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冷落的景点

这些年每到长假，国人心目中总有一种“各地景区都人满为患”的印象，然而事实上，即便是在国庆这样的黄金周期间，仍有不少景点（尤其是历史遗迹）门可罗雀。

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与长城、故宫、十三陵、天坛、颐和园等同为世界文化遗产，且在1987年就已列入，门票至今只有30元，但它的日均游客量只有400多人，来此参观的游客全年加起来还不及北京故宫四天多。它最近一次出名，居然是因为一位广西女子刘某和古猿人合影表情酷肖。

当然也不仅是对周口店如此，国内游客普遍都对历史文化遗迹类的景点不感兴趣。希腊领事馆前些年曾在北京、上海两地推介古奥林匹亚遗址（198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等历史文化景点，但普遍遭到冷遇，来咨询前往希腊旅行的中国人多是为了去“地中海酒蓝色海面上白色房子的小岛”上度蜜月或休闲的。

毫无疑问，相比起高山、峡谷、湿地之类的自然景观，人文景点的知识门槛要高得多了。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对于不具备相关知识储备的人来说，去一趟历史遗址恐怕也真的只是“看热闹”而已。

国内历史人文景点常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有报道说，周口店遗址里的游客三三两两边走边看，但大多“不知道看什么”，有位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坦率地承认，除了一个巨大的洞穴和漫山的绿色，他不清楚“还有什么可看的”。

在内蒙克什克腾旗，当我们想去东昌府路遗址看看时，当地人还十分诧异：“那只是些残砖碎瓦，能有什么可看的呀！”很多汉唐陵墓石像散落在关中等地的庄稼地里，当地人也并不当回事。

说白了，很多人“看不懂”这些历史遗址。 如果不了解一点相关的文化背景，一般人就算去威尼斯、佛罗伦萨或巴黎罗浮宫，那也不过就是得个“金碧辉煌”的模糊印象，不会比刘姥姥对大观园的认识强多少。

但这并不都是错在游人“没文化”。 历史遗址这样的人文景观因其本身蕴藏的知识性，原本就与 普通人之间具有某种距离感，需要与游客进行更深的互动来克服这种距离感，激发他们的参与感，而这当然就对如何展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像读过《三国志》原著的人很少，但这并不是人们没兴趣，换一种讲述故事的方式后，《三国演义》却受到世人的普遍欢迎。

从这一点来说，历史人文景点的冷落，那些主办者自身恐怕也得担负一半的责任。 长久以来，这类历史性景点常在潜意识里被视为担负着某种“教育国民”的责任，仿佛游客不是去消费、游玩的，而是去接受教育的——当导游对着一群游客讲解相关历史知识时，那场景便尤其像是在给学生上课。国内很多历史遗址的展示方式都太刻板、且不以游客为主、又缺少互动，倒有几分像是灌输式的教育，这不免让人愈发敬而远之。

广西三江县程阳风雨桥

和黄山、桂林山水这种自然山川类的景观不同，大多数人文或历史遗址类的景点（古城除外）用不了一天就能看完，有些甚至半小时就够了。国内的许多景点内涵过于单薄，自身又挖掘得不够， 而越是如此，便又 越是依靠单一的“门票经济”。

著名的程阳桥景区，以其侗族风雨桥著称，许多游人也就真的只是驱车来买门票看一眼风雨桥，用不了一小时便又呼啸而去，但风雨桥仅是程阳八寨一个孤立的景观，就像只是冰山最显眼的一角而已。

因此，除了依靠自身的“奇观”就能吸引游客的历史景点如长城、敦煌之外，如果要想让游客产生深度的兴趣与共鸣，就得大大延展景点本身的内涵，不幸，这又正是当下中国各地景区开发时所缺乏的一种能力。

试以北京、台北两座故宫作一对比：北京故宫虽然每天都游人如织，但绝大多数游客所想看的，其实不如说是紫禁城这一建筑本身，以感受那种皇家气象，至于故宫内的布展、服务，则向来令人不敢恭维；相比起来，台北故宫的建筑无甚可看（它毕竟是1965年才落成的），它之所以能吸引游客不断前来，靠的是它丰富的文物藏品及策展能力。

台北故宫

国内的许多博物馆、历史遗址，都缺少这种“能让人下次还想来”的能力，相反常使人觉得“看过一次就再也不想来了”。

这一点，现在惟有上海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如今大概还可加上南京博物院）等做得较好，能不断推出主题展，吸引不同层次、不同兴趣的人反复前来。换言之，这不再仅仅是一个景点与游客的关系，而是 历史文化遗址自身要充分认识到，自己在大众的公共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并需要让公众意识到这是他们自身的遗产和身份的一部分。

按英国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在《被展示的文化：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一书中所言，自1980年代初以来，“文化展示开始真正面向大众。博物馆开始刻意讨好‘普通’游客。崭新的‘活态历史’（living-history）场景将当地的过去更加生动地呈现出来。”

也就是说，虽然遗产项目常常仍由公共部门补助资金，但市场的技巧和策略越来越多地运用进来以保持游客能有一个活生生的感官体验。例如第一批清教徒在美国登陆的地方普利茅斯岩石（Plymouth Rock）原是一处毫无特点的地方，但现在重建的遗迹和殖民村庄则提供了“必要的、完全鲜活的游客体验”。

这的确是一个新的挑战。 游客并非对这类历史遗迹或人文景观完全没有兴趣，问题的关键或许是如何展示。

国人平常对博物馆似乎兴趣不大，但前些年博物馆宣布免除门票时，各地也都曾出现人潮汹涌的场景，说明他们并非没兴趣。设在北京孔庙的北京博物馆向来门庭冷落，但1996年初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上映后适时推出刘墉、和珅的文物真迹展，结果游人踏破门槛，一个月的门票收入相当于以往250天的总和。

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除了建筑之外，在布展、活动设计、功能性、互动性方面都很用心，考虑到了许多人的多重需要

除了布展的策划与更新之外，更重要的是 历史人文景观的“多功能性”——它不应只是一个去接受“历史教育”的地方，而可以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例如现在的苏州博物馆新馆，人们既可以是对其藏品感兴趣、也可以是因观摩贝聿铭设计的博物馆建筑本身而来，或对馆中的亲子活动有兴趣，甚至是把这里当作约会的地点。

必须承认，这样做，在吸引更多游客的同时，也可能冒着将历史遗产“游乐园化”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旅游本身就是“无时间性”的，人们往往只是“换一个地方玩”，是在体验空间的转换，对时间性的游历并不感兴趣，参观国家公园的体验和去迪斯尼乐园越来越类似，而去看历史遗址也跟看一次博览会的展示相差无几，人们感受的是一种缺乏历史纵深感的肤浅文化，“历史”是作为“现在”展示出来的——从这一点上来说，现代人的确是“没文化”的。

上海外滩属于“给外地人去的本地标志景点”

在传统社会，名胜古迹常常是一种文化记忆，蕴含着文人们的“地方之爱”（Topophilia）——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率先提出这一概念，用以指人们在人文和历史景观上寄托着地方文化认同的象征，例如苏州的虎丘和寒山寺便是。

然而，随着交通的便利，如今人们通常更乐于选择远距离的异地旅游，这层意义渐渐被淡化，以至于本地的景观往往反倒遭到忽略——上海本地人通常很少去外滩，一如北京人也很少会去天安门或周口店。

与以往相比，如今人们更在意旅游活动中的舒适性和娱乐性，将之视为一种休闲活动，这显然是许多历史遗址不能也不会提供的——像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其本身的意涵便决定了它不能如此迎合游客。

也不是所有的历史遗址或遗产项目都能通过参与性体验来成功地吸引到游人，像台北的剥皮寮历史街区、台南孔庙，对它们感兴趣的毕竟还是只有部分特定的游客群体。

说到底，旅游景点的火爆与冷落，毕竟还是和现代社会中城市主流群体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因为那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延伸：正因为他们平日工作忙碌，所以才产生“休闲”这一特定需求，以至于城郊景色平平的农庄也会人满为患。

顺着这个逻辑来看， 如果人们在平日里就并不对历史文化感兴趣，觉得和自己的生活无关，更不参与这类活动，那又怎能指望他们到假期时突然对遗址冒出浓厚的兴趣来呢？假日期间的现象，其根源毕竟是在假日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