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陈诚的心腹投诚，对解放军处长直言是1924年的中共党员

1971年1月30日，正是农历刚刚迈过新年的好日子。然而躺在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的汪维恒却已经到了生命的弥留之际，再也没法亲眼见到未来的好日子了。

他望着满堂儿孙，“我要求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的话喃喃于唇间，却再也没有丝毫的力气完整地说出来。

这位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身份的老人，难道其中真有什么隐情？为何在他临终之时仍然执着恢复党籍？

潜伏21年，传递情报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一件事是：国共两党的斗争史不是由表面的枪火炮弹组成的。在我党的隐蔽战线上，也有一大批像熊向晖、钱壮飞等潜伏敌营心脏的革命英雄。

他们在暗地里，为我党输送情报，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汪维恒便是这种“暗战”英雄的一员。

早在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达成的时候。我党中央高层及情报组织对于蒋介石的合作诚意依然抱有很大的怀疑，汪维恒便是在这个时候，以潜伏的中共党员身份跨党加入了国民党。

果不其然，国共蜜月期不过短短的两年，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国民党对内部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内部左派分子进行了大清洗。

但幸好，汪维恒成功潜伏到了南京，开始发挥他“暗子”的作用。

但他自己也没想到，自己这一潜伏就是整整十年。这十年时间内，白区一片恐怖，我党的地下组织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汪维恒只能一边在国民党军需界积极发挥抗日作用，一边寻找党组织。

1938年8月，经过李克农的介绍，汪维恒重新和中共南京谍报机关的史永搭上线。开始将自己收获的情报，不断通过史永这条线传递给党中央。

比如就在1943年，蒋介石意图再度掀起内战，秘密派遣胡宗南进攻我军陕甘宁地区。

汪维恒收获这个情报后借故赶往重庆，通过重庆地下党员的安排面见周恩来等我党高层，将国民党兵力、装备、布防等情报一一细说。

正是有了他这一招，蒋介石在临发之际发现我党早有准备，只能悻悻取消了行动，延缓了国共合作的破裂，挽救了我党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

又比如在1946年的时候，蒋介石听闻刘邓大军已经渡过黄河，急忙召集手下骨干开军事会议，拟定了由白崇禧率20万大军向刘邓大军发动总攻的作战计划。

可蒋介石不会想到，参与他高级军事会议的南京联勤总部副总司令汪维恒，直接就将此次会议的全部计划内容通过史永传递了出去。

也正是有了这份情报的帮助，刘邓大军才能最终完成“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壮举。

后来随着国民党的全线溃败，蒋介石不由得已开始安排退往台湾的后路。

为了完成这胜利最后关头的情报任务，汪维恒决定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可能面临的牺牲。主动联系史永，表明自己决意携全家赴台的想法。

党中央最后同意了他的主张，并专门派遣了一位汪维恒同乡地下党员许汉城同往台湾，以方便汪维恒届时从台湾传递情报回来。

临行之前，史永拉着他的手说：“一路保重，记住一旦接到新的命令一定要立即撤离台湾”。

汪维恒到达台湾后，一边不断通过许汉城的印刷厂厂长身份，将台湾的军事情报送回大陆；一边他也每天晚上偷偷地收听新华社广播，了解大陆的最新形势情况。

当他听到解放军渡长江、克南京，一路势如劈竹对东南重镇上海形成了包围之势的时候。他恨不得在宁静的夜里高声欢呼，要知道那可是20年的潜伏生活啊。

1949年春，正在台湾积极探查国民党情报的汪维恒收到大海对岸家人的一封信，在信中他看到了党中央给他的最新指示：撤离台湾。

于是，他当即向其时正在养病的上司陈诚去电，声称母亲患病要返回大陆探望。

陈诚十分重视这位聪明能干的手下，真诚劝导汪维恒现在大陆情势危急不要冒险，等以后时局安定下来再返乡不迟。

可汪维恒归心似箭，在安排好家人后续的离台部署后，毅然决然地只身直飞上海。

陈诚追之不及，但对于属下这种“飞蛾扑火”的“党国忠诚”又十分感动，于是干脆任命汪维恒为驻沪补给区副司令，并统筹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银行董事长等职位。

这正是汪维恒所希望看到的。有了对上海财政物资的实际掌控权之后，他做了一系列紧急工作挽救了上海地区的经济财政问题。

如紧急封存财政局所有档案避免其被销毁；以财政空虚的借口驳回了汤恩伯索要巨款修筑工事继续顽抗的行为；杜绝了谷正纲和方治取出银行存款兑换美金带走的建议。

他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上海最好的财政状态，以迎接解放军的到来。

1949年5月27日，汪维恒以“投诚”的身份在上海财政局和顾淮等人交接。他要求和顾淮私下交谈，顾淮以为这位“国民党少将”想要更多许诺的好处，于是同意了。

谁知汪维恒一句：“我是1924年的中共党员”，直接颠覆了顾淮的认知。

在和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确认汪维恒的身份后，顾淮转惊为喜，紧紧握住汪维恒的手说：“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经营上海，临终抱憾

顾淮之所以这么高兴，一则是为同志终于得见天日；二则是因为当时上海的情况实在很糟糕，如果有了汪维恒这个“本地人”的协助，对于上海的经济复建工作他就更有信心了。

不久，在中央社会部的批准下，汪维恒的身份被解密。正式由情报工作部门转到上海地方工作，任新上海的直接税局副局长，和顾淮搭档开启了对新上海的经济规划和城市建设。

当时上海虽然号称“东方纽约”，可在这么多年国民党的胡乱经营和压榨下。到中共接手上海的时候，用陈毅老总的话来说：“这就是个缺奶少粮的大娃娃”。

战略物资及其匮乏：仓库的粮食只够全城百姓糊弄着捱上半个月；燃煤只有7天的储备量；纱厂运作的棉纱只能维持核心工厂一个月的消耗……

所以压在顾淮和汪维恒身上的工作担子十分的沉重。一方面，他们要处理好原国民党“金圆券”和人民币的兑换；另一方面得不断打通其他城市对上海的物资输送支持。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上海当时还有非常严重的国有土地被洋人侵占的问题。各种租界地、酒楼、歌舞厅等建筑林立，名为租借，实则霸占矣。

这个问题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上海开埠之后的1845年。列强蓄意篡改了《上海土地章程》，把其中的“局部租用地”改为了外国人可以行使一切主权的“租界”。

所以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而且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当然不想和列强各国撕破脸皮以最直接的战争方式把他们赶出去。如何快而稳的解决这个洋人侵占土地问题呢？

汪维和从自己地税局的角度给顾淮提了个拍案叫绝的方案：对这些洋人的建筑产业按照新标准征收地价税。而且为此他俩还参照国际纳税惯例制定了一份合情合法的《税务概要》。

本来这些灯火酒绿的老上海繁华之地，在解放之后就生意萧条难以为继。这时候汪维恒顾淮等上海财政局又催收地价税，这些洋人根本无力缴纳所欠下的税款和滞纳金。

最终，他们只能将曾经强取豪夺的地皮建筑（今文化广场、人民广场、上海展览馆、锦江饭店、和平饭店、花园大酒店等）进行抵押来支付各种他们应缴的税款。

经此一役，顾淮和汪维恒不动用一刀一枪，也没有通过任何外交手段便将大片土地收归国有。一时间他俩成了上海国人最敬佩的英雄，当然也成了洋人最害怕听到的俩个名字。

但汪维恒的风光背后，却一直隐藏着危机。只是他自己一直忙于解放后的经济建设而没有彻底去解决。这个危机，就是他的后半生一直耿耿于怀的党员资格问题。

早在1942年，汪维恒和党中央重新建立起联系之后。便自己就已经向重庆红岩办重新递交了入党申请，可他不知道的是红岩办因撤退匆忙销毁了大批入党申请书，其中就包括他的。

直到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恢复汪维恒同志党籍的请示》作出批示 ：“恢复汪维恒党籍。党龄自1924年1月算起。”

至此，这位潜伏敌营21年的革命战士终于获得了他应有的身份，夙愿以偿，汪维恒的灵魂可以安息了。

而后人，也必将牢记他为革命为新中国建设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时刻缅怀。#深度好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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