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乡村 凝视童年 纪录片导演蒋能杰：用镜头为留守儿童“发声”｜打破偏见的勇气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蒋能杰（右）在拍摄《村小的孩子》

低矮老旧的泥砖屋，曲折蜿蜒的乡间小路，在微风中泛起波浪的稻田……说起农村，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

这是一片广袤而粗粝的土地，是充满着泥土气息的田野乡村，也是纪录片导演蒋能杰的出生之地。在这片土地上，曾传来留守儿童低声的啜泣，有尘肺病人隐忍的咳嗽声，外出务工农民的无奈叹息……而这些声音，都被蒋能杰一一收录在镜头中，呈现在或大或小的屏幕上。

从2008年拿起摄像机开始，蒋能杰便数年如一日地行走在乡野和城市之间，将镜头对准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于是，在草木沙砾的乡村里，和被拍摄者的讲述中，他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

就在五四青年节前夕，封面新闻记者拨通了蒋能杰的电话，彼时他正结束了一场拍摄，在忙碌的间隙中抽出了时间接受采访。当他带着些微湖南腔的声音从手机中传出时，他谈起了童年时与父母的分别，拍摄时见过的留守儿童的眼泪，无法割舍的乡土情结，和创作时始终要面对的经济压力。

童年，故乡

“你长大想干什么？”

“像爸爸妈妈一样，去打工。”

这是一双清澈又懵懂的双眼，带着对外面世界的无尽好奇，与稚嫩而青涩的脸庞一同，出现在蒋能杰的镜头中。这是纪录片《村小的孩子》中的画面，记录了曾经生活在湖南大山深处的3个留守儿童家庭的故事，也是蒋能杰所历经的童年。

上世纪80年代，蒋能杰出生于湖南新宁的一座村落中。记忆中的童年，是去放牛路上把牛放丢的急切，是用看书躲避干农活的时光，是在匮乏的书籍资源中生出对阅读的兴趣，也是与父母不断分别的岁月。

10岁那年，蒋能杰的母亲外出务工，成为中国第一批打工潮中的一员。到了15岁，他的父亲同样去往了外地打工。彼时的他，并未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特殊，在父母不在身边的岁月，他与家中的老人和弟弟相互依靠生活。后来，当他考上大学，走出大山，在学校阅览室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留守儿童的文章，才明白当时的自己，就是第一代的“留守儿童”。同时，他才了解到，原来老家有那么多父母常年不在家的孩子。

“为何选择拍摄家乡，选择拍摄留守儿童的题材，还是跟我的出身、经历相关。”蒋能杰说道。2009年，大学毕业的蒋能杰拿起摄像机，回到了家乡新宁光安村，走进当地的村小，开始用镜头记录一间临时学校和 22 个学生的日常点滴，其中有17个是留守儿童。蒋能杰第一部纪录片《路》，也由此诞生。而后，他跟拍留守儿童长达十余年，并创作了关注留守儿童题材的公益纪录片三部曲——《路》《村小的孩子》《加一》。

蒋能杰（左）在拍摄《村小的孩子》

当代作家付秀莹曾说过，一位作家可能终身都在书写他的童年。而在蒋能杰的作品中，大多取材于自己生长的乡村，带有清晰而强烈的童年印记，和鲜明的土地属性。

2019年，蒋能杰拍摄的纪录片《矿民、马夫、尘肺病》在网络中掀起不小的讨论，该片记录了在湖南新宁私人“矿井”里，一群底层矿工的故事。片中，围绕矿山生存的村民、运送矿石和炸药的马夫、在简陋条件下染上尘肺病的矿工……这些，都是交织在蒋能杰童年记忆里的缩影。因为在他11岁那年，做矿工的父亲、二叔、三叔，都先后患上了尘肺病。多年后，他身边亲人经历过的点滴，成为蒋能杰镜头中所讲述的故事。

“我是乡土情结很重的人。”说起作品中总绕不开的故乡，蒋能杰说道，自己诞生于农村之中，父母也曾是农民工，留守家乡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塑造了他的人生。“因为我经常生活在底层，跟底层的人群有很多接触来往，我对他们有天然的亲近感。家乡也成了我事业的发源地，也是最早的创作地。”

记录，看见

2021年9月，蒋能杰导演的电影《矮婆》登陆院线，正式公映。

这是蒋能杰第一次尝试剧情长片的创作，也是他首部拿到“龙标”的作品。此时，已是他关注留守儿童题材的第十二年。而《矮婆》的主演，正是蒋能杰此前纪录片中的主角，一位来自湖南的留守儿童蒋云洁。

睁着大大的眼睛，说着长大后想出去打工的蒋云洁，第一次出现在蒋能杰的镜头中时，年仅6岁，是蒋能杰在2009年创作的纪录片处女作《路》中的记录对象。而后，在《村小的孩子》讲述的故事里，也能看到这位留守农村与老人相依为命的少女的身影。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剧照

从纪录片《路》到《村小的孩子》，再到电影《矮婆》，蒋能杰十余年扎根于家乡的泥土里，用不同的方式持续地关注农村变革环境下的留守孩童。于是，作为中国初代留守儿童的蒋能杰，用镜头记录下了第二代、第三代留守儿童的故事。

蒋能杰（左一）在拍摄电影《矮婆》

“如果我不上学，不走出大山，不拿起机器，不跳出来观察，对于‘留守儿童’的现象，我也是习以为常的。”蒋能杰说道，当他去了大城市上学后，再回头看自己的家乡，他开始疑惑，他看见农民工家庭，看见家乡的留守儿童缺乏关注和理解。所以，他拿起了摄像机，创作了首部作品《路》。

2012年，蒋能杰结束了两年的北漂生活，从光线传媒辞职，回到了家乡光安村，开始记录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而后，2014年，蒋能杰准备了近6年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终于问世；2019年，前后历经10年时间才完成的《矿民、马夫、尘肺病》走红网络；2020年，公益纪录片《一切都会有的》播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一群“心智障碍者”的故事；2023年的初冬，聚焦乡村儿童成长的《加一之姐姐》公映……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剧照

“他们，需要被看见。”在蒋能杰讲述的故事中，需要被看见的，不仅是面对父母离去而啜泣的留守儿童，还有因非法开矿患上尘肺病的农民矿工，以及“无法自控”日常生活的心智障碍者……“我关心这个社会，我希望每一个‘边缘’的群体，或者弱势的群体，都可以有尊严地活着。我希望关注社会现实题材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见，才能更好地发声，要不这类片子也就失去了很多意义。”

而在乡野的泥泞间，在城市的辗转中，在被拍摄者的低语里，蒋能杰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期，一晃就是十余年。

“我常用纪录片方式呈现问题，提出问题，努力去发声，因为很多群体发声困难，但他们是需要得到关注的。”蒋能杰说道，他拍摄纪录片的初衷，也是想要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唤起人与人之间的共情。“我想消除一些偏见，多一些善意。”

乡村，城市

电影《矮婆》上映之时，已经拍完三年，这部从2015年开拍的故事片，上映12天，票房艰难突破20万。

对于公益的纪录片导演而言，创作上的资金窘境似乎是长期存在的。而“赚钱养片”“借钱拍片”，俨然是蒋能杰早期创作的常态。2012年，蒋能杰回到乡村选择全职拍摄纪录片时，时不时要承接商业影像拍摄以维持生存。

为了拍摄影片《矮婆》，蒋能杰找不到投资，就自己筹借钱拍，花了计划去长沙买房的首付。坊间一度流传，蒋能杰为了拍片卖房卖车，但他笑称这是“谣传”。“我至今没买过房、买过车，又何谈卖呢。只是拍《矮婆》的时候，确实有去长沙买房的计划，当时已经结婚有小孩了，房价也不算高。不过拍片缺钱，就挪用了攒的首付。”

后来，被搁浅的买房计划，至今也未能实现。

蒋能杰说道，在2014年前后，他也陷入了茫然无助的状态中。彼时，他已经从事纪录片创作五六年的时间，拍摄让他身心俱疲，他不停问自己，拍摄这些人和事到底有何意义，又能改变什么？还好，蒋能杰坚持下来的理由，除了“情怀”和“家乡”，还有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的播出，让他收获了无数的好评和认可。这部在蒋能杰看来“粗糙”的纪录片，去往了多个城市和高校放映，据不完全统计，放映超过600场。

“因为这部片子，我开始明白，原来一部片子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画面有多美，花了多少钱，用了多么高端的设备，真实的力量不会因为它的粗糙而消减。”有了坚持的理由，蒋能杰又陆续拍出多部聚焦公益，记录真实的作品。虽然经济上的拮据导致拍摄过程艰难，可他的内心坚定不移。

“我还是在努力赚钱，可我和家庭的日常开支不会很大，因为我没有什么物欲，家里人也理解支持我。”同时，在拍摄的过程中，蒋能杰也发现自己的作品向社会发出的声音，也正在慢慢产生影响。

不只是纪录片。2016年，由蒋能杰创建的乡村公益图书屋，在他的家乡湖南新宁落成，他取名为棉花沙图书屋。棉花沙是蒋能杰出生地的名称，也是第一家图书屋所在地。如今，棉花沙图书屋已经有5家，散落在不同的村落中，图书屋所有的运营费、书籍，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

“我记得我童年的时候，只要看书，就不用去干农活。可是农村书少，阅读资源紧缺，高年级的教科书都能当作课外书来看。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培养出我的阅读兴趣，还有了‘文学梦’，也是促使我后来走向纪录片拍摄的源头。”

如今，蒋能杰与家人定居广州。栖息于乡村与城市之中，他将目光投向在城市中生存的农村人。他青年时期所以拍摄的留守儿童，有的已经来到了城市，成为了像父母一样的农民工，成为了流动人口、流动儿童。

“我希望，不论是纪录片，还是这些图书屋，都能成为孩子们长大后回忆的一部分，也希望它们能影响到更多的人。”蒋能杰说道，从拿起摄像机的那刻开始，有些东西从未改变，他用作品努力在关注时代，关注个体，关注人，也在努力讲“人话 ”。

本文图据受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