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改了电报里的4个字，粟裕事后赞叹：真是神来之笔

1998年10月，一个美国军方代表团来到徐州，他们此行的目的并不是游览名胜古迹，而是要访问三个中国村庄，探寻那个他们曾经久久思考的问题……

碾庄、双堆集和陈官庄，与中国成千上万的普通村庄毫无两样，却在中国解放战争的史册上赫赫有名。

数十年前，一支人数多达80万，拥有美国战机、坦克、大炮的部队就在这一地区灰飞烟灭，给世界各国军事专家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要破解这一历史之谜，就要懂一点中国史。

历朝历代习惯上，把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起黄海、西达陕西潼关的这一大片盛产小麦的地区称为中原。

这里物产丰富，经济发达，陆路、水路交通便利。只要把握住这片土地，进可左右南北局势，退可控制中国腹地。

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一种压倒性的气势。在国人的传统心理上，中原就是国家、社稷、王朝、政权的代名词。历史上无法控制中原的政权，全部走向衰亡。

蒋介石尽管一败再败，但只要能占住中原，就仍有希望重整山河。所以，他把70%的兵力全部摆到了长江以北。

对他来讲，哪都可以丢，唯独中原不能丢。正因为如此，这块有文字记载以来已发生过400多次战争的土地上，在20世纪40年代爆发了最后一次规模空前的战争，参与军队达140万。

双方统帅——蒋介石与毛主席再清楚不过一句话：“得中原者得天下。”

1948年夏，南京的蒋介石和西柏坡的毛主席都在筹划着，如何于即将到来的中原大战中，置对手于死地。

内战爆发以后，毛主席借鉴了《西游记》中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故事，先后指挥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挺进中原，深入蒋军统治区的腹地，实现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直接威胁敌人统治中心的战略意图。

但这三支大军也经受着无后方作战的极大困难，人员装备丢了不少，战斗力受到削弱。毛主席一直在苦思冥想改变中原战局的策略。

山沟里的毛主席在琢磨南京城里的蒋介石，南京城里的蒋介石也在日夜琢磨山沟里的毛主席。

1948年夏，在南京召开的军事检讨会上，为了扼制我军的运动战，蒋介石将原来分散部署的198万正规军组成11个强大的进剿兵团和若干负责守备的绥靖区，其中在中原地区放置7个精锐兵团。

这些兵团实行合成军编制，全部机械化装备，从而实现机动作战，以动打动，逼我决战的战略企图。

蒋介石开始“用毛主席 的办法来对付毛主席”。

毛主席面对咄咄逼人的对手，似乎躲开了一步。他说，蒋介石在中原组织了许多机动兵团，企图同解放军决战，但我们不急于同他决战，只要求华东、中野密切协同，歼敌40个旅左右，到条件成熟时再说。

一位美国记者对蒋介石与毛主席做过有趣的描述：蒋介石很像一根铁棍子，坚硬而又有些僵化，更像一位循规蹈矩的军人；毛主席则像一根湖南湘竹，柔韧又有些飘逸，像是一位放荡不羁的诗人。

两人性格上的特点也反映到了军事指挥上，蒋介石用兵拘谨、保守，战法单一；毛主席则挥洒自如，多有神来之笔。

早在1948年1月，毛主席为了夺取中原作战的主动权，曾想出一个奇招：由常胜将军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十万人渡长江南进，钻进蒋介石的心腹地带折腾，迫使敌人20个至30个旅撤回长江以南，使中原我军在数量上占优势，将敌军分而治之。

然而，两个月后，华野副司令员粟裕却以个人的名义发出了一封使毛主席大感意外的电报。

电报中，粟裕建议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理由是十万大军远征敌占区，总兵力至少损失一半，无法对敌形成大的威胁。而如果以5万减员的代价在中原作战，至少可以歼敌3个至5个整编师。

毛主席意志如铁，从不轻易动摇决心。他电令陈毅、粟裕立即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来当面汇报。

心情紧张的粟裕在城南庄里并没有看到他所担心的情况。毛主席一改会见下级时从不岀屋门的习惯，大步迎出门外，拉住粟裕的手摇了又摇。

就是从那天起，我军放弃了毛主席“虎穴掏心”的计划，而采纳了粟裕“断其右臂”的战法。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毛主席最赏识的将领往往是那些敢于向他“叫板”提出不同意见的人。

不愿过江的粟裕必须用行动证明江北有大仗可打。他率部狂飙卷豫东，铁拳砸济南，4个月内歼敌23万。

济南城头硝烟未散，那封历史上很有名的电报已经摆上了毛主席的案头：1948年9月24日，粟裕建议乘胜打淮海。

英雄所见略同，粟裕的建议正中毛主席的下怀。

准确地讲，此时的战役计划，仅是以歼灭蒋军黄百韬兵团为目标，攻占淮阴、淮安和海州地区，歼敌十几个旅。

这就是淮海战役名称的由来。这时我军还没有敢想与蒋军80万大军打一场大决战。毛主席要求华野投入全部兵力，要求中原野战军给予密切协同。

“自古彭城列九州，龙争虎斗几千秋。”地处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的徐州古称彭城，扼中原地区的南北要冲，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秦末的刘邦、 项羽在此之战最终决定了天下一统。而两千年后的1948年，又一场惊天动地的战争在这片土地上上演。

大战在即，蒋介石相当自信。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一共进行过四次中原大战：前三次的北伐战争、蒋冯阎大战、中日台儿庄会战，均以胜利告终；

然而他身上过重的包袱，注定了他出手处处受制。一方面，他想以动打动，放弃死守大城市的老套路；

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过早放弃城市，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令美国人放弃援助。

他在军事指挥问题上的摇摆不定，令不少蒋军将领都有切肤之痛。

蒋介石办公室电话班班长王正元晚年曾说：“蒋介石有一种朝令夕改的脾气。他下的命令，一会儿心血来潮改了，等考虑一会儿，又直接打电话，一个小时之内，因为同一件事至少打给5个人。”

为了倾全力与解放军作战，蒋介石将“华中剿总”与“徐州剿总”合并。

他首先想到了比较能打仗的白崇禧，让其出马统一指挥。但作为桂系的白崇禧与蒋介石矛盾很深，推脱不就，蒋介石只好仍用刘峙镇守徐州。

刘峙，蒋军二级陆军上将， 江西吉安人，早年在黄埔军校担任战术教官，唯一的特长是对蒋介石处处紧跟。他常说，我以校长的意思为意思，校长命令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他指挥作战外行，却在官场上连连高升，在蒋军内被称为“福将”。

蒋介石也深知打仗不是儿戏，故又决定由杜聿明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

杜聿明是一个讲实干的战将，为了把中原战场的主动权夺回手中，他一上任就拟定了一个周密的作战计划——佯攻济宁，夺回济南，把津浦路打通。

这个计划没实现，就得怪蒋介石了。东北战局紧张，卫立煌拒不执行蒋介石东西对进的方针，蒋介石无奈之下想起了杜聿明。

1948年10月中，蒋介石坐飞机经过徐州，让杜聿明跟刘峙两个人上去看他，一上飞机后就不让杜聿明回来。

这使得刘峙乱了方寸，驻守徐州地区的数十万蒋军待在原地毫无动作，大战临头前的宝贵时间就这样被丢掉了。

我党方面筹划了40多天，毛主席与前线将领来往上百封电报，最后确定作战计划：

华野出动35万人，以15万人围歼黄百韬兵团，20万人引诱邱清泉、李弥兵团，伺机围歼。中野则在邱李兵团离开徐州后，攻占蚌埠、宿县。

11月4日，华东野战军正式下达了发起淮海战役的攻击命令。直到这天，指挥东北作战累得吐血的蒋介石，才匆匆忙忙命令参谋总长顾祝同赶到徐州部署会战。

面对撤守淮河与守卫徐州两个方案，黄百韬、邱清泉、李弥等兵团司令官认为时机已晚，敌前撤退最为不利，不如决一死战。最后商定备战退守，兵力收缩至徐州一带作攻势防御。

此时的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60万大军已开始从山东、河南攻击前进，华野直逼新安镇的黄百韬兵团，中野则瞄准了徐州刘峙集团的退路——宿县。

然而，毛主席和他的将军们没有料到，按计划第一个包围攻击的目标——黄百韬的第7兵团会立即撤出新安镇向徐州集结。

中国人讲究做一件事要“开门红”，而这淮海第一仗就只得到一座空城。

更危险的是，如果黄百韬的第7兵团退到徐州，与第2、第13、第16兵团会合，将在与我军的大决战中形成绝对优势兵力。

一个前进，一个后退，按照双方的装备和路程，华野攻击部队应该处处扑空，然而黄百韬兵团却丢失了生死攸关的3天时间。

战场一刻值千金，就是这3天决定了一支15万大军的命运。

战役开始前，毛主席把粟裕作战计划中的战役发起时间改了4个字，指示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在发起战役的时候，不要一先一后，要同时发起战斗。

“一先一后”改为“同时发起”，带来一个效果，让蒋军的部队同时受到攻击，他一时摸不清我们到底是先攻哪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哪里。

这一招在准备淮海战役中相当重要，竟把蒋军数十万大军迷惑了4天。战役发起4天了，面对各路兵马的告急电报，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一片茫然，摸不清共军到底要先攻哪里。迟迟未能做出应有的反应。

粟裕建国后在撰写回忆文章时，曾赞叹：“主席这4个字真是神来之笔。”

而刘峙则真的上了钩，把本该交替掩护的撤退变成了乱七八 糟的大溃退。

黄百韬兵团本来集结于距徐州只有百余公里的新安镇。如果按照蒋介石的命令6日开始撤退，4天之内完全可以轻松地抵达徐州。

但是，刘峙却电令他原地等待从海州撤退的44军，使他耽误了两天的路程。而黄百韬身后的李弥兵团却提前撤走，在徐州和新安镇之间留下了一段空白地带。

黄百韬曾在军阀李纯手下当过传令兵，一生三易其主，最后投靠了蒋介石，与我军作战时曾以中将之身率队冲锋，荣获青天白日勋章。

黄百韬认为国共之争，近似于历史上项羽、刘邦在徐州附近一决雌雄的味道。面对这场生死之战，这位曾被蒋介石的知遇之恩感动得涕泪交加的将军，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在50年前那个阴冷的夜晚，他叫醒蒋介石派来的战场视察官李以劻，向这位老同学一诉衷肠：“请你记着告诉总统，我黄某受总统知遇之恩，就是栽培，我不会对不起他，我会对他拿条命来报，报知遇之恩。”

然而战争赋予将军的任务决不仅仅是以死尽忠，黄百韬在苦苦等待的两天中，竟然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忘了在他撤退的必经之路京杭大运河上架桥。

当时京杭大运河在邳县一带只有一座铁路桥。7日开始向徐州撤退的黄百韬兵团发现他的15万大军与大批随队西撤的商人、地主、学生和职员的小轿、大车、箱笼行李挤成了一团，排起了逶迤几十里的长蛇阵。

立感危机的黄百韬急令所部100军架浮桥过河，令第63军转至窑湾镇渡河。

对于防守的一方来说，运河本是屏障进攻之敌的有力武器，黄百韬反而让运河拦住了自己。

过河之后，身为兵团司令官的他又没布置炸桥。正是这种丧失普通军事常识的失误，决定了他日后的悲剧。

当黄百韬用了整整三天时间才西撤70公里到达碾庄时，华野攻击部队刚刚从山东进入江苏，“慷慨”地留给黄百韬一天时间，给他一个顺利到达徐州的机会。

但在这时，一个骤然出现的重大事件使机遇天平倾斜了。驻守在台儿庄和贾汪一带的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洋带3个半师共2.3万余人宣布起义。

贾汪起义使徐州北面大门洞开，我军既可直逼徐州，又使拦住正在西撤的黄百韬成为可能。11月9日，又是战云密布的淮海战场上一个关键性的日子。

这一天，惊闻贾汪兵变，黄百韬兵团处境险恶，蒋介石顾不上尊严，向他并不喜欢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信求援，要求美国政府提供10亿美元援助，派军事顾问团参加指挥作战，同时发表一个支援国民政府的坚定声明。

这一天，从来没有得到过外援，也不指望外援的毛主席，在报头上有4个A的特急电报中，指示粟裕和张震：“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军主力，勿使南窜”。

在此之前，毛主席一直没有下在徐蚌地区与80万蒋军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这是因为中原战局与决战前的东北不同。

东北我军兵力、装备、态势占优势，全歼敌军的决心在大战开始的半年前就下定了。

中原敌我状况正好相反，如同一锅夹生饭，很难吞下去。直到11月9日，粟裕向毛主席报告敌人有总退却的迹象后，毛主席认为战局的主动已转向我方，终于定下了进行战略决战，将其就地全歼的决心。

至此，当初的“小淮海”已变为“大淮海”。

也就在这一天，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听到贾汪倒戈，害怕我军乘机攻击徐州。他不顾蒋介石让他东援黄百韬的命令，而下令李弥、邱清泉兵团火速集结徐州，在黄百韬的周围留下了一片空白。

还是在这一天，黄百韬鬼使神差般地停在距徐州还不到五十公里的碾庄不走了，使一直发愁追不上黄百韬的粟裕大喜过望。

当黄百韬得知前面曹八集、大许家等村镇里自己的先头部队已与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交火时，他决定各军一面行进一面整顿，越过碾庄进至曹八集、大许家，打掉解放军的先头部队。

这在战场指挥上是正确的，却遭到了64军军长刘镇湘的反对。

刘镇湘是黄百韬的主力，为人傲气，爱讲价钱。他说自己的阵地已构筑成功，不用而走，未免可惜；而且分给他防守的土山镇是从前关羽被围无奈而投降曹操的地方，给人一种不祥之感。

黄百韬的4个军长正争执不下，忽接国防部电令，命黄百韬独断专行，如有必要可在碾庄击退敌人再走。

黄百韬见各军残破，已损失两万余人，唯64军还算齐整，想到今后打仗还要用他，于是迁就刘镇湘，决定固守碾庄待援。

粟裕抓住了仅有的机会，指挥各路大军向前猛扑。华野1纵和9纵终于追上了对手，在窑湾一带包围了脱离主力的黄百韬兵团中的63军。

一纵奔袭窑湾

当时，因京杭大运河桥堵塞，无法过河的63军被迫转进窑湾，强渡运河。不料解放军快马赶到，两军激战两昼夜，63军全军覆灭，军长陈章腹部中弹后在河中自杀。

就在黄百韬停下这一天，华野7纵、13纵利用贾汪起义部队让开的通道，从北面直插曹八集、大许家，歼灭了黄百韬兵团的先头部队44师，在11月10日迎头拦住了黄百韬的去路。

蒋军统帅部这时才如梦初醒，此时的蒋介石又想到了杜聿明。11月10日下午，在东北战场指挥十万蒋军撤出葫芦岛的杜聿明被匆匆召到南京，出现在紧急军事会议上。

杜聿明准确判断出我军不是要攻取徐州，而是集中主力包围歼灭黄兵团。他还预言：中原野战军主力极有可能南下阻击增援徐州的黄维兵团。

蒋介石意识到情况危急，急令杜聿明当晚乘机赶赴徐州，力挽战局。

杜聿明一落地，当即提出反击对策：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南下击破中野主力纵队，然后迅速回师解黄百韬之围。

这一手很毒辣，以邱李两个兵团从北面、刘汝明李延年兵团从南面，以30多万人的绝对优势夹击中野，那时不仅我中野处境危急，合围黄百韬的华野也将被迫分兵前往救援。

然而看不岀这步棋隐含杀机的刘峙，认为这不符合校长的意思，坚决反对这一方案，最后定下以邱清泉、李弥两个主力兵团向东正面突击解黄百韬之围。

粟裕在完成对黄百韬的战略包围之后，便按照战前的部署把部队分为阻援和攻坚两大集团。以8个纵队从正面和侧翼阻敌增援，以4、6、8、9和13纵等5个纵队，在特纵的配合下不分昼夜地发动进攻。

然而战斗的激烈程度却是始料未及的，黄百韬的第7兵团并非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之所以敢在碾庄停下来，要与我军打一仗，必定有他自信的把握。

这支重兵兵团装备着美国武器，训练有素，在战斗中打得相当顽强。华野主力之一的8纵，两个团猛攻一个村庄，仅歼64军两个营，自身却伤亡1500人。

那几天，华野的攻击部队全面受挫。

11月12日，刘峙、杜聿明亲率邱清泉、李弥兵团20余万人组成的援军从40公里外汹涌而来。

按照杜聿明的计划，蒋军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的第2、李弥的第13兵团全力增援黄百韬，同时命令黄维的第12兵团向徐州急进。

他下令11月13日在空军和炮兵的掩护下全线发动攻击。一场在热兵器时代比刘邦、项羽的垓下之战不知激烈多少倍的中原大战已全面展开。

粟裕按照战前部署，将3个纵队放在正面拦阻，将5个纵队放在敌侧后打援。

1948年11月13日上午9时，激烈的炮火把徐州东面的邓楼至团山一线打成了一片火海。

在第一天的战斗中，杜聿明的部队在前进，多则六七公里，少则四五公里。杜聿明估计一周内即可打到不足四十公里远的碾庄。

邱清泉则更为乐观，他向黄百韬发电说“能于一二日之内与兄会师，共歼顽匪”。

粟裕没有想到，已成瓮中之鳖的黄百韬竟然如此顽强，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居然拼死来救，兼程东进的黄维兵团又已步步逼近。

黄维

优势开始转向对手一方，华野正在苦战的部队面临着被反包围的险境。

坐立不安的粟裕终于意识到，部队由野战猛冲猛打中突然转入村庄攻坚战，原来百用百灵的“大胆穿插，分割包围”的战术已失去作用。

对手利用层层设防的阵地组成了强大的交叉火网，以静制动，扼住了华野拿手的运动战。

从15日凌晨开始，碾庄响了几天几夜的枪炮声沉寂下来，我军官兵开始大挖交通壕，在地表之下向守方一寸寸地前进。

眼看灭顶之灾就要降临到黄百韬的头上，蒋介石真的急了。他一天一三个十万火急的亲启电报发给杜聿明，令他务必尽快与黄百韬会师于碾庄。

横下一条心的杜聿明给正面进展艰难的邱清泉下了死命令。被催上了火的邱清泉使出了撒手铜，派出一支部队来个侧翼迂回，计划在我军侧背猛戳一刀，切断我军退路。

孟良崮战役后重新组建的74军担任了这一突袭任务，久经沙场、黄埔出身的中将军长邱维达11月15日清晨率部出发。

邱维达

同样熟读中国兵法的军人们，有时出手会是惊人地相似。粟裕14日接到了西柏坡发来的电报，毛主席担心邱清泉会掉头跑掉，命令华野速派韦国清兵团连夜出兵，迂回到敌人后方，切断邱清泉的后路。

于是在鏖战正酣的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战场奇观：1948年11月15日，在东西向的公路两端，同时急行着两支死对头的军队，位于徐州东南十余公里的小镇潘塘由此记录在了战争史册上。

16日凌晨3时，两支执行着同样作战计划的军队迎头撞在了一起，一场双方都措手不及的遭遇战瞬间打响。

一开始双方的指挥官都做岀了错误的判断。我方认为对方只不过是一股土匪散兵，而对方则认为我方只不过是一股溃散下来的土八路，因此双方都下命令不要纠缠，尽快冲过去完成突袭任务。

当这两股部队擦肩而过又都发现对方的队伍无穷无尽时，这才紧张起来，于是小小的潘塘被打翻了天。

等到天亮时双方将领都大惊失色，在十几里的范围内敌我双方的部队已都搅在了一起。

消息传到邱清泉那里，他立即判断出我军这一招与他不谋而 合：如果潘塘失守，他的退路将被完全切断。

在十万火急的危局下，来不及细想的邱清泉立即下令将战斗力最强的70军96师和32师从狼山主攻方向撤下来，紧急增援74军。同时通知徐州的空军速派大批飞机轰炸扫射支援作战。

而我方指挥员韦国清也命令手下7万将士投入战斗，向潘塘发起一次又一次排山倒海般的冲击。

十几万人的军队就这样像牛皮胶一样黏在了一起。粟裕意识 到，仗这样打下去不行，用兵贵在“奇”，这次已被对手看清了底牌的突袭已毫无意义。他下令放弃迂回计划，全军撤退，另寻战机。

18日晨，撤退中的我军用火力阻截了乘势追来的敌军。至此，这场仓促上阵的遭遇战以双方打了平手而宣告结束。

一时间，蒋军的大小报纸上“庆祝保卫徐州大捷”的通栏标题夺人眼目。上峰的嘉奖令、各省的贺电纷纷飞来，徐州市更是鞭炮齐鸣，彩旗飞舞，上下欢腾一片。

此时的粟裕处在两难的境地。从安全的角度讲，让增援之敌离碾庄越远越保险；但从徐州岀来的增援部队离老窝太近，又使我迂回包抄的部队没有穿插的空隙。

如果放敌人过来，拉远敌人与徐州的距离，就会有更多穿插的机会；但同时离碾庄战场过近，又会使攻击部队被包围的危险性成倍增加。

战场上历来危机与希望同生共存。粟裕决定围攻碾庄的部队暂停攻击，打援的8个纵队亦同时向后收缩，引诱邱李兵团放胆东进，以便在歼灭黄百韬后加以围歼。

这是一个危险极大的计划，一旦敌人利用我军后撤之机全力 进攻，撤退中的军队往往没有多少招架之力。

如果对手突破防线与黄百韬会合，不仅煮熟的鸭子会飞，连自己也会成为人家案板上的肉。

然而最大的冒险往往能把力量使用到极限。

刘峙、杜聿明见我军后撤，果然以为是溃败。大功即将告成使他们激动万分，下令邱清泉、李弥、孙玉良、黄百韬4个兵团同时出击，击破当面之敌，夹击共军。

杜聿明的东援部队于17日攻占了大许家，距碾庄不到20公里。其潘塘守军在进攻中俘虏了我军部分官兵。

蒋军空军也向统帅部报告，共军昨夜百余卡车东开，碾庄终夜无战斗，共军数万人成队东进。

蒋军统帅部据此做出判断，共军已有全面溃退可能。刘峙愈加昏昏然起来，连连向蒋介石和各省发电告捷，称碾庄阵前伏尸遍野，血流成河，共军被歼达20万人。

此时的蒋介石更有一番感触在心头。由于蒋军队的一连串败绩，已让美国政府丧失了信心。

这次“潘塘大捷”的消息对蒋介石来说是太及时了，他要用它再编织一个美好的前景去说服美国人，蒋军是有能力战胜共产党的，今天的军援不久就会有令人振奋的回报。

因此蒋介石在祝捷大会上宣布：特授予邱清泉将军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授予黄百韬将军一等云麾勋章一枚，刘峙全军上下奖金100万元。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做出了姿态。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军事援华款项将尽速拨付。

西柏坡的毛主席睡不着觉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出乎他当初的意料，而乐观的计划已超出了华野的承受力量。

那些天，毛主席的房间彻夜亮着灯，为了随时听到战报，甚至一整天都不离开屋子。

黄百韬兵团的命运，已成为淮海战役的转折点。

1948年11月12日，蒋军参谋总长顾祝同飞到一天前刚被包围的黄百韬兵团上空，与他通话，告之援军就在40公里外，正在向这里开进。黄百韬大声表示，要奋力拼杀，为“党国”立功。

一个通讯科长带着对空联络电台跳伞下来，开通了与空军和南京的热线联络。这意味着没有制空权的我攻击部队将遭到来自空中更密集、更准确的袭击。此时的黄百韬得意地讲：“天助我也。”

仗还没打，黄百韬就先占一利。碾庄是华中平原上一个不足200户的村庄，因为卷进战争旋涡，竟变得与当年赵子龙的长坂坡一样天下闻名。

这一带由于历年河水泛滥，当地村庄都把地基筑高，俗称“台子”。每个村庄由几 个台子组成，村内有水塘，村外有围墙和外壕。

之前驻守碾庄的李弥就利用这些地势，参考当年松山日军工事，修建成了像蜘蛛网一样的圆周形的野战防御阵地。不论攻方从哪一角度接触，都会立即遭到多方向的火力杀伤。

11月11日晚，碾庄外围攻坚战打响时，我军官兵果然被阻在了密集的火力网之下。

敌人的射击孔大都紧贴地皮，很难发现。就是匍匐前进也多遭杀伤。有几处工事被修成夹壁墙式，等我部队冲过去，敌人却将一排排子弹射向我军官兵的后背。

华野官兵感到，他们面前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手。而此时的华野内部又出了问题。由于部队长途追击，后勤辎重都未跟上。在激烈的战斗中不仅弹药消耗巨大，粮食又告急。战士们是饿着肚子上阵拼杀。不得不下令暂停攻击的粟裕火速向军委发报: “速送粮食和炮弹。”

仗打到这个时候，毛主席已铁了心与蒋介石决一死战。他14日发电报告诉众将领：“此役为我南线空前大战役，时间可能要打两个月左右。伤员可能在十万以上，弹药、民工需要极巨。”

这封电报为粟裕解了围。因为进攻缓慢，伤亡重大，一些部队领导担心牺牲过重而决心动摇，提出“不能再打了”。而毛主席对这次战役伤亡数字所做的预算，让所有人心中都有了底。

11月15日对蒋介石来说是又喜又悲的日子：就在他庆幸华野攻击停滞之时，徐蚌铁路的交通要冲宿县城头却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

宿县俗称南徐州，是座年代久远的古城。徐州“剿总”以此为补给基地，存积了大量军需物资，是刘峙集团唯一的补给线和退路。

蒋介石和他的属下无法想象，共军竟敢于万军之中奇袭宿县，企图把徐州剿总的数十万大军全部吃下。

这一主意，是中原野战军刘邓首长在挺进大别山后，唱的又一出好戏。宿县失陷，刘峙集团顿时陷入欲退无路的孤立之境。

由于战役规模越打越大，已经形成了长江以北蒋军重兵兵团与我华野和中野两大主力的战略决战。

华野和中野的作战实际上已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淮海平原上的巨大战局，不仅在兵力使用、指挥关系、相互配合上必须统一行动，甚至连吃饭都要统一考虑。

11月16 日，毛主席告诉两大野战军，按他的推算，不仅结束战斗需要3到5个月，每天还将有60万张嘴等着吃饭。

为此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的行动。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毛主席改变了内战初期“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口号，提出“不惜一 切代价牺牲，力图大战取胜”。

然而总前委上任后的第一个决定，却是建议毛主席改变原来同时消灭黄百韬、邱清泉、李弥的计划。

对此时的华野来说，碾庄区域狭小，敌军密集，大部队难以

展开。我方以5个纵队攻击敌4个军，兵力上没有绝对优势。

战役进入第16天时，形势越发严重。原先我方估计3天即可歼灭的黄百韬兵团，仍固守在碾庄。

原先设想的“出奇兵，迂回插入敌后，断敌退路”的计划也因潘塘遭遇而告吹，战斗进入胶着状态。

这对火力和机动性都远远低于对手的我军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而中野同时面对敌来增援的3个兵团，不仅战役命令难以完成，连自身都在危急之中。

战场上的现实让他们认清原来的计划胃口太大，弄不好反而 会被敌人吃掉。

与上次粟裕建议暂不过江一样，这个建议立刻被已有同感的毛主席批准。原先制定的作战计划被放弃，华野停止了诱歼邱清泉、李弥兵团，集中兵力攻击黄百韬。

而中野则牵制来援的黄维、李延年兵团，挡住其北上，暂不主动发动进攻。

至此，华野伸出的五个手指收了回来，攥成了一个拳头，砸向碾庄。调整和补充了弹药的华野部队重新扑向目标，战斗的激烈程度让人触目惊心。

蒋军44军150师师长赵壁光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场面是：“火力猛烈，炮火连天，火药味辛辣刺鼻。房屋着火，墙壁倒塌，犹如天崩地裂一般。已伤者再伤，死者重遭炮击，尸横遍野，目不忍睹。”

已被逼入绝境的黄百韬再也得不到什么好消息。11月17日，参谋总长顾祝同再次飞到碾庄上空与地面指挥官通话。

在好言好语的鼓励之后，他对黄百韬讲，因援军被阻，无法前进，希望他们能突围岀去与援军会合。黄百韬听出了参谋总长的话外之意：援军已无希望了。

人们无法知道，这位天天被告之援军马上就到，而苦苦支撑了八天的将军，却又被突然告之援军来不了，只有他自己去面对死亡时，那一刻的内心感受。

人们看到，他沉默良久之后扬起头望着天空说：“我总对得 起总长，牺牲到底就是了。”

此时的黄百韬决心打到底，他对部下说：“反正是个完，突围做什么，最后不过一死，叫黄埔同学看看，也好鼓励他们以后不要再钩心斗角，只图私利。”

这位死了心的司令官要用他的生命为气数已尽的蒋家王朝做个榜样。

华野调来重炮和坦克，发起了新一轮更猛烈的攻击。而蒋军统帅部也在以每天12道令牌急催三路增援大军火速前进。

解放军对徐州之敌的战略包围堪称天才之举，但每一个战场的局部压力并没有丝毫减轻。

气势汹汹的黄维兵团、李延年兵团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直扑宿县。徐州东边为引诱邱、李兵团而撤到大许家的我阻击部队打得更苦。7纵、11纵伤亡均在三千人以上，粟裕命令他们不得从大许家再后退一步，但邱清泉硬是向前将我军阵地压缩了5公里。

11月18日，敌人距碾庄仅有15公里，眼看就可以与黄百韬会师。我三个纵队一面告急，一面动用最后的力量反冲击。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千钧一发之际， 粟裕急调华野一纵增援，才算稳住阵脚。

碾庄攻击战进行到第9天，在粟裕眼前的那张作战地图上，蒋军三路大军的巨大箭头已直逼眼前，就像三柄寒气逼人的利剑。

此时每一分每一秒的延缓，都是以阻击部队官兵的生命为代价。关键的关键就是能不能立即打倒那支仍在死命冲撞的老虎一一黄百韬兵团。

西柏坡在提着心，总前委在提着心，希望与压力都维系在粟裕身上。横下一条心的粟裕决定11月19日总攻碾庄。

黄百韬知道共军30分钟的火力急袭意味着什么，他急令仅剩下的两个团增援碾庄，命令炮兵用所有的炮弹还击。

我攻击部队在两道坪墙中间的开阔地上遇到顽强的抵抗，甚至不断遭到反冲锋。幸亏我后续部队及时赶到才站稳脚跟。

四个小时后，第二道坪墙被突破，我军终于攻入碾庄开始巷战。对手的阵脚已开始大乱。

粟裕没有当年诸葛亮假借东风的表演才能，却有诸葛亮得天相助的运气——接连几天的浓雾让对手的空中优势无法施展，也使地面守军无法看清目标。

据点村落被我军一个又一个突破。黄百韬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他通知64军军长刘镇湘自己突围。此时他遥望着徐州，仅有的40公里的距离曾是他生的希望，然而他最终也没有越过。

64军军长刘镇湘

黄昏时，蒋军已无力抵抗。刘镇湘和杨廷宴拉着黄百韬向西突围，遭到我军追击。已绝望的黄百韬举枪对准自己的头颅，扣动了扳机。

当时副军长杨廷宴坐在尸体边痛哭，一个解放军战士过来询问。杨廷宴说：“我是伙夫，死的是我哥哥。”那个战士颇有同情心，帮助掩埋了黄百韬的尸体。

这位已无从査找的战士恐怕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曾与一个天大的功勋擦肩而过。侥幸逃脱的杨廷宴回到南京后向蒋介石报告，黄百韬已“自杀成仁”。

战斗结束后，我军即撤离战场，没有找到黄百韬的下落。一个月后蒋军回到碾庄，找到黄百韬的尸体。

黄百韬的尸体被运回南京时，蒋介石率高级将领亲自迎灵，追封其为上将。后来，黄百韬之子黄效先在台湾触犯刑律，蒋介石因其父黄百韬“为党国捐躯”，明令减刑。

半个月几乎没沾过床的粟裕接到黄百韬被全歼的消息，只“哦”了一声，身子一歪，昏了过去。那天晚上，西柏坡毛主席寝室已亮了半个月之久的灯终于熄灭了。人们凭直觉猜测，仗打胜了。

在这场极为艰苦的战斗中，我军共计歼敌17.8万人，也付出了伤亡4.9万余人的代价。

就是这样一支付出巨大牺牲的部队，在与强硬对手的生死较量中，坚持了最后一个五分钟，经受住了最残酷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