会问题都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且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这也使得‘和平国家’这一招牌失去了意义。”

因此，尽管和平主义者呼吁保持日本国内的和平与和谐，主流媒体也把焦点放在对和平主义的宣传与普及上，但如火如荼的社会运动将各种问题都演变为“和平问题”，实际妨碍了对真正的问题展开讨论与解决。此时的反战和平主义只是空洞的口号，是协调日本国内矛盾的概念性的存在，实际缺乏变革社会的能力。

三、“唯一被爆国”的反战和平“使命”（1960-1970）

进入60年代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国民意识的改变，民众的关注点逐渐从经济复苏转向精神复苏，开始寻求新的民族身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国际社会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日本将自身定位成“唯一遭受核爆炸的国家”。

1963年8月15日，《朝日新闻》在社论中讨论了广岛核爆炸事件。此前也有相关报道，但关注的是少数受害者，此次社论则将核爆炸作为全体日本人的共同经历，将“唯一被爆国”与“日本国民的使命”连结在一起。文中写道：“日本是唯一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民族，为避免再次发生那样的战争，日本作为有色人种及唯一被爆国，真正能为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就是努力发现所有种族与民族和平共处的道路。”《读卖新闻》也表达了相似观点：“以原子弹洗礼这一史无前例的经历来结束战争，日本国民由此知道了战争的罪恶，了解了和平对人类来说是无可替代的最宝贵的东西。日本人的宿命就是承担起防止战争、确立和平的使命。对这种使命的追求跟日本的国际信誉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密切相关。”

经由媒体的大力宣传，广岛与长崎的核爆炸被放大为日本民族的集体创伤，“唯一被爆国”日本得以塑造，并代替“战败国”成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新形象。与此同时，“受害者意识”相关话题也频现报端，而且所谓“受害者”在媒体的刻意渲染下超越了核爆炸事件，扩大到了所有在二战中遭受不幸的日本人。尽管各媒体在该问题上的态度存在差异，但经过充分的讨论与传播，“受害者意识”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反战和平主义也因此与“唯一被爆国”日本的“和平使命”相关联，成为日本塑造其崭新国际形象的外衣。

四、反战和平主义与日本国际战略（1970-1990）

70年代初，日本成为GDP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进一步确立其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从60年代末开始的日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东南亚各国的反日情绪也不断高涨；美国在1969年提出新亚洲政策，在军事上开始着手从亚洲撤军；加上1971年的尼克松危机与1973年的石油危机爆发，内外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外交政策。进入80年代后，加强与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此时的反战和平主义不再是单纯的理想或目标，而是与现实政策及具体课题相结合，成为实现日本安全保障的不可或缺的理念。

媒体也纷纷表示，缺乏资源、没有军备的日本要想在今后的世界生存下去，唯一的途径就是保持和平，和平路线与国际合作最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朝日新闻》在1972年8月15日刊登的社论中写道：“日本应该致力于缓和国际紧张关系，不仅要与美国、中国、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也要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经济合作。”《每日新闻》在翌年8月15日发表社论《和平与繁荣在于国际合作》，文中表示：“要维持日本经济的繁荣，最重要的是与发展中国家保持和谐关系。日本要想作为和平国家继续繁荣，需要国际合作。”对《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来说，日本的反战和平主义还有“轻武装”和“非核”的意思，他们认为战后日本是一个没有军事力量的国家，之所以能迅速发展成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正是因为采取“轻军事重经济”政策，日本的这一特殊经历使其有资格向国际社会推广自己的经验。

和平之于日本如此重要，以至于媒体转而质疑起国民对和平主义的落实。如《每日新闻》在1975年8月15日的社论中表示：“日本无疑成了‘和平国家’，但国民意识中存在‘习惯和平’的思维，实际正是和平主义虚无化的表现”。媒体担忧随着战争亲历者不断离世，了解战争悲惨的人越来越少，新一代日本年轻人会越来越无法理解和平的价值，继而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因而一再重申加强和平教育的必要性。总体而言，该时期日本主流媒体基本认同和平主义已在日本社会扎根，但更强调反战和平主义在日本经济繁荣与安全保障问题上的现实政策意义。

五、小结

纵观反战和平主义在战后日本社会中的发展历程，从建设和平国家的理想、解决国内矛盾的理念、塑造国际形象的要素、到攸关日本经济繁荣与安全保障的外交政策，其内容与意义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发生了多次变化。自进入90年代后，日本社会对反战和平主义的认识与接受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将反战和平主义视为日本国家身份的做法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下已然行不通，反战和平主义的概念因此被分成“以宪法第九条为中心的战后和平主义”和“发挥积极国际作用的和平主义”两类，这打破了此前日本社会的共识，探索新的价值观也因此成为迫切的问题。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立场对立加剧、国民思想右倾程度加深，反战和平主义未来能否在日本社会中超越分歧、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值得关注。（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林敏洁系本稿通讯作者。本稿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民间反战记忆跨领域研究”(17ZDA28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