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104岁生日，有人问长寿之道，他答：吃亏是福

笔者以前写了不少开国将领，今天写写一位从我家乡广西走出来的将领——开国少将吴西。

吴西的家乡扶绥县渠黎镇三哈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祖祖辈辈在这里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从未走出山乡看世界。

1910年，吴西的父亲送他进村里私塾念书，希望他长大有出息，能光宗耀祖。功夫不负苦心人。1923年春，他如愿考上南宁第三师范学校，成为了一名师范学生。

吴西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曾两次被选为学生会的负责人，成为南宁市大专院校的师生之友。

吴西在学生运动中越来越靠拢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1927年春，正当他即将履行入青年团手续的时候，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全国城乡一片白色恐怖。

桂系军阀步蒋介石后尘，在广西大肆捕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5月4日，吴西带着进步学生到南宁桃源路散发揭露国民党右派和新军阀罪行的传单，这时，有人偷偷跑来告警：“不好啦，差佬（两广人对警察的称呼）快要来啦！”

吴西对学生说：“是我组织你们来的，不能害你们，赶快走，我来引开敌人！”结果当天散发传单的学生中，只有吴西入狱。吴西笑称：这是我第一次吃亏。

吴西既然陷进狼窝蛇窟，就无法逃避严刑拷打，但他宁死不屈，正义凛然，鼓舞了难友斗志。

反动军警恼羞成怒，意欲举起屠刀，杀害一批革命志士。这时，消息飞传，社会舆论大哗，纷纷谴责反动军警把屠刀砍向青年学生的恶行。

慑于学生的游行示威和右江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桂系军阀只好对被捕的志士作判刑处理。吴西忍受着敌人的种种摧残，终于度过了牢狱的苦难生活，1928年冬刑满释放回家。

为了等待革命时机，吴西到左县县立高小教书度日，他利用各种机关宣传革命思想，鼓动人民起来闹革命。

1929年5月，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分别担任广西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

他们在大革命失败后，仍然同中共保持着联系，为扩大自己的地盘，请求中共方面派干部到广西工作。

不久，中共中央派遣邓小平、张云逸等一批干部来桂工作，张云逸担任广西第四警备大队长，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广西第五警备大队长。

广西党组织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起合作关系，推动他们实施一系列的革命政策和措施，使广西岀现了有利于工农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此时，吴西从左县来到了南宁，经中共党员黄德普介绍，进入第五警备大队，进行兵运工作。

由于思想进步，表现突出，吴西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并派往第五警备大队新兵独立营部当政治指导员。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戎马生涯。

1930年2月，第五警备大队在俞作豫、邓小平等领导下，举行龙州起义，成立了红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

吴西离开独立营在南宁的驻地，匆匆赶到龙州参加武装起义，并担任红八军第二纵队第一营政治协理员。

龙州起义和红八军的成立，划破了八桂天空的阴霾，给龙州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吴西也扬眉吐气，感到浑身充满力量。

他深入到战士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并发动龙州的工人、农民联合起来，驱逐法国驻龙州领事馆的人员和传教士。

这些曾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的侵略者，第一次在革命人民面前低头战栗，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帝国主义者的威风。

然而，新生的革命政权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无情镇压。3月20日，在桂系军阀和龙州反动势力的里应外合下，攻陷龙州。

红八军转移到了钦州大寺。这时，俞作豫宣布：“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政工人员暂时离开部队，分批到香港找党的关系。”

吴西对红八军遭到如此不幸的结局十分痛心，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悲观失望。他说：“龙州起义的革命火种，将永远在左江人民的心中燃烧！”

这时，正值清明时节。路边山头，青烟缭绕，纸幡摆动，到处是焚香扫墓的人群。

吴西见状，计上心来：“为何不脱掉军衣军帽，化装成富豪人家，诈称去北海扫墓呢？”

于是，一行4名共产党员，雇了一顶轿子，一人化装为阔老爷坐在轿里，两人化装为随从，个子不高的吴西化装成奴仆，扛着雨伞，背着小包袱，一起向南走去。

路上遇见反动民团，看到他们一副富豪人家的打扮，没有盘问，他们安全抵达北海，第二天上午，搭上日本海轮前往香港。

一路顺风，吴西来到了香港，他虽无金睛火眼，但头脑精灵，经过细心观察分析，判断岀谁是革命同志。仅住了两天，就与党接上了关系。

第三天，他按照约定，穿过一条狭窄的、堆满垃圾的巷子，走进一户不显眼的人家。这是党的地下招待所。

从4月到8月，吴西在这里参加党的训练班，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

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

在这里，他得知俞作豫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杀害的消息，心情无比沉痛，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向党提出要求：“给我工作，让我战斗！”

几天后，中共地下党决定由吴西和一名桂林来的同志作向导，陪同邓岗（又名邓拔奇）回右江找红七军。

当时，吴西只知道邓岗是一名共产党员，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更不知道他是中共南方局代表。

抵达红七军后，军长张云逸亲自找吴西谈话，分配他到军部特务连当党代表。

从营政治指导员到连党代表，相当于降了两级，吴西又一次吃亏了，不过他并不在意，而是与连长李天佑一起做好特务连的整顿工作，完成保护红七军机关的重任。

1931年2月2日，李天佑、吴西带军部特务连随大部队来到了广东乳源县的梅花村（今属乐昌县）。

张云逸

2月3日凌晨，吴西还在睡梦中时，地下党突然送来紧急情报：粤军约有一个团的敌人正向梅花村开进。

李明瑞把情报字条揉成一团，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红七军的兵力不弱，如果利用好梅花村的有利地形，消灭敌人一个团是完全有把握的。”

他果断定下战斗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打一个歼灭战。

各作战部队按照军首长的部署，很快在梅花村周围的山上隐蔽下来，布下伏击的口袋。

听说要打仗，吴西立刻就兴奋起来。可作为特务连的党代表，他必须保证军首长的绝对安全，只能带领特务连紧随李明瑞、张云逸左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快到中午的时候，在等待中焦躁不安的战士们忽然安静下来。

只见大批敌人缓缓向山口涌来，并控制了东面山墙口前的一个制高点。敌人等了一会儿，见山上没有什么动静，便向梅花村开进。

正在这时，“砰、砰、砰！”响起三声清脆枪响。战斗打响了！

顿时，枪声、喊杀声、手榴弹爆炸声，震撼山谷，浓密的烟尘卷到半空。

进入伏击圈的敌前卫部队受到红七军迎头痛击后，就地组织还击，以掩护两侧的进攻。

敌人先用密集的炮火向红七军阵地猛烈轰击，接着在冲锋号的刺激下，一窝蜂地冲向红七军阵地。

敌人越来越多，距离红七军阵地越来越近。在这情况危急的当头，邓小平率领第五十五团主力赶来支援。

部队在火力掩护下，与敌人抢占阵地，团长薛章健率部队冲锋，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这时，张云逸率领的第五十八团，也遭到了敌人猛烈的攻击。

战斗越来越激烈。由于敌众我寡，红七军伤亡不断增加。李明瑞站在大青石上，心急如焚，思考着对策。吴西走上前去，让总指挥注意隐蔽，他仍然站在原地不动。

吴西看到东面山口的敌人越聚越多，黑压压一片，便对李明瑞说：“总指挥，我看敌人决不止一个团的兵力。”

李明瑞举起望远镜看了一阵，骂道：“看起来是想一口吃了我们。”说完，掏岀手枪，回头大喊一声：“特务连，跟我来！”

李天佑、吴西双方抢上前去拦住他：“总指挥，让我们上吧！”

李明瑞

李明瑞静静地看了吴西一眼说：“留一排做警卫，其余的你们全带上！立即赶到山口，封锁住口袋，挡住援敌！”

吴西深知情况紧急，当即和李天佑一起带领战士们向东面山口冲去，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前来增援的敌人遇到这支生力军，纷纷退却。李天佑、吴西和战士们击退了敌人，巩固了阵地，接着修补战壕，挖掘掩体，准备迎接敌人的再次进攻。

“冲啊！冲上去重重有赏！”时隔不久，敌人重整兵力，向红七军阵地发起了更猛烈的冲锋。

夕阳西下，战场上出现了暂时的寂静。

没过多久，敌人分兵三路悄悄地向红七军阵地袭来。此时，侦察员向李明瑞报告，敌人兵力已增加到三个团，而红七军伤亡很重，兵员、弹药得不到及时补充。

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再继续打下去，形势对红七军非常不利。李明瑞决定由特务连掩护，部队立即撤岀阵地，向梅花村东南方向山区转移。

红军主力刚准备撤出阵地，狡猾的敌人就察觉到了，他们顺着山梁和沟渠冲了过来，妄图一举歼灭红军。

李天佑、吴西带领特务连从山口边打边撤。当发现对面山坡松林里的敌人正向自己扑来时，立即命令以班排为单位，占据有利地形，扼守住交通要道进行阻击。

这时，红军将士们已经和敌人激战了5个小时，体力已经消耗到极限。

敌人越来越近，红七军阵地上静得几乎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吴西等敌人靠近时，犹如猛虎一般，一跃而起，挥舞着手中的驳壳枪，高喊一声：“同志们，冲啊！”

吴西奋勇当先，带着全连干部战士越过深沟，向敌人猛扑过去。

战土们边投弹边射击，前面的战士倒下去了，后面的战士跃过烈士的身体，继续向前冲锋，步枪、机枪子弹带着尖锐的哨音，像暴风雨一般射向敌群。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冲击吓呆了，连忙向后撤退。趁着夜幕的掩护，红七军撤出了最后一个山头。

由于敌情不准，导致红七军梅花村战斗失利。歼敌一千，自损七百，打了一场消耗仗。红七军前委决定，放弃在粤北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出乐昌向江西苏区前进。

红七军血战梅花村时，时值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撤退途中，呼啸的北风凄厉地嘶叫着，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地从天而降。

李天佑、吴西带领特务连紧随军部向韶关、乐昌之间的杨溪（今属乳源县）前进，准备在杨溪渡口横渡武水（北江上游），前往江西苏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又困又饿的红七军部队于1931年2月5日中午来到了杨溪渡口。

举目望去，只见粤北山区的武水绿得发蓝，河宽、浪急、水深。弯弯曲曲的河岸上，只见两只破旧的小船搁在浅滩上。这是红七军惟一可以利用的渡河工具。

红七军前委见这种情况，决定由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第五十五团先行渡河，张云逸率领第五十八团和军直属队殿后。

时间就是生命，紧张的渡河开始了。

让人着急的是，两只船一次顶多能载20多人，往返要10多分钟。部队的兵员、马匹和伤病员不断抵达，岸上不一会儿就挤满了等待渡河的人群。

看着两只小船慢悠悠地在水上漂动，吴西焦急不安。几个月来，敌人前堵后追，红七军受的创伤实在是太重了。

现在，部队全都暴露在渡口，一旦敌人追上来，势必处于背水作战的险境。

李天佑、吴西一面仔细观察周围动静，一面巡视游动哨和担任山头、道路、渡口警戒任务的战士，告诉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袭击。

晌午过后，第五十五团全部渡过武水，控制了渡口对岸的滩头阵地。两个小时后，第五十八团大部也渡过了河。

当仅剩下特务连、两个步兵连以及卫生队等五六百人时，河对岸突然传来汽车的马达声和密集的枪炮声。大家正猜测时，几发炮弹落到河心，激起几股十几米高的水柱。

原来，广东军阀调兵从韶关乘汽车赶来截击了。

正在警戒的吴西听到枪炮声，急忙向等待渡河的人群高喊：“赶快疏散隐蔽！”

战士们听到呼喊纷纷离开渡口，疏散到河岸边的树林里。但是，炮弹还不停地向渡口这边来，一发炮弹在特务连隐蔽地域附近爆炸了，飞散的弹片打中了吴西右腿膝盖，鲜血直流。

吴西咬紧牙关想站起来，但怎么也站不住了。

李天佑一把抱住吴西，问：“怎么样？”

吴西说：“不要紧，不要管我。连队就交给你了！”

“卫生员！”李天佑回头叫来卫生员，命令他们替党代表包扎伤口，然后抬上担架。

张云逸率部渡过武水后，经湖南宜章县境向北疾进，并派人寻找第五十五团，一时没能找到，便径自奔向湘赣根据地。

一路上，吴西被战士们用担架抬着，随部队一起转移。2月中旬，部队走到湘东南的桂东和桂阳交界处时，又得知湘军正从南北两面赶来，准备夹击红军。

危急时刻，张云逸下令部分受伤的战士就地留在老乡家养病，减轻部队负担。

当时，有不少伤员过不了思想关，不愿意留下来，死活都要跟着部队走，吴西见状当即从担架上跳出来，主动申请留在老乡家养病。

看到特务连党代表都带头了，其他人也不好说什么了，包括吴西在内的63名伤员因此就留在当地养伤。这是吴西第三次吃亏。

房东是参加过湘南暴动的老贫农，拥护支持红军，吴西住在他家里，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找药治伤，关怀备至。

可房东家在路边，不够安全，房东送他到山沟里躲藏，住在房东亲戚家疗伤。

10余天后，吴西能够自己走路。他没有心思再住下去了，便化装成乞丐去找红军，身上背个毯子，手里拿副碗筷。

说是装扮的，也是真实情况。为了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是红军战士的身份，从这个意义上说是装扮的乞丐。如果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生活窘境看，他是个真乞丐。

路上走了几天，吴西又转回到了乐昌。激战梅花村，强渡武水，红军在乐昌闹的动静大，他不敢久留，继续讨饭兼程。

元宵节那天，他在路上碰到一名中年男子，交谈中得知这人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现回家当修路工人。

这个人邀请吴西到自己家里吃饭，饭后他到村头一个破庙里过夜，免得反动民团搜家牵连工人。

他伴着闹花灯的锣鼓入眠，天明时始觉满身霜露。这名工人让吴西随他去当修路工人，填饱肚子才能干革命。

由于曾受伤，吴西干活儿不利索，经常遭受工头辱骂殴打，并克扣他的工资，只给他一日三餐，这些吴西都忍了下来。

一天，吴西照例上街买菜，路上遇见曾同在香港训练班一起学习的战友，又凑巧这名战友是当地的中共区委书记。

香港分别，此地巧遇，两人甚为高兴。在听完吴西的介绍后，区委书记岀主意说，与其当乞丐无目的地四处瞎找，不如先住下来等待机会。

吴西同意了，便来到当地的一个煤矿当工人。煤矿有个党支部，也是区委领导的。党支部知道吴西是红七军的党代表，对他很尊敬。

此后，吴西在煤矿附近村庄边上租用了一间破房，白天到煤矿挖煤运煤，晚上在破房里刻钢板，印传单，之后在工人中散发，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1931年冬的一天，吴西上山砍柴，不慎砍伤自己的左腿膝盖，踉跄着回到住处。强渡武水时右腿受伤，现在又伤及左腿，而且都是膝盖，走路困难，只好住在瑶山工棚里养伤。

许多年后，吴西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自嘲这段拖着病体打黑工的日子是第四次吃亏，口中吟岀五句诗：“山中伐木叮叮，树上鸟鸣嘤嘤，独坐仰天长叹，有声胜过无声。”

吴西好不容易熬过漫长的冬天。次年春天，红三军团到广东来活动。经党支部批准同意，吴西拿着乐昌县委开具的介绍信赶到仁化县城，重新回到红军部队。

这时，问题来了，由于吴西离队过一段时间，组织上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审查，因此吴西只能暂时在红三军团第三师俱乐部当一名干事。

而当初特务连的同事李天佑，这会已经是红三军团的一名骁勇善战的团长了。

从特务连党代表降为一名普通干事，这是吴西第五次吃亏，不过吴西对此毫不在意：“只要让我回红军，就算当伙夫我也干！”

一年后，吴西的历史问题调查清楚了，被任命为红三师政治部秘书兼俱乐部主任。

设备简陋的俱乐部，虽然人数不多，但对鼓舞士气和瓦解敌人起着重要的作用。

吴西带领俱乐部的七八名同志，通过标语、口号、墙报、快板、唱歌、演剧等宣传鼓动形式，在部队中造成了一种乐观向上、敢打必胜的浓厚氛围。

1933年冬，吴西调到红三军团第六师政治部任敌军工作科长，跟着前卫部队前进，始终在战斗的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对敌人阵地喊话。

那时，红军没有电喇叭，只能靠人的嗓门，距离敌人阵地远了，敌人听不见喊话，近了容易暴露目标，引来杀身之祸，敌工科的许多干部就在这样的战斗环境中牺牲了。

一次，敌军攻击红军阵地，吴西蹲在树丛边喊话，刚喊几句，一发迫击炮弹就凌空飞来，炸得地上尘土飞扬，弹片从耳边擦过。

类似这样的危险，吴西喊话时常常遇到。每一次战斗之后，他都要对科里的干部说：“我是个幸存者！”

长征途中，身为敌工科科长，本应跟着司令部行动的吴西多次吃亏，甚至差点和大部队失去联系。

飞夺泸定桥后，红军开始爬大雪山，兼做收容队工作的吴西，本来已经送一批战士到达山顶。他站在山顶回头一看，见半山腰还有落伍的战士，就又从山顶回到山腰。

这一上一下，就耽搁了几十里路，直到半夜才和落伍战士一起赶到宿营地。

红军途经四川时，与敌人发生了战斗。敌强我弱，不能硬拼，遂决定撤离。吴西奉命到阵地最前沿，做瓦解敌军的工作。

红军半夜开始撤退，他仍继续不停地喊话，以此迷惑敌人。等到部队撤完了，吴西才匆忙离开阵地，摸过一条小河，终于赶上大队伍。

抵达陕北后，吴西调任红二十八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领导人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极力主张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但是，东北军内部“和”与“战”的激烈争论，不仅没有因事变和平解决而停止，反而愈争愈烈，甚至兵戎相见。

1937年2月20，“主战派”孙铭九（张学良卫队团团长）等人将“主和派”王以哲（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杀害。

消息传到前线，激起东北军官兵的愤慨。驻防在渭南的东北军立即调转枪口，往西安开发。

很多官兵都红了眼，声称要杀凶手的头，挖凶手的心，给王以哲军长报仇。西安古城一片恐怖气氛，东北军陷入混乱局面。

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形成团结抗日的局面，周恩来将孙铭九等人送出西安。

孙铭九

同时根据第六十七军的请求，决定派得力干部协助其做好稳定部队的工作，并把任务赋予给了红二十八军。

红二十八军领导酌量再三，最后指派吴西前往第六十七军，执行此项任务。

临危受命，吴西深感责任重大。尽管他在红军部队里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多年，但红军是自己的队伍，素质好，觉悟高，有共同理想，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现在是到曾经与红军为敌、并在陕北战场上多次较量过的部队中去开展工作，环境差异，基础不同，把红军政治思想工作这一套办法搬去肯定行不通，必须拿出新招数。

怀着几分忐忑、几分紧张的心情，他带一名干事随行前往。

吴西到达第六十七军驻地时，军领导设宴招待，以示欢迎。如何开展工作，红二十八军领导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只是原则地让他根据实际情况，依靠进步官兵见机行事，全权处理。

吴西在深入地了解第六十七军的内部情况后，感到东北军内部斗争和思想混乱不是少数人，而是存在于广大官兵之中，对当前时局和出路问题存在模糊认识。

他觉得有必要召开大会，给干部和骨干作一次形势报告。他在会上，充分肯定了东北军要求抗日的爱国行动，极力称赞张学良、王以哲的高尚民族气节。

同时，他指出，当前主要任务是贯彻国共联合抗日的主张，团结一致，枪口对外，打回东北，驱逐日寇，收复国土，这是每一名爱国军人的光明出路和神圣职责。

他还揭露日军、亲日派及投降派制造混乱、挑拨离间，妄图重开内战的阴谋诡计;他指出，不顾全大局，一味制造矛盾，客观上帮助了敌人。

东北军官兵听了之后，很有启发，感到头脑开窍了许多，“复仇”的心渐渐平复。

第一炮打响了，增强了吴西圆满完成任务的信心。之后，他深入到基层部队之中，广泛接触官兵，召开各种座谈会，交流看法，畅谈形势。

讲明只有搞好上下左右团结，枪口对外，同心同德，才能自立，否则就会被人瓦解吃掉，最后势必与自己的愿望背道而驰。

经过10多天的艰苦努力，在进步官兵的配合下，多数官兵思想认识有了明显的转变，内部矛盾有所克服，混乱局面基本扭转过来，军心趋于安定。

第六十七军领导感到放心满意，吴西才返回红二十八军驻地.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吴西在第一二零师政治部敌工部工作。1939年夏，吴西调任冀中军区第七分区政治委员，夏天调任第七军分区政委。

当时，冀中平原境内涨水，日军见“扫荡”未能奏效，又使出缺堤放水的恶毒手段，造成冀中20年未曾有过的大水灾，蠡县、博野、安国等县顿成一片汪洋，灾难十分严重。

第七军分区在吴西、于权伸的领导下，一面继续开展游击战，一面与灾害作斗争。

于权伸

在1940年的春季反“扫荡”中，安国县的东赵、西寇两个村子的民兵创造了一种歼敌的好方法——地道战。

他们把手榴弹埋在道路上，用线拉火，炸死了两名伪军。随后，各村民兵竞相效仿，用各种土办法制造地雷，成为民兵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吴西、于权伸十分重视群众的发明创造，要求部队在作战中积极运用爆破的形式，在警戒、伏击、阻击、围困、退却时，巧布地雷阵，并且给分区所属各部队增编了工兵分队。

各地爆破能手大量涌现，爆破方式和战术运用多种多样，与战斗行动配合得更加巧妙，迅速发展成为群众性的地雷战.

吴西总结地雷战的口号是：来不让来，走不让走！你一定要来，我就一定炸你。你不打我，我也一定炸你！人多时大炸，人少时小炸，没有人时准备炸！”

充满敢打必胜、战胜敌人的英雄气概！

定（县）曲（阳）公路是日伪军“扫荡”北岳根据地的一条主要交通线，经常有上百辆汽车的车队运送军用物资在此通过。

摸清这个规律后，吴西决定在高门屯附近设伏。他将配属作战的冀中军区第十七团第一、第二营设伏于路北，第三营放在路南。

他还特别叮嘱要放敌人过，把敌人拦腰切断，分作两个伏击圈，各个击破。

一天拂晓，吴西带部队进入伏击阵地后，埋好地雷，作好准备，静候敌人进入“口袋”。

大约上午10时左右，一辆载着20余名日本兵的汽车开了过来。眼看着就要开过西边的设伏点了，还不见后续车队的踪影。

“不等了！”吴西一声令下：“打！”刹时，爆炸声响起，汽车被炸翻，机枪、步枪猛烈射击，一举全歼该敌。

高门屯战斗虽然干脆利落，但对日伪军的牵动还不大。冀中军区命令吴西带领第十七团继续在该地区寻找战机，给日伪军以更沉重的打击。

第十七团经过详细侦察，得悉（北）平汉（口）铁路上日伪军运输频繁。

每当一列客车开过之后，必有一列运输军用物资的货车通过，便建议在宣村以南、黄宫城北进行伏击，那里地形便于部队埋伏。

吴西将参战部队分工为投弹、登车、射击、运输等小组，分头准备，制定预案，傍晚时各就各位。

夜幕笼罩四野时，一列客车在平汉线上飞驰通过。工兵连官兵迅速跃上路基，在铁轨上布置好地雷，等待军用物资货车的到来。

约20余分钟后，一列军车从定县开岀，飞速向南行驶，很快进入伏击圈。

担任炸车头的工兵连率先拉火引爆地雷，接着埋在路基上的各处地雷也相继爆炸，土制的手榴弹飞向各个车厢。

各种武器的爆裂声连成一片，震天动地，火光冲天，此起彼伏，蔚为壮观。顿时，机车被炸坏，车皮大部分出轨。

接着，射击组的各种武器一齐开火，突击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列车歼敌。

由于计划周全，分工得当，仅用半个小时就结束战斗，取得歼敌300余名、自己无一伤亡的完胜战绩，还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

宣村伏击战使平汉铁路3天不能通车，进入山区“扫荡”和石家庄至保定沿线的日伪军十分惊恐，惶惶不可终日。捷报传到八路军总部时，朱德总司令特致电通令嘉奖。

1942年5月，侵华日军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督日伪军5万余人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野蛮的“大扫荡”。冀中军区电令第七军分区做好反“大扫荡”的准备。

吴西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具体部署，决定以营连为单位，采取“速战、速决、速走”战术，尽量靠近敌占区，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

在两个月的反“大扫荡”中，吴西带领第十七团开展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先后作战60余次，毙伤日伪军1500余人。

冀中第七军分区抗日武装不但没有被日伪军消灭，反而比反“大扫荡”前有所发展，兵员、枪支都有增加。

到日军无条件投降时，冀中共有26个团升级为野战军开赴前线，其中第七军分区就有4个团。

1945年9月，吴西离开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到张家口接受晋察冀军区的调遣，前往冀中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

吴西骑马赶路，想到即将抵达的冀中地区，不禁浮想万千。他曾在冀中地区战斗了4年，直到1943年春到延安学习。

两年之后重返冀中，又踏入了昔日浴血战斗的故地，又与过去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重逢，怎能不令他的心情激动呢！

到了冀中，他出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就在他刚到职不久，冀中军区收到晋察冀军区一份急电，内容是：“政治部吴西和XXX速到张家口另行分配工作；

吴西看了看译好的电报，心里直纳闷：刚从张家口分配来冀中，咋又要重新分配工作呢？冀中军区的干部还没有配齐嘛！

他拿着电报去找军区司令员孙毅，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建议司令员打个电话到晋察冀军区问问。

孙毅回答说：“你交代工作，前去报到吧！调动干部是常事，服从就是了。”

既然司令员这样说，他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匆匆交代完工作，就前去张家口报到。

吴酉到了张家口，面见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志民。李部长问他：“老吴，到张家口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你这个组织部长还不知道？”吴西回答说。见李部长露出惊讶的神色，他便说自己是奉调而来。

“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我们只调你们那里的XXX—人，没有上调你呀！”李志民坚定地说。

“电报上明明写着，调我和XXX。“吴西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李志民还是坚持说根本没有这一回事，还说这事是自己经手办的，绝对错不了。

两人争执了一会儿，便叫人找来电报底稿核对，电报底稿的内容是：“政治部吴西告XXX速到张家口另行分配工作。”

原来，冀中军区译电员把“告”字译成了“和”字。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面对这份误译的电报，吴西和李志民都哭笑不得。既然问题已经弄清楚，李志民让他仍然回冀中军区原工作岗位。

无巧不成书！当吴西正准备离开张家口返回冀中时，遇到军政干部学校教育长谭家述。

寒暄之后，吴西谈起了电报误译的事，谭家述说：“既然你已经来了，工作又交接完了，何必再回去，留在张家口吧，干校刚组建正缺人呢。”

就这样，吴西来到军政干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从军区政治部主任调任干校政治部副主任，相当于降了一级，而且又是在战事紧张的情况下调离前方指挥岗位，错过了在解放战争中一展宏图的机会，可以说这是吴西第六次吃亏。

有人就跟吴西说：“李部长是你的老上级，找他反映反映，还是回冀中去，好过降级在这坐冷板凳。”

吴西则乐呵呵地说：“干革命嘛，哪个岗位都是一样，没有热板凳冷板凳的说法。”

1948年秋，吴西调任华北军区第十八兵团随营学校政治委员，负责训练基层指挥员。

此后，随营学校把一批又一批经过训练的基层指挥员送到战火纷飞的前线，为人民解放事业屡建功劳。

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长江，蒋家王朝覆灭。第十八兵团随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随营学校也跟着直向西南。

吴西兼任行军梯队指挥部政治委员，从西安到宝鸡，翻过巍峨秦岭，穿过雄奇剑门关，直达西南重镇成都。

到成都后，随营学校改称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吴西任政治委员。

18兵团跨过剑门关

川西分校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教育改造国民党军近3万名起义、投降、被俘的尉官以上人员，弃旧图新，立功赎罪，为建设新中国岀力。

根据这些人的思想情况，吴西提出了8个字：“知过必改，乃是完人。”在他们的思想有所转变的基础上，分校发动他们诉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几乎每次诉苦都有收获。有一位原国民党军中将军官诉苦后，主动从房顶上取出一盒金条交给学校，并对自己隐瞒财产的行为表示忏悔。

吴西派人进行查实后，认为这是他自己的私有财产，应当退给他自己支配使用。

中将望着退回来的金条，以为自己在梦中，愣在那里半天没动。他没想到共产党人竟有这样高洁的品德，宽以待人，心胸广阔，令他十分感动，带头配合分校的教育改造工作。

经过一段艰苦的思想工作，川西分校终于达到了改造的目的。工作人员很少，平均一个连有一两个人。改造对象这么多，没有发生叛乱。这是党的政策创造的一大奇迹。

1950年冬，改造原国民党军官工作结束时，西南军区派人检查，认为改造几万名军官没出问题，说明分校对党的政策贯彻得好，方法对头，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值得赞扬。

不久，吴西被任命为川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兜兜转转，又回到了5年前的级别。

1950年1月12日，人民解放军海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军种在北京正式组建，拉开了新中国经略大洋大海的序幕。

从这一年开始，总参谋部陆续从陆军部队中抽调部分部队，参加人民海军的建设，川北军区被抽调干部战士五六百人，转隶海军组建潜艇学校。傅继泽任校长，吴西任政治委员。

1952年底，吴西率领一个军级单位的干部架子，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的干部战士，奔赴青岛筹建海军潜艇学校，从此开始了他海军的军旅历程。

到青岛后，吴西主持全校政治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政治机关、训练部门、后勤队伍都相应地建立起来了，校舍建设也即将完工。

傅继泽

1953年4月，海军潜艇学校正式成立，准备当年秋季开始招生。

可吴西没能参加秋季开学典礼。在学校正式成立命令公布不久，他突然被任命为华东军区海军（后更名为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副主任，离开了忙碌了近两年、即将开学的潜艇学校。

从正军级单位的一把手，调到正兵团级单位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在很多人看来吴西又吃亏了。

其中原因，缘于一场“政治委员听副校长的，还是副校长听政治委员的”争论。

当时，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解放军借鉴苏军经验，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有人主张“不要再提党的绝对领导”，应该搞苏军的“一长制”，认为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已经过时。还有人甚至提出，要取消解放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

吴西站出来坚决反对。他说，解放军不能生搬硬套苏军的做法，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政治委员制度，这是我军几十年克敌制胜的“法宝”，不能丢。

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那场争论。苏联顾问对吴西的表态大为不满，因此吴西不得不离开了他一手创建的潜艇学校。

在政治部副主任的岗位上，吴西继续关注“坚持党指挥枪”的问题。

适逢华东军区海军第六支队召开党代会，吴西也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争论的焦点问题是，要不要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在海军中要不要政治工作，大家要求吴西在会上公开表态。

面对众人疑虑的目光，吴西没有犹豫，在大会上发言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

他说：“政治委员制度要继续加强，不能取消。我们的建军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是我们党、我们军队的优良传统，必须保持和发扬。”

吴西的发言掷地有声！有人鼓掌同意，有人举手反对。

后来，中央军委、海军领导机关明确表态，不能照搬外国，要从中国的实际岀发，坚持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为了在部队中更好地落实党的领导，吴西主持召开了华东海军基层党支部工作会议。

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加强党支部建设的报告》，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措施。

根据会议精神，吴西在会后又抓了党支部书记、委员的轮训工作。从而，使华东海军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加强。

出色的工作业绩使吴西又一次被重用，这下之前说他吃亏的人都傻眼了，1955年，吴西被任命为海军军事检察院检察长，两年后又提拔为海军后勤部副政治委员。

1951年，吴西患了淋巴结核。此后，他长时间的带病工作，体力日渐不支，经常为病体所苦恼，便因此萌发了让贤的想法。

有好心人劝他，可以边治病边工作嘛，何必非要退下来呢？可他不这么认为。“如果从个人的角度岀发，台上当然比台下好。可从党的利益出发，我还是退下来好。”

1958年8月，吴西主动给海军党委写信请求让贤。他在信中恳切地说：“我是党的干部，却因病不能多抓党的工作。怎么办呢？让年富力强的同志干吧！”

次年1月，他在海军党代会期间，再次致信海军党委，要求免去他的职务。1964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吴西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因此，吴老保持着一个“离休生活”纪录。他1964年10月离开部队，到去世时已度过41年的离休生活。离休生活时间之长，迄今全军也无人比肩。

离休前，吴西又一次“吃亏”了。按照当时不成文的规定，主动申请离休或者退居二线的，之前都会提一级。

当时吴西是正兵团级干部，军委和海军党委为了表彰吴西主动让贤的精神，计划将其任命为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后再下离休文件。

可吴西拒绝了：“算了吧，我个人对革命并没有什么贡献，这样安排于心不安，还是把职务让给更有能力的同志。”

吴西把离休当成战斗历程中的一个新起点，在余生之年继续探求革命真理，为党继续战斗到最后一息。

这是他离休后的一切生活和工作的指导思想。他喜欢孔子说的话：“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他也喜欢毛泽东的话：“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一个跟离休前上班差不多的时间表诞生了。起居饮食，工作学习，吴西离休后的生活节奏，几无改变。

一是人离休思想不离休，照常学习看报，阅读文件，使思想跟上形势；二是研究中国历代历史，过去的经验教训，可做今日之鉴，对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所启发。

在五五开国少将中，吴西的寿命仅次于詹大南，至2005年7月去世，还差3个月享年105岁。可吴老晚年说起他的年龄，笑着坦诚道：我吃大亏了！

原来，在2001年以前的所有文件档案中，记载吴西的岀生时间均为1903年。

对此，吴老多次对组织讲，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有误。他说：由于自己上学比较晚，报考南宁师范学校时超龄了，便把自己的年龄“减”去了3岁，这才被师范学校录取。

可由于年代久远，找不到依据，组织上也就无法进行更正，他只好将错就错。

2002年春，吴老家乡族人在整理族谱时查出，吴老真正的出生时间是光绪二十六年农历闰八月十三日，即公元1900年10月6日。

此时，档案年龄99岁的吴老，实际已经102岁了，错过了2000年百岁诞辰这个重要生日，给人们留下了几多缺憾。

在千余开国将帅中，吴老本应第一个庆贺百岁生日，可由于档案记载有误，这个“记录”就被童陆生少将所拥有了。1901年出生的童老，有幸成为第一个庆贺百岁生日的开国将帅。

吴老年近八旬始习书法，102岁回广西举办个人书法展览，笔法端直，行之秀逸，引来参观者驻足流连，啧啧称奇。

104岁时，有人向吴老请教老人的长寿秘诀，吴老回顾了他革命一生的“吃亏”经历，爽朗地说：“吃亏是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