唏嘘的香港左派电影，曾经失去的文化阵地（上篇）

——《香港左派电影研究》读后感

众所周知我国实行的是“一国两制”，香港实行的与内地截然相反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长期放养，甚至是主动退出阵地，造成港人对大陆越来越离心离德，甚至逐渐抛离中国传统文化。

这些现象的产生，比单纯制服香港的暴乱，显然更值得我们深思，政治、经济的政策有时候是可以收买人心，立竿见影的，但文化的认同是润物细无声的，是需要长期潜移默化的，然而因此，在物质生活基本算是充盈、国际人种竞争却越发激烈的今天，它所建立起来人与人的联系，不说坚不可摧，至少在情感上是非常难割弃的。

别的方面我不敢大放厥词，仅就从最熟悉的电影方面，探讨一下，在香港这块舆论阵地上，我们曾今有过哪些成就、努力、失误与没落。

英国的舆论强项主要在于广播报纸电视上面，因此在电视上开始还有较大幅度干预，比如在电视行业的香港三大电视台，香港佳视破产后，让其彻底停牌而非转让，避免出现第一个华人全资电视传媒；

丽的映声（亚视前身）本身就是英国丽的广播的子公司，后来在TVB的强大冲击下，入不敷出也是卖给澳洲财团而不是香港这个“外人”，这一措施直接导致黄锡照下台，麦当雄出走，丽的一下子丧失了在后来看来，唯一一次超越TVB的大好机会。

就连TVB，早期也有英资背景，三大创始人之一的祈德尊就是英国人，因此邵逸夫一开始并非大股东和经理人，在另外两位大股东陆续离世后，才逐步增资直至控股。

而在自己不太擅长的电影方面，一开始便实质处于监管真空地带。

不管承不承认，与俄国单方面抢地，美国单方面抢钱不同，带英对殖民地实行的是托管代理模式（不像日俄强制性的同文同种），落实在文化艺术上，则是50年代完全实施了任其自生自灭的“消极不干预”政策，既不干预，也不资助。

即便60年代初以后发展为“积极不干预”政策，但也没有总体的文化政策和目标，不以文化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各阶层，只要不影响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各种文化形式都有自由发展的空间。

这样的殖民当局被戏称为“小政府”，这种文化政策也被学界称之为“没有政策的文化政策”。

这在丘吉尔大肆宣扬“铁幕演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空前激烈的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不论说英国政府是否做的是表面功夫，“不干预政策”应该说对我方反而有利。

国共内战前后，以上海为代表的电影公司和人才向香港转移，建国后，我们虽未收复香港，但在当时社资意识形态对抗的国际大背景下，并未放弃对香港电影市场的争夺。

以长（城）凤（凰）新（联）为代表的左翼电影群体，甚至在和邵氏、电懋为代表的右翼，在50年代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直到七十年代，华语片甚至是港片主流。可是，当初被定为资产阶级趣味的邵氏电影，却笑到最后，最后用逸夫楼反哺了大陆，可算是历史的错位。

50年代左派电影公司发展势头迅猛，1952年香港国语片十大票房榜排行，长城一家公司就占了6席。

60年代中期以前，邵氏、电懋实行大片厂制度，电影产量迅速上升，但左、右两派在香港影坛和海外市场，都平分秋色。

直到文革出现，1971年到1974左派电影出现零生产，使得文革前累积的近1000万元盈余骤变为严重亏损，右派电影开始一枝独秀，并在商业电影环境中彻底占据主流。

但如果仅仅把左派电影的失势单纯的推给文革，不能说以偏概全，至少失之细节，一棍子打死，从而也失去了研究借鉴的意义。

左派电影的危机，首先来源于“台湾方面的努力” 。

1954年，王元龙、张善琨胡晋康、黄卓汉、王豪、严幼祥、白光等香港右派影人筹组“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

1955年台湾当局颁布《附匪电影事业及附匪电影从业人员审定办法》，赋予“自由总会”入台把关人、看门入的角色和权力，使之“成为台北当局驻港审核市场准入的机构，隶属台湾新闻局。它负责核查香港影片主创人员的政治身份，非其会员，则其影片禁入台湾。除非作出“以行动来拥护中华民国，倾向自由，和香港左派公司和影人，划清了界线’的政治表态”。

简言之，凡是要进入台湾市场的香港电影和影人，都必须到“自由总会”登记，并核发证明书或资格证书。而对于违反此规定的香港电影人，则采取惩罚措施。

比如著名导演李翰样因为到内地拍摄《垂帘听政》等影片，被“自由总会”取消会籍，台湾要求其必须写悔过书才能重返台湾市场，而他因为抹不开面子未写，所以拖至近20年后在著名导演李行等人的奔走呼吁下才获准解禁。大导演张彻也有过相似经历。

80年代，林子祥、缪骞人两位演员因为参演“银都”出品、许鞍华导演的影片《投奔怒海》，还被迫在国民党在香港所办的《香港时报》上发表“悔过声明”。梁家辉则是因为参演了内地实景拍摄的《垂帘听政》，又不肯写悔过书被台湾方面封杀，导致一年多没有戏拍，后在周润发的斡旋下才得以解禁。

面对右派的咄咄逼人，新中国也可以直接对左派电影势力从制作、发行、影院等诸多电影流通环节，进行资金扶助和政策支持。

在制作方面，除了直接的人才提供，60年代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就亲自创作，将改编完成的巴金名著《憩园》剧本交予“凤凰”拍摄成电影《故园春梦》。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就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关怀下成立南国影业公司，该公司由蔡楚生担任总监制，上海电影大亨、昆仑影业负责人夏云湖和香港知名人士利铭泽等集资创办，拥有阳翰生、史东山、司徒慧敏、司马文森、沈浮、卢敦、王为一、李清、张瑛等众多编导演人才，这样的组织架构和创作队伍，被当时的香港媒体形容为“集影界精英，极具规模”。

在发行方面，以前左派电影一般是交给邵氏等公司发行，为了弥补产业链上的不足，1950年5月1日以杨少任为主导创办南方影业。

公司前身是总部设在泰国的安达贸易公司的一个专门的发行部门,1949 年以SouthernFilm Corporation的商号和无限公司的形式在香港政府商业登记处注册登记。南方影业不仅把香港的电影引入南洋、内地，也把内地优秀影片引入香港，为两地电影沟通保留了难得的一条渠道。

有了制作、发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影院终端，1966年，南华戏院正式营业，因为位处旺角中心区而成为非常理想的龙头影院，同年，左派机构通过租下湾仔区摩利臣山道的一座仓库，并改建为南洋戏院，具有了另外一家龙头影院。

这样，分别以南华戏院和南洋戏院为龙头，香港左派机构有了自己的电影发行阵地，顺利搭建了包括南华戏院、珠江戏院、银都戏院在内的“九龙院线”，同时组成了包括南洋戏院、高升戏院和新光戏院(1972年建成)在内的“港岛院线”，合组成布局比较完整的著名的“双南院线”,主要服务于“长城”、“凤凰”电影以及内地国语片在港的上映。

另外一方面，为支持左派电影的市场收益，在1950年7月内地政府颁布的《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的许可范畴内,《绝代佳人》、《寸草心》、《一年之计》、《新寡》、《男大当婚》、《抢新郎》、《王老虎添丁》、《雷雨》等众多进步影片由指定的南方影业公司引入内地上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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