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两员工伪造印章转出2405万，公司起诉银行，银行却称与我无关

“2405万银行该赔吗？”安徽合肥，女子和承包人里应外合，通过伪造公司印章，向对方转账2405万，公司对账发现异常后，以涉嫌职务侵占罪报案，刑事判决生效后，公司将银行诉至法院，索赔2405万，法院会如何判决？

（案例来源：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事发前1年，A公司与B银行签订《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综合服务协议》，在B银行开立单位账户，此后双方发生业务往来。

A公司于9月6日、9月8日两次对帐，发现有5次转账支票异常，资金共计2405万元，分别是：7月19日350万、7月25日400万、8月11日700万、8月30日475万、8月30日480万。

五张转账支票均加盖A公司公章、朱凯个人章、张伟印，除7月19日350万转账支票付款行为A支行，其他四张转账支票付款行均为B银行。

除7月25日转账支票无说明外，其他均分别附有A公司加盖公章的说明，说明申请A公司的一个项目材料款，转入支票中所注明的4个不同账户。

A公司对账后，认为5笔转账支票上的盖章及印鉴，均与其开户时留存在B银行的不一致，属于他人伪造，并认为许艳、唐磊等人涉嫌职务侵占，遂于9月22报案。

肥西县公安局于9月23日，委托合肥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对8月30日2张转账支票475万元、480万元及两张说明进行了鉴定。

该所于11月7日出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检材，即两张支票和两张说明上的“A公司”印文，与样本上的“A公司”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肥西县公安局因A公司怀疑另三张转账支票印章伪造，又于次年3月7日，委托技术研究所对另3张转账支票及2张说明进行鉴定。

该所于3月8日出具《鉴定书》，鉴定意见为：三张支票上的“A公司”印文与样本是同一枚印章盖印，两张说明上的“A公司”印文与样本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后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许艳、唐磊以3张转账支票转走1450万元，分别是7月19日的350万元、7月25日的400万元、8月11日的700万元，该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在共同犯罪中，唐磊负责制作工程款支付表并送审；许艳负责填写、提供转账材料，接到银行核实转账真实性电话时，给予确认答复。

虽然刑事案件已经查清，但公司损失已经实实在在发生，A公司将银行诉至法院，索赔2405万元，并提出如下事实和理由：

1.根据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9条，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的票据或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责任。

本案中，唐磊假冒A公司名义出票，所涉5笔转账中存在伪造印章、出具虚假转账说明、支票内容涂改、付款行名称错误等严重问题，B银行未尽必要的审查义务，属于重大过失。

2.A公司与B银行之间存在合同关系，本案案由应确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B银行应承担合同责任，赔偿2405万，而非仅按过错程度承担责任。

B银行辩称：

1.本案案由应为票据损害责任纠纷，应根据过错程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而非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由银行承担违约责任。

2.B银行没有审查转账说明、采购合同或者发票的义务，且B银行对350万元、400万元、700万元3笔转账支票予以付款，符合法律规定。

3.B银行对9月30日两笔共计955万元的转账支票付款审查，属于形式审查，通过手工和电子扫描比对，未发现印鉴公章不一致，无重大过失。

4.A公司内部管理混乱，致使许艳、唐磊能够擅自将2405万元资金成功转出，A公司存在重大过错，应自行承担资金被转出的责任。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

1.案由是银行储蓄存款纠纷还是票据纠纷？

A公司与B银行有签订《人民币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综合服务协议》，出票人A公司与付款人B银行因转账支票转出A公司账户中款项，具有票据委托付款的资金法律关系，因此，本案实质上是票据损害责任纠纷。

双方签订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综合服务协议，因转账支票争议问题所致，而非存折、存单或其他储蓄凭证以及借记卡、信用卡等银行卡为主要证据的存款储蓄合同纠纷。

2.B银行在票据付款中是否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

涉案5张转账支票经鉴定，三张支票印文一致，2张印文不一致的共计955万元，且每张转账支票所附说明的印文，与预留印章不一致。

但并无三方协议，约定需要对案涉资金进行重点监控，根据票据法第90条规定，支票限于见票即付，不得另行记载付款日期，故5张支票的说明，不是银行进行付款审验的依据。

综上，1450万元的三张支票，可视为A公司的意思表示，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为职务侵占，并已作出追缴处理，B银行对此不应承担责任。

955万元的二张支票，鉴定印章与预留印章不一致，B银行在支付票款时已进行验印，无证据证明B银行有恶意付款行为，但根据过错程度，应承担20%责任，即赔偿191万元。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