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的党争：刘皇后成为摄政太后的“上位史”

《大宋宫词》刘皇后剧照

天禧三年（1019）宋真宗病危，他身边的刘皇后早就开始谋划夺权。对于刘皇后来说，国家最高权利阶层的更新换代是最好的夺权机遇，但是必须要有相对应的实力，因为想不让文武百官反对要就要凭实力说话，毕竟武则天留给此时宋人的例子无疑是反面的，特别是名臣寇准更为反对。本文就简单介绍下在此历史时期，刘皇后是如何“上位”的。

所谓相对应的实力：无非就是内廷和朝堂。

先说内廷。

其实在宋真宗执政中期开始，受其宠幸的刘皇后就已经开始理政。《宋史》记载她有很强的政治天赋：

“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

而随着真宗朝后期皇帝本人日益病重，刘皇后开始在很多关键岗位上安插“自己人”。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有这样的记载：

天禧三年五月，己未，洛苑使、勤州刺史、同勾当皇城司刘美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领昭州防御使。

要知道这个刘美是刘皇后的族兄弟。刘皇后此时居然已经逐步开始控制军权了。而且在天禧三年（1019）五月之前，名臣寇准因为此前被逐未归，使得其在政务参与度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只不过当时的宋真宗不会也不敢将后宫与朝堂之权力完全放于刘后。碰巧此时居然发生了“太白昼见”（“太白昼见”寓意为改朝换代，碰巧的是武则天“上位”前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诡异之事，而且被载入了《旧唐书》：

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太宗恶之。

但是这样的事情居然还传入了宋真宗的耳里。那为什么会传入真宗耳里呢？其实是因为真宗身边的宫人周怀政。虽然此时宫人的权势还没到后世童贯的地步，但周怀政是继刘承珪（宋初五鬼之一）之后最大的宫人，所以已经开始对政治局势有了自己的想法。只不过他的“站边”不在刘皇后这里，而是选择了自己一手带大，亲如“弟弟”的太子赵祯，也就是日后的仁宗皇帝。（赵祯早年读书的地方叫资善堂，负责资善堂的人就是周怀政）但是刘皇后毕竟是赵祯名义上的“母亲”，所以在这样的朝局下双方不可避免的成为了政敌。

就在此时名臣寇准回朝了。寇准在之前被“踢”出了朝廷，因为真宗中期的封祀、降天书这样的事件曾经遭受过不少朝臣的反对，而寇准就是其中的代表。寇准的回朝很明显是真宗为了制衡刘皇后的举措。只不过这样的“人事调动”肯定要经过的朝堂与内廷的双重“推荐”才行。其实朝堂之上的众大臣对刘皇后干政早有不满，所以朝堂的代表：首相向敏中自然与周怀政联合了起来。这样一来，寇准、向敏中、周怀政等势力自然也就结成了“联盟”来一起对抗刘皇后。

天禧三年（1019）六月寇准入朝后，北宋的各“党派”势力经过了重新的洗牌，之前的次相王钦若被“踢”出朝堂，这个位置则有寇准取代。然后除了枢密使曹利用、参知政事丁谓和同知枢密院事任中正等人职位是刘皇后“嫡系”，暂时动不得以外，其他位置皆有寇准“推荐”，这其中包括了日后仁宗朝的重臣李迪、王曾、周起、曹玮等，再加上原先向敏中等人的支持，寇准等人在朝堂中可以说是占了优势，但这样的情况只维持到天禧四年（1020）三月向敏中去世之前。

向敏中的去世对于寇准系势力来说是一个不小打击，但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面。到了六月，真宗的病情日益加重，寇准、李迪等人久未能与病重的真宗直接对话，这样刘皇后经常利用进入内廷的便利性发布政令。双方的斗争日趋白热化，好在对于寇准等人来说内廷里还有周怀政的支持。太子的教导工作和日常都是在其安排之下，刘皇后难以直接接触到太子身边的人事。

但是显然，寇准等人想要依靠真宗来维持朝局已经不可能，那就一定要有新的安排。所以真宗只得与寇准商议安排太子监国之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也留下了相关记载：

准尝独请间曰：“皇太子人望所属，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以固万世基本。丁谓，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上然之…………准请太子监国，且欲援亿以代谓。亿畏事泄，夜屏左右为之辞，至自起剪烛跋，中外无知者。既而准被酒，漏所谋。

但太子监国这样的大事，不是光寇准等人和真宗皇帝就能决定的。果然寇准的政敌丁谓“跳”了出来。两派人在激烈的朝堂辩论之后的结果是太子只得处理“日常事务”，国事还要请示真宗下旨。如此结果，宣告了寇准与周怀政为首的“太子党”惨败。朝中局势基本由刘娥等“后党”掌握。但事实上真宗已经病得不能处理朝政，所以下旨的只能是刘后。这就等于说是太子也成为了一个摆设。而惨败的一方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寇准再次被黜，周怀政则直接被杀。对此苏辙的《龙川别志》有详细的记载：

怀政，东宫官也。与寇准谋之遂议立太子，废刘氏、黜丁谓…………稍泄,丁谓夜乘妇人车与曹利用谋之，诛怀政，黜寇准。

虽然寇准离开了朝堂，但李迪、王曾等人还在。所以到了七月初，真宗只得对中朝堂上的官员重新任命。并任命李迪任宰相，一开始李迪再三推脱，最后太子拜求李迪，李迪才勉强同意。

而自寇准被黜后，刘后与丁谓专权。官员升降也不上奏皇帝。李迪多次在朝堂上与丁谓争论。到了十一月十九日朝堂之上，丁谓提议让林特担任枢密副使，遭到了李迪的反对，情急之下李迪竟然用手杖打了丁谓。在朝堂之上，居然会发生大臣斗殴的事件。此事最终只得找真宗处理，结果李迪被黜。丁谓出任宰相。至此不仅朝堂局势基本由刘后等人掌握。刘后还派遣自己的亲信宦官雷允恭执掌了资善堂，真宗皇帝再也无力，也无人帮其掌握朝政了。随后真宗皇帝驾崩，刘皇后也变成了刘太后。

“太子党”方面，李迪离开朝堂以后，只有王曾一个了。他也和寇准、李迪一样，属于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也想保护太子，维持赵宋的正统。但他的性格并不如寇准、李迪那样强硬，遇事也比较圆滑。此时刘太后掌权已经成为一个事实，那么要保住太子，首先就要先保证自己在朝堂上的地位。否则下场只能像寇准和李迪一样。为此王曾通过钱惟演向刘太后传达了希望太子与太后一起共荣的意愿，其言语也被《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录了下来：

“太子幼,非中宫不立，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

王曾通过这样的言语表达，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要依附于刘太后，但实际上却是很好地保护了自己和太子。而且还说明了太子与刘太后的利益关系，使得刘太后不敢作出一些过分的行为举动，从中起到保护太子的作用。同时这种言语也比较温和。也使刘太后能够接受，而且很快王曾与刘太后马上就要站在“统一战线”上了。因为当朝堂上丁谓取代了寇准，成为最大势力的时候，自然成为了刘太后下一个的打击目标。而且机会很快就来了。

真宗死后，皇陵的修建成了朝中头等大事。宰相丁谓无疑就成了工程总负责人，而宫人雷允恭此时取代了原先的周怀政。所以被派去监督修建皇陵。但是在他到达皇陵以后，居然胆大包天的擅做主张：改选了皇陵的修建位置，并且将此决定报告给了丁谓。当年五月，就在新改皇陵的挖掘过程中，发生了泥石流爆发，导致工程无法继续，因此雷允恭被杖杀于陵上。虽然此案对于老谋深算的丁谓而言肯定要受到牵连，但是此时他对朝局的把控尚比较严密，所以此时的他虽然处于危局之中，还未使此事直接牵连到自己。但却让一直环伺在旁的王曾抓住时机，他利用皇陵案将雷允恭与丁谓牵连在了一起。《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允恭既下狱，王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谓，而未得间。一日，语同列曰：“曾无子，将以弟之子为后，明日朝退，当留白此。”谓不疑曾有异志也。曾独对，具言谓包藏祸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太后始大惊。

王曾的这次突然发难，直接将雷允恭擅迁皇陵的行为完全归为丁谓的授意，并与刘太后密谈。而刘太后在经过与王曾的密谈之后，立刻决定将丁谓这个潜在的政治敌人消除。所以在当年六月二十五日就将丁谓定罪，最终丁谓被刘太后贬为了崖州司户参军。

此案结束后，自宋真宗末年以来的动荡朝局得以暂时告一段落，皇权更迭时期的权力纷争暂时落下了帷幕。北宋也进入了刘太后的“垂帘听政”时期。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蒲公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