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特务全军覆没？戴笠无奈开追悼会，至死不知败在一教师手中

194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外勤力量解决党籍问题的规定》。

所谓的“外勤”人员这里是有特指的，大多是那些因为有些原因而不方便入党的人员。一般有：“各阶层进步分子，脱党分子，特务分子，自首叛变分子”。

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得这些人员有过难以简单确定的过去，但是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这些人员往往又是我党的重要前线人员。

因此为了能给这些人员在政治上给予肯定，才有了专门针对“外勤”人员解决党籍问题的特别规定。

其中对于不同情况也给予了不同的考核条件、考验时期、发展手续，其中最高级别的“特别党员”，要经西北局社会部介绍、西北局审核、中央批准。

1946年9月7日，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特批，由薛浩平、陈凯介绍吴南山入党。陇东地委特地为吴南山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月明监誓。

这是一场特别的入党仪式。入党人吴南山，这位原本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有心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分子，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名国民党的特务。

现在，兜兜转转之后再次走上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康庄大道，对于吴南山来说，其心情当真是既复杂又激动。

入党的第二年，吴南山便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

这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自己是如何从一个进步青年被国民党逼迫成为军统特务，又如何从一个军统特务转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经历。

吴南山是如何从一名进步教师成为军统特务的往事

吴南山原名叫做吴培杞，老家甘肃庆阳，出生在当地的一户殷实的家庭。

1935年，吴南山从平凉师资训练班毕业之后便回到老家的一所小学任教师。次年，红军在经历长征之后来到了陕甘地区，并入住庆阳。

红军一来，就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并在根据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在与红军接触的过程中，吴南山也就渐渐地有了投身工农革命的想法，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吴南山被调到了范家庙地区做了小学校长，于是便没有继续与红军接触。

但是，此时的吴南山已然在心中有了革命的思想，算是一个进步青年，因此经常都会发表一些红色言论。

这些言论给吴南山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当时吴南山的顶头上司，当地的教育局长在得知吴南山的红色言论之后，不仅在上级领导那里打吴南山的小报告，还借着各种由头克扣吴南山的工资。

实在逼得没办法的吴南山只能再次回到庆城完全小学任教，并在这里参加由共产党人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

原本一切都在向好时，原本的那个教育局长又闹出了一些幺蛾子。这名教育局长按照上级的命令将当地的部分教师全都送到国民党第三专员公署驻地庆阳县西峰镇进行管控，并且必须经过各种审查程序之后方才给安排工作。

像吴南山这种曾经就被这位教育局长给盯上的“红色分子”自然是不可能给分配工作的。走投无路的吴南山最终只能选择南下。

原本吴南山是想去重庆的，可是刚刚到汉中就被国民党军官杜长城给截了。杜长城见吴南山读过书，于是便诓骗其进入了位于汉中的“汉训班”。

所谓的“汉训班”表面上是国民政府为了补充抗日力量而成立的战时游击战术干部训练班，实际上却是戴笠特务培训学校。

进入这里的基本上都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成为军统的特务。其实在那个年代，好多混混巴不得进入到这样的地方，毕竟谁不想出来以后“横着走！”

但是对于吴南山这样心中有理想的人“汉训班”却是地狱。毕竟，军统所做的那些勾当没有谁是鄙夷的，并且军统那“生进死出”的规定也让人很是痛苦，要么对别人下手，要么等着军统内部对自己下手。

只是当时加入“汉训班”的时候吴南山并不知道这些，等知道的时候已经上了贼船。

从“汉训班”毕业之后吴南山便接到了任务，让吴南山潜伏回庆阳从事秘密工作。

原本心怀忐忑的吴南山一听是让自己回庆阳别提多高兴了，因为这位教官对于吴南山早年的经历并不知道多少。只要是让吴南山回到庆阳，吴南山就有机会和共产党取得联系，摆脱这见不得光的生活。

弃暗投明

1940年6月，吴南山回到了庆阳。此时的庆阳是我党的辖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吴南山为这番变化而震惊，同时也坚定了自己要“弃暗投明”的决心。

一回到庆阳县，陇东中学的校长便找到了吴南山，希望其能够到陇东中学来任教。当时的陇东中学是我党在陇东地区筹建的第一所中学。

吴南山欣悦地答应了下来，这样一来也算是潜伏到了共产党的“机构里面”，算是能够给自己的上级一个交代了。不过潜伏下来之后的吴南山要怎么与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并且说明自己的问题呢？

等了很久吴南山终于找到了机会。

1941年，吴南山的好友陆为公被选举为中共庆阳县政府第一任民选县长。两人当年都是红色爱国青年，并且还在吴南山受到那位国民党的教育局长为难时给予过声援。

一看上任的新县长是陆为公，吴南山心中有底了。

吴南山以访友的名义找到了陆为公，并向其袒露了自己被强行诓骗到“汉训班”的遭遇，希望对方能够将自己从火坑中救出来。

陆为公在听完吴南山的讲述之后觉得事情重大，既然国民党能够派吴南山来，就一定还有其他人，于是当夜就向自己的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

陆为公的上级是陕甘宁边区地委书记马文瑞，马文瑞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觉得事情重大，又再次将情况通报给了地委保安科科长李甫山。

后来三人一同找了吴南山进行谈话，并通过这次谈话知晓了很多关于军统在延安安插特务的内幕。谈话结束之后，三人一致认定吴南山是值得信任的，于是便将吴南山吸收成为了保安科秘密外勤人员。

在吴南山成为秘密外勤人员之后，立刻通过所知道的线索帮助地委保安科抓捕了郑崇义、刘志诚、李峰壁、贺举甲、高巍、崔勇义、张凌汉等数位军统特务。

一下子抓捕了这么多的敌特人员让李甫山震惊不已，于是便又向上级将这一情况进行了汇报。延安方面在得到了李甫山关于抓捕特务和吴南山弃暗投明的报告之后也认为事情严重，希望吴南山能够到延安去做一次汇报工作。

巧遇祁三益，揪出军统“延安组”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去往延安的路上，吴南山又抓出一条大鱼，这人便是祁三益。

祁三益原本是吴南山在“汉训班”的同学，擅长爆破。吴南山在去往延安的时候遇见了他，当时见面两人并不意外。由于当时军统内部有保密条例，潜伏特务之间彼此不能打听任务，因此祁三益并没有怀疑吴南山出现在延安是因为已经“投共”了。

多年不见的两人找了一处地方叙旧。说来这祁三益也真不是一块做间谍的料，酒过三巡便将自己这些年在军统的遭遇以及这次来的任务进行说了出来。

原来祁三益一直都在“汉训班”中担任教官，由于认识的人多，所以这次军统就是让其来做联络员的。

吴南山一听乐坏了。要是祁三益能够弃暗投明，那么潜伏的特务岂不是可以一网打尽了。

不过吴南山也没有急于去说服祁三益，而是借口现在延安正在严查特务，对方进出延安有危险。让对方随自己先去庆阳，自己想办法给对方弄一个通行证。

祁三益没出过什么外勤，因此对吴南山的话深信不疑，就这样跟着吴南山一同去了庆阳。

到了庆阳之后，吴南山立刻向上级汇报了情况。

于是祁三益一到庆阳便被抓捕，并由保卫部部长布鲁对其进行审讯。

最终祁三益这里得知，原来军统早就有所行动，派遣了大量的潜伏人员混入了延安，并且还给出了一份详细的名单。既然已经“竹筒倒豆子”将这一切都说了出来，所幸祁三益也表明了自己愿意争取立功赎罪的想法，毕竟当年祁三益也是被诓骗进入的“汉训班”。

当看到这一名单之后，布鲁惊愕不已，连夜又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李克农。

经过上级党组织的部署，为祁三益安排了一个新的工作，那就是延安某边区的一名教师。通过这层身份的掩盖，帮助党组织秘密抓捕潜伏特务。

最终保安处便抓捕了55名涉案人员，其中，汉训班的47人，浙江特训班的5人，未受训的2人，受训地不明的1人。

戴笠至死也不是道“延安组”是怎么暴露的

“延安组”全员覆没，在重庆的戴笠知道后气得直跺脚，但一点风都摸不到，不知道自己的这帮“精兵强将”是怎么露的馅。

更要命的是这55人被捕，戴笠根本没法向老蒋交代。

为了能够糊弄过去，戴笠干脆在收到这55人被捕的消息之后在重庆办了一场追悼会，全党这些人已经殉国了。

戴笠的苦肉计老蒋其实是明白的，只不过正值用人之际，也就不方便说什么了。

不过戴笠确真是到死都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暴露被抓捕的。

而吴南山在这件事之后便在庆阳北街开办一家文具店，一方面侦察是否有特务潜入，一方面设法与军统恢复联系，继续在这里“钓鱼”。

直到1947年年初，解放战争爆发在即，组织上决心公布汉训班真相，于是让吴南山写了一篇《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发表于2月7日的《解放日报》。

直到这时，军统才知道当初“延安组”全员暴露的真相。

参考资料：

《延安秘密战 ——中共西北局隐蔽斗争纪实》：《民主与法治》周刊 2018年底4期

《我的出路——一个曾被蒋特陷害的青年的自述》：《解放日报》194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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