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相权，谁更代表正义？

当我们聊起君权和相权时，通常看到的情况，都是批判君权、理解相权。

换句话说，君权的强大，似乎永远是集权和专制的象征，相权，则是公忠体国和济世安民的代称。

事实是这样的么？

君权、相权，谁又更能代表正义的一方呢？

以笔者看来，以道德或正义与否，来看待君权和相权以及皇帝和士大夫的关系，这种思路，一开始就进入了误区，是错误的。

正确看到他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应该站在政治平衡和终极目的上来审视。

政治平衡，就是二者之间保持一个最恰当的节点位置，以达到互相协作又牵制的关系，不能彻底偏向任何一方；

终极目的，就是让全天下的各阶层人们，实现最大化的收益，而非个别阶层和群体垄断所有利益。

事实上，君权绝非代表集权和专制，相权更不代表着胸怀天下。二者，谁也不是正义和邪恶的化身。

而且，与大家耳熟能详的“君主专制”概念相比，中国历史上宰（丞）相专权，才是更为主流的存在，并且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及天下百姓更具破坏性。

为什么呢？

君权虽然是天下最高职位，但实际掌握下面各阶层群体的，不是皇权，而是士大夫群体。而士大夫们的代表人物，就是丞相（宰相），就是相权！

如果君权足够强大，可以暂时压制相权，及其利益集团。皇帝其实是最希望百姓有饭吃，天下稳定的。因为天下是他们的。即便出于自身利益，百姓稳，他们也是最终受益人。

而相权若是压过君权，则会是个别利益集团得利，反而未必对百姓有利。因为天下不是他们的，百姓是否有饭吃，对他们也没有压力。不断兼并弱小，达到自身利益最大化，乃至搅动天下趁乱称帝，才是他们在乎的。历史上的宰（丞）相专权，引起的危害不仅会及时显现，且危害深远。

一 历史上的宰相专权。

人们比较熟悉的、最早可以称之为权臣误国的，就是秦国的赵高。这厮以宦官之身，把持帝国朝政长达20余年，其大肆排斥异己、权倾朝野的佐证，干脆成就了那句极为有名的成语——指鹿为马。几乎以一人之力导致了秦朝的灭亡。

（图：赵高）

汉末就更别提了。除董卓外，曾夺取东汉江山的曹魏，也在末期受到权臣司马家族的架空。不仅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流传后世，曹髦以孤勇之身试图剿灭司马家族时，居然被臣劝阻道：陛下何故谋反？如此言论，实在有些哭笑不得。

（图：司马氏）

及至中晚唐时，大家都知道朝政毁于宦官专权，但安史之乱也是源自相权独大。唐朝的宰相，通常由多人担任，其中为首者被称为“执政事笔”。玄宗时期的李林甫、杨国忠都曾任过此职。

李林甫既是能臣，更是奸相。“口腹蜜剑”这句成语，正是出自于他。其把持相权19年，将“开元之治”的清明政治彻底摧毁。玄宗正是因为太过信任他，不再过问基层真相、沉湎于安逸享乐，才毁掉了自己的江山。

对于李林甫的专权，欧阳修在《新唐书》直言道：

木将坏，虫实生之；国将亡，妖实产之。故三宰啸凶牝夺辰，林甫将蕃黄屋奔，鬼质败谋兴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呜呼，有国家者，不可戒哉！

安史之乱后，肃宗就深感相权过于集中后，形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危害，遂实行轮换制，宰相“十日一秉笔”。为的就是杜绝相权长期独揽大权，架空皇权、堵塞基层民意。

到了北宋，皇权通过分权，曾一度控制了相权独大。比如将财政权划给三司使，军权分给枢密院，同时设置参知政事副宰相来制衡宰相。宋仁宗时，又逐渐形成台谏制度，台谏官拥有监督权，可以给宰相和皇帝提出意见。其与皇权、相权互相制约。

直到宋神宗时期，皇权为推行新法，绕过原有行政机制，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赋予宰相王安石极大权力。由此，王安石一人同时掌控军事、财政和行政多项大权，若遇急事大事，都可以先斩后奏。于是，相权又得到机会极具扩张起来，并且逐渐失去制约。

（图：相权左右朝政）

南宋，是相权专权搅乱朝政的重灾区时代。先后出现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可谓罪大恶极的奸臣、权臣，几个祸害专权合计长达60多年，几乎占据南宋152年的一半时光。

首恶便是秦桧。此人因为掌握了高宗急于与金人和议的心态，又身兼金人潜伏宋庭的高级间谍，借机独揽相权和军权。不仅把人事任免的大权掌控在自己手里，还让高宗下令，不许台谏官监督宰相，其实也就是杜绝了台谏官监督自己的可能。如此一来，秦桧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了。各地报奏朝廷的公文，也都只写“申尚书省取指挥”，决然不提高宗了。

史载其鼓动高宗：

“讨论和议，大臣们说法不同，畏首畏尾。如果陛下想讲和，请交给我就行，不要让群臣干涉。这样和议就能成功。”

高宗的吴皇后，曾召见秦桧夫人吃饭 。宴席，吴皇后问秦夫人是否吃过淮青鱼。秦夫人轻蔑的回答说，自家吃的鱼比这里吃的又大又多。还说要给吴皇后家里送鱼。秦家比皇宫还要优先垄断财富和权贵，不止眼里已无任何人，更可谓是将赵构玩弄于股掌之中。

晚年的秦桧，仍不放权力，始终在宅邸操纵朝政。被后世称为“密室政治”。史载：桧时已病，坐格天阁下，吏以牍进，欲落笔，手颤而污”。

秦桧在南宋弄权十九年，干的一概都是割地、称臣、纳贡之事，全无骨气之为。以至于南宋朝廷，始终身处风雨飘摇之中。经济、政治、军事全满崩溃，对后世负面影响之深远，罄竹难书。

（图：秦桧）

秦桧之后的宰相，也都以其为“模范”，以左右皇权为目的，心中更没有什么天下和百姓！

史弥远便是这样的典例。其学习秦桧，长期在私宅控制朝局。一举废除宰执合堂共议的政事堂制，身兼左丞相和枢密使，军政一起把控，打破了宋代的分权机制。几乎可以说是将宰相弄权的现象，给制度化了。同时，其一反韩佣胄曾经的内外政策，大力鼓吹对金妥协。朝中大小事务，已决定于史弥远手中，没人再向宁宗禀告了。

史载：“威势已成，遂至决事于房闼，操权于床第……皆言相不言君。”

更有甚者，理宗绍定四年(1231)，临安突发大火。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皇家档案馆、皇帝宗庙等朝廷机构全被烧毁。但救火的禁军将领冯榯不先顾及皇宫，反带兵抢先给史弥远家救火。

时人有诗讽刺曰： “殿前将军猛如虎，救得汾阳令公府。祖宗神灵飞上天，可怜九庙成焦土。 ”

贾似道是又一反例，但也伴随着南宋垮台而遗臭万年。其在礼仪上和制度上也专权极大。可谓上无敬畏天道之心、下无体恤百姓疾苦之意。

北宋时期台谏、相权、皇权互相制衡的体系，在皇权撒手不管的放任下，被秦桧等人完全破坏。宰相专权造成南宋吏治腐败、享乐阿谀风气。错失振兴和恢复故土的机会，面对金、蒙强敌时任人宰割，乃至走向灭亡。皇权和相权的失衡，尤其是相权的独大，垄断连通国家上下通道，是最为重要原因之一。

二 明代为分化相权，意外出现的新型管理方式——内阁制。

古代社会的权力博弈，和百姓关系极小，主要都是集中在高层的皇权和相权（功臣）集团之间。而在这千百年的博弈和发展中，皇权和相权，也终于在明代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二者之间，早已没有可隐瞒的谋略。双方都在寻找更新的机会和可能，有效地控制国家。

但如前文所说，在任何时期，皇权在保证自己利益的情况下，仍会考虑到社会稳定和百姓的基本吃喝，但相权考虑的永远只会是自身集团利益的不断做大。

在此，不得不说朱元璋的政治眼光和魄力。不管是出于自身利益所求，还是帝国长久发展，还是无数士大夫们的百般唾骂，一千多年的相权，终于在他的手里终结。

其实，明朝最初还是沿袭了元制，设立过中书省，也置了左、右丞相辅佐自己。历史中，有的也可以轮转，比如明初也出现过类似秦桧、史弥远和贾似道这些，几乎可以成为权相的人物，比如胡惟庸。

开始的胡惟庸，自然也是谦逊奋进，颇得朱元璋赏识。但久而久之，想必是任相期间权力不断扩大，掌握他人生杀大权后的心态失衡，日益专权也就不意外的发生了。欺上瞒下、遍植朋党、排斥异己，淮西权贵集团由此不断做大。群臣不顾皇权而纷纷转投相权，相权集团独大，同时架空皇权之势，似乎已不可逆转。

但历史中更多的时候，是不可复制的。比如胡惟庸面对的不是宋高宗、宋理宗这些，他面对的是朱元璋，这个拿着破碗要饭，最后血里火里活过来的、冷酷的政治家。

（图：朱元璋与胡惟庸）

历史上的皇权和相权的世代纠结，也就在这种意外的对抗中彻底走进了历史的尘埃。

朱元璋以“谋不轨”之罪诛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史称“胡党之狱”。

明代史籍中，有关于胡惟庸案的记载，多是互有矛盾的。有关胡惟庸谋反之论，也是站不住脚的。垄断些朝廷资源搞搞朋党也就罢了，那么多连朱元璋都要谋虑再三才敢下手的骄兵悍将，你一个半路出道的小字辈儿胡惟庸，又如何有威望和资本指挥他们反叛建国？更何况还有驻扎在外的几大藩王。

所以说，胡惟庸试图弄权架空皇权是真的，但要说谋反，实在荒唐。“胡党之狱”，实际是朱元璋打压相权的借口一说，基本是确定无疑的了。

但我们也无需对朱元璋在道德上大加批判。因为高层政治斗争，本就和书本道德无关，也和百姓无关。朱元璋狠，骄兵悍将也不是善茬儿。朱元璋不处理胡惟庸、蓝玉，后者早晚会骄横到蔑视朱允炆，乃至起兵自立。

于是，胡惟庸案之，朱元璋一举废除中书省和宰相，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但勤奋如朱元璋者，依然无法以一人之身处理相权涉及的所有事务，于是，朱元璋设置四辅官这类秘书职务辅佐自己。

这，就是明代开启“内阁制”的萌芽时期。

你要说朱元璋是出于多大的公心，做出的取缔宰相的决定，那是不可能的。不要说旧制度下的阶级社会，就放在当今世界上，不管是出于官本位还是资本位，彻底放弃等级意识，完全出于公心办事也是不太现实的。

但就像开篇所说，我们若是以道德视角看待历史上的人物和制度兴替，那就是从出发时便是错误的了。所以，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比如朱元璋的制度更新。

也就是说，朱元璋出于家天下的私心，做出罢撤宰相的决定，其实是符合时代背景的，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因为他做出的这个决定，意外地开启了一个新的管理制度——“内阁制”的出现和发展，这个不得不说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有积极的意义，而非过去权力的简单博弈和新旧轮换。

朱棣夺位后，顺应了不设宰相的父命，遂派解缙、胡广、杨荣等人入午门值文渊阁，进一步将曾经的“四辅官”向制度化推进，“内阁”一词明确出现。“内阁制”也从萌芽进入实体阶段，及至仁宗、明宣宗时期得到更大发展，最终在嘉靖、万历年间，进入巅峰期。

“内阁制”的基本操作，大家都不陌生。通常由内阁大臣将建议写在纸上，贴在奏章上，叫“票拟”。皇帝用红字做批示，叫“批红”。随着朱棣之后的皇帝能力有限，多数“批红”权便由经过文化教育的司礼监太监，以形同秘书的身份，在秉承皇命后代笔书写发布下去。

在此，有人肯定会说，“内阁制”根本就和后来的君主立宪更不是一回事。

当然了！

“内阁制”在有明一代，始终就没有真正具备理法上的地位，也就说，它的出现和发展，一直是处在一个变化和调整中。但这个时候，就需要用我们所说的“大历史”去看问题了。不要盯着明朝去看内阁制，而是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上看，就会发现，过去社会里，多数情况下是相权独大架空皇权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垄断有限资源割裂上下沟通的弊端。但这一切，在“内阁制”出台后却不复再现。

同时，明代的“内阁制”和近代君主立宪，肯定也不是一回事啊。但我们为什么非要和近代的君主立宪比呢？君主立宪也不过是众多管理体制中的一类，它既非最先出现的，更不是最先进的。如此可以对比，本身就不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发展适合自己的制度，才是最该做的。

还有说，“内阁制”是为了皇权集中。

这个也没错啊。

但为什么人们对这个那么敏感？归根到底，还是人们潜意识里的感性色彩影响：皇权大，是天下人的缺失，是错误的；相权大，就会制衡皇权，让大多数人得利，是好事。其实这也是开始说的，用道德看待历史和政治的误区。

明代皇权适当收回权力，通过取消相权，设置内阁，分化、堵住了相权集团，堵塞了其垄断上下沟通的可能。对于百姓，并非是件坏事。相权转化为内阁后，相权原有的决策权收回皇权手中，内阁有议政权，行政权分属六部。地方上再分三司，上接中央司法、军事、行政。同时，皇权包络培训太监代皇帝与内阁对接，也让太监牵制住了内阁文官。

但若相权做大，往往相较皇权，会拥有接触基层的实际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更兼财政、军事和行政权于一身。架空皇权的同时，垄断社会资源、鱼肉百姓不过举手之劳。

所以，与其说朱元璋罢撤宰相后，让皇权空前加强，更为客观的说法，应该是本来就不能垄断全国所有人的皇权，“适当”收回了权力，回归正常状态。而代表士大夫集团的相权，在与皇权代言人司礼监的博弈和沟通中，也逐渐弱化，无法形成合力堵塞上下。皇权和相权，达到了相互协作又相互制约的状态，也让社会进入一种平衡且稳定的发展环境。

但为什么说嘉靖、万历时期，是“内阁制”的巅峰呢？

（图：张居正）

那就必须要提张居正了。过去的内阁，在稳定皇权和士大夫（相权）的关系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决策权尚不明确。正是到了张居正时期，才因其早就具有天子老师的身份，以及与司礼监的合作，将内阁的决策权争取到手。才得以把内阁决意，自己写成奏折，再由自己“票拟”通过。

但明代以前，已多次出现相权做大架空皇权，以至天下糜烂的局面。为什么同样是集多项权力于一身的张居正，且以帝师身份可以斥责皇帝的情况下，没有出现这样前朝的恶果呢？

首先，就是张居正自身的为人为官理念。张居正虽然在一些人眼里，是独断朝纲。但从他实际的言行上看，他的人生理念只有一个，那就是——富国强兵。他压根没有架空皇权堵塞上下的念头，更没有这样的行动。他死后的所有钱财，作为一个宰相级别的人物，几乎可以无视。

除去张居正自身的原因，制度上也没有让他实现相权做大搅乱天下的可能。因为明朝在理法上就没有宰相一职，连内阁都是在含糊其辞中。内阁大臣一边代表皇帝与士大夫集团沟通，一边又代表士大夫集团，与代表皇权的司礼监沟通。再来一百个张居正，也不能以似是而非的宰相职务，带领似是而非的内阁，向下指挥六部行事。

一切，都在含糊中摸索着，尝试着，前进着。

但即便如此，明代“内阁制”也是较以往是具有前进意义的。尝试和摸索，正是这种前进必要的过程，何况，明代的“内阁制”是在内外环境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在进行的。无论如何，这都这要比动辄揭竿而起，不管结果如何，先把天下弄乱试试再说的盲目冲动，要理性和聪明得多，更是对天下所有苍生基本生命权的尊重。

但明代的“内阁制”，是否让皇权也得到制约呢？

答案是无疑的。

有人会说，明朝的“内阁制”不过是秘书机构，什么也做不了。

这个也是纠结于一时，而非纵观历史发展在看。明代在法理制度上，确实没有内阁驳回圣旨的权力，但给事中却有驳回圣旨的“封还权”。皇权也会因内阁背后的士大夫集团而做出妥协，内阁便可以拒为圣旨写“票拟”。

明世宗即位，便因欲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的“大礼议”事件，与内阁较量三年之久，才最终勉强达到目的。

隆庆初，穆宗对言官们乱议政事很气脑，想要阁首辅徐阶处理，但徐阶却婉言拒绝。史载：徐阶草疏曰:科道等官本因遭际昌时，思欲少效报答，但性气粗率则言或过当，事出风闻则语或失实，其不谙事体、读扰震严诚有如圣谕者。然天威在上，以臣等度之亦非敢故为冒犯也。合无容臣等恭录圣谕传示科道等官，使各省改，以仰承皇上天宽地容之造。

之后，皇权并没有恶意报复。说明当时的皇权认可了这种平衡，也尊重相权的反对意见，相权也没有资本阶级做大架空皇权。

千百年来皇权与相权集团的较量中，明代“内阁制”的出现，在当时是相对最为合理的处理方式。明代绝大多数时期，也都是在“内阁制”的管理方式中推进发展的。这种基于集体决策的机制，一方面，避免了极度依赖皇帝一人的短板，亦即皇帝英明，国家兴盛；皇帝愚昧，国家沦丧。更杜绝了内阁首辅集权过度集权后的隐患。所以，也才有了200多年皇帝不用事必躬亲，朝政和社会依然各自发展的态势。

三 中国历史上皇帝集权的真正巅峰期，是什么时代？

这个真正的巅峰期，恰恰不是明朝的内阁，而是清朝的军机处。

当然，不管明朝内阁，还是清朝军机处，最初都是为了强化君权。但前文提到，正因为内阁首辅、甚至内阁，没有合法架空皇权的名分，所以即便类似权相的严嵩，也无法撼动皇权，更无法吸纳民间军事、政治资源反叛。明代在解决了相权架空皇权的问题上，应该还说还是可以的。

明代的灭亡，有他自己独特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明亡不仅不是皇权强化造成的，反而是皇权失职，过度放纵社会不管的结果。可惜的是，明代政府面对整个时代的大变革时，没能拿出恰当的方案。

清代雍正创立的军机处，前身是为康熙作为办公处的南书房，远没有明代内阁的那种虽无名分、却做实事的机制，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秘书处。

清代的军机处，是真正只隶属皇帝一人的。王公大臣无权命令军机大臣, 以及了解军机处事务。军机处的设置，实则是将明朝早已废弃的专断独裁的弊端，重新捡了起来，并加以强化。皇帝一人昏庸，则政策误国误民的弊端,包括慈禧垂帘听政,是清朝走向灭亡的重大原因。

四 但为什么很多人，只提皇权独大的危害，不提相权做大的危害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书写这个论调的人，大多数都是自认为是士大夫的文人墨客。

毕竟，皇帝只有一个。但自以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读书人，却实在太多了。若想实现唯我独尊的优越感，即便只是在纸上、在心理上得到满足，想必也是件大快事！如此，就只能把自己代入成广大的士人或士大夫的角色中去。

只有把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树立成独裁和专权，作为士大夫群体的他们，才能实现左右皇权、操纵皇权，失去监管的他们，才有机会不受约束地吞并他人、攫取资源，以及指点江山的心理快感。如此，即便是他们中的最底层，也会把贬低皇权视为博取清明爱民形象，实现自己相权快感的手段。

这个群体，尽管仁人义士层出不穷，但虚伪、自私、欺软怕硬……，更是他们最广泛的脸谱。一旦做大，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扔掉满嘴的道德仁义，通过各种手段疯狂地兼并、垄断包括土地等一切社会资源，收割百姓韭菜，直接制造社会矛盾。

并且，因为他们处在皇权和百姓之间，又身兼教化民众的职责，随便几篇小作文，就能将矛盾和罪魁祸首转嫁给皇权和百姓，制造天下动荡。不管哪朝哪代，他们也都拥有足以富裕的资源。不会像很多皇帝那样，担心天下安危会影响自己宝座。也没有天下混乱时，百姓无依无靠的忧虑。

所以，还如前文所说，皇权和百姓大众，基本上不会直接发生根本冲突。但相权（士大夫集团）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关键一环。

让我们回归主题。皇权和相权，本就不该以道德和正义与否去划分。作为百姓大众，只要记住，他们和自己都不认识。只要他们之间达到平衡，谁也无法垄断社会资源，才是对自己最好的。

但如果听信了某些文人们的挑拨，认为皇权罪恶，士大夫们才是代表民意的，于是跟着他们一起闹，那可实在是被卖了还给人家点钱。骂都骂错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