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站站长唐淼的“多面人生”

唐淼在考古发掘工作中。受访者供图

　　四月末，暮春时节，成都宝墩遗址工作站的生菜脆嫩、小麦青黄。前来参观宝墩遗址的游客们路过小麦田时，总会有人好奇地掰下两粒尝尝，品咂这片古老土地的味道。带领他们参观的，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唐淼。今年，是这位“85后”考古队长在宝墩遗址工作的第10个年头。
　　宝墩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史前城址。1995年它从沉睡的地底醒来，显示出4500年前文明之光已经照耀成都平原。该遗址的发现，无啻于打开三星堆神秘之门的一把钥匙，将成都平原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推进800年。成都平原也由此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中心之一。

一
“3秒”思考
开启宝墩之旅

　　经过1995年试掘，考古工作者推测宝墩遗址面积25万平方米；1996年发掘后，确认其面积60万平方米。2009年，配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宝墩遗址重启发掘工作，面积扩大至惊人的276万平方米，堪称远古“长江上游第一城”，这一次的发掘一直持续到2023年。
　　2015年，唐淼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工作。
　　当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在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课题，探讨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与变迁、社会复杂化进程，文明的出现以及三星堆文化形成等问题。再宏大的课题，分解到每一天的工作中，都是基础而琐碎的。所以，分配给唐淼的活儿就是：拼对高山古城遗址所出土的陶片。
　　陶器，作为数量最大、最为主要的考古资料门类，因为易碎，所以成为更新换代最快的遗物类型，也是后人观察先民生活状态的首选。“当时，刚好赶上一个发掘年度的结束，正在做发掘材料的整理工作。我就跟着周志清老师他们做高山古城遗址出土陶器的整理、拼对工作。”此项工作前后持续了三个月。因为之前在学校主要学习田野考古的工作流程，所以耗时三个月拼对陶片，对唐淼来说过于琐碎了。“刚开始我不理解。”唐淼坦言。破碎的陶片经过拼对，找到自己的位置，4000多年前的陶器被复原，宝墩文化面目愈发清晰起来。
　　日复一日的拼对，看似枯燥单调，唐淼却逐渐享受起了这个过程：“通过陶片，把远古串联了起来，心境豁然开朗。”找到自己“位置”的，不仅仅是陶片，还有唐淼。
　　某一天，唐淼依旧蹲在地上拼着陶片。时任宝墩遗址工作站站长的何锟宇老师突然发问：“唐淼，你整理完这个又干什么？”“我说我不知道。”唐淼回忆，“何锟宇老师就跟我说，要不你跟我去宝墩吧。”当时的唐淼还不知道，这句话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着怎样的影响。思考了三秒，唐淼说：“好。”
　　就这样，唐淼来到宝墩遗址工作站，于2015年下半年起深度参与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工作中。

二
扎根宝墩
复原成都平原最早村落

　　2009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宝墩遗址的外城。2012年，相关钻探工作结束。之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选择一个典型的聚落，以探索成都平原最早的聚落和社会形态，相关重点发掘工作从2013年开始。因此，唐淼正式到宝墩遗址工作站工作时，正逢重点发掘的第三个年头。“当时，前辈们已经建立起宝墩文化的基本序列，但是对古城中的功能分区、结构并不清楚。所以，我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跟着前辈们，一起探索更精细的聚落结构。”
　　站在宝墩遗址顶部宽20多米、现存高度6米的城墙上，唐淼在想，没有铁质工具的4500年前，仅靠石质或木质工具，如何修葺这样高大的城墙？下工的时候，夕阳斜照在发掘区，他不由得想，宝墩先民们在结束了一天劳作之后，是否也会躺下来，享受余晖洒在身上的惬意呢？整理陶片时意外发现的指纹，都会让他产生与宝墩先民跨越时空对话的感觉。“这些都提醒着我，我是考古一线的发掘人员，我的态度决定了这批文物呈现的状态。如果我更积极、更全面地整理，那么呈现出来的宝墩文化就会更丰满。”
　　2015年至2017年，唐淼跟着何锟宇老师一直在宝墩遗址工作。“当时基本就是何锟宇老师告诉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按部就班，跟在学校里一样。”2017年的一天，何锟宇老师突然告诉唐淼，自己要去贵州招果洞遗址了，还以开玩笑的语气说“宝墩交给你了”。“我当时就懵了，我说怎么就交给我了？！”起初，唐淼以为老师只是离开一小段时间。但招果洞遗址一发掘就是5年，还获评“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虽然何锟宇老师还在继续指导宝墩遗址发掘的重大事项，但具体事务落在了唐淼身上。
　　与这座庞大又古老的城址相比，唐淼太小、太年轻，但他明白，自己必须得转换角色了，要从一位普通工作人员转变到真正的大遗址考古领队上来。今年挖什么、明年怎么挖、5年的工作计划……唐淼决定走出去，他先后去良渚遗址、石家河遗址、屈家岭遗址，学习、研究这些大遗址的规划和发掘工作，再系统地梳理宝墩遗址考古发现，制订合适的发掘计划和研究方向。
　　2018年，唐淼被任命为宝墩遗址工作站副站长。2021年，他挑起了站长的重担。
　　“每一次的发现都是一次填补。”唐淼解释，因为宝墩遗址作为成都平原考古研究的“桥头堡”，每次发掘都极具价值。在他参与工作期间，宝墩遗址工作站的考古工作者们复原出了成都平原最早的村落形态，明确了墓葬形态的变化，并且通过浮选工艺，首次发现了碳化稻谷，发现了成都平原上最早的水稻田。“我很幸运，前辈们搭建起了宝墩文化的框架，我们得以填补细节，让历史更加具体。”唐淼说。

三
精心策展
反哺推动考古工作

　　唐淼喜欢考古。因为它不是“单纯的重复性工作”，每一次的发掘、阐释，都是全新的，它是“探索性的工作，会推着人往前走”。同时，唐淼还十分享受考古工作的特殊魅力，考古工作者可以在田野里发掘，也可以在实验室做精细化工作或者在书桌前研究探索，还能在公众面前进行阐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考古人，也是国家重大课题的推进人。我喜欢这种反差，很有魅力。”唐淼说。
　　宝墩遗址工作站的建立，让唐淼有了机会，参与《天府之根——宝墩遗址与宝墩文化》展览的策展工作。
　　从1995年开始发掘，直到宝墩文化其他7座古城和百余处中小型聚落被发现，已经累积了太多的信息与资料。将宝墩文化展示、传播出去，既能让文物“活”起来，又能助力宝墩遗址所在地新津区的文旅产业发展，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开始了展陈筹备工作，在宝墩工作多年的唐淼承担了策展重任。
　　传统的策展方法是，将考古报告整理成论文，再将论文转化为公众易接受的科普信息。然而彼时，宝墩遗址的考古材料尚未完全转化为成熟的考古报告，跨越中间环节，将这些晦涩难懂的考古材料，转换为浅显易懂的展览，无异一项重大挑战。观众想看什么？如何看得懂？唐淼被逼着换位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策展的理念在于呈现考古成果的同时，附带考古的逻辑思维。让公众就更好地理解考古工作是如何通过点滴信息，进行推理论证的。”例如，为了更好地呈现宝墩古城形成、兴盛、衰落的过程，唐淼将其梳理成5个阶段，用5段不同的动画来体现定居、修筑内城、人口扩张、修筑外城、洪水袭击的经过。但同时，他也会在讲解的时候，严谨地提到两次“洪水袭击”仅是一个意象，并非一场洪水就能让宝墩先民放弃这座精心修筑的古城。
　　通过策展，唐淼也意识到，考古工作时采集、记录的信息越多，展览的呈现就越生动、丰富。这让他重新审视考古工作，试图弥补以往工作中未涉及的空白区域：“这是策展工作对考古工作的一个反哺。也是给我一个重新梳理宝墩文化的机会。”
　　遗址一旦开始发掘，就无法再恢复到原状。不小心遗漏的信息，很难再次找回，一条不大起眼的线索可能蕴藏着文明的密码。考古工作者要有极度敏锐的眼睛，还得依靠科技手段弥补这方面的遗憾。为此，宝墩遗址工作站运用延时摄影、三维化信息采集、多角度三维建模、过程化航拍等多种方式，尽可能全面地保存考古资料，以便回看和发表资料的时候，能够有更多发现的可能。

四
暂停发掘
宝墩考古报告即将出版

　　除了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唐淼还有一个身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宣传陈列部主任。有一次，他笑着说自己是“不务正业的考古人”。目前，成都考古中心的基本陈列展《考古·成都》，以及正在展出的“金石为开——成凉合作二十周年考古成果展”，都由他策展。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的社教活动，也由唐淼所在部门负责。在他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需要了解考古，以增强文化自信；同时，考古工作也需要被理解，“当全民都树立起文物保护的概念，更多的文化古迹才有机会保存下来”。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循着这样的理念，自2019年起，成都考古中心便开始创新探索“考古+社教”的模式，打造出了“成都考古社教行特别版”。2023年，在考古人的带领下，共开展了8场社教行活动。公众在祝国寺村遗址、王家堰旧石器时代遗址、彭家湾崖墓现场、鱼凫古城遗址4个考古现场，走近历史，也走近考古。
　　而每当群里的反馈消息传来，唐淼看到这些成百上千字的感言，觉得公众考古的工作是有价值的，并非“无谓的尝试”。通过类似活动，好奇和探索的种子或许就像宝墩遗址上的蒲公英一样，四散开去、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反哺到考古工作中来。
　　2023年，宝墩遗址的发掘工作按下了暂停键。唐淼认为，停止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从2009年到2023年，宝墩遗址又发掘了14个年头，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还没完成，就是考古报告的撰写。”现在的唐淼正埋头梳理14年来的考古资料，以早日形成一份科学、客观的考古报告，为更多研究者提供极具价值的资料，推动宝墩遗址和宝墩文化研究走向深入。
　　无论是公众还是学界，能有更多人关注宝墩，是唐淼的期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卢嗣晨亦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