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校教员带球队击败贺龙，聂荣臻向其道歉：你受委屈了

1937年1月28日，西路军从西洞堡重返倪家营子，立即陷入马家军重兵围困.

2月1日，马家军以3个旅兵力绕过汪家墩，从两侧向红88师纵深发起猛攻。

红88师全部投入战斗，东面沿梨园河进攻的马家军被阻止。不料，西面约两个团的马家军又沿一条干沟冲了上来。

红88师师长熊厚发、政委郑维山正指挥部队抗击，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战马嘶鸣，顿觉情况不妙，于是抽岀大刀，冲岀大门。

消灭了这伙马家军之后，郑维山对熊厚发说：“这股敌人是从哪里进来的呢？竟然直接打到咱们的指挥所，我觉得不对劲儿啊。”

熊厚发说：“可能是89师那边出了问题。”

红89师身后就是红30军军部，军部后边不远就是廖家墩，西路军总指挥部就设在那里。

郑维山预感到不妙，拿起电话要军部，电话不通。郑维山对熊厚发说：“你在这里指挥，我去看看。”说完，不顾一切冲了出去，在红265团阵地上见到李先念。

李先念说：“维山，程军长和268团陷入敌人重围，随时都有被突破的危险。”

“268团是总指挥部最后一道防线，如果敌人从那里突破，就能直接攻击廖家墩，总部难保。你能否带一个营去，支援一下？”

郑维山大喝一声：“1营跟我来！”带红1营从一个干河滩迂回到马家军侧后，突然向正在进攻的马家军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程世才也指挥红268团乘势向外突击，马家军被击退，西西路路军恢复了部分阵地。

马家军不敢向前进攻，红军也无力反击，双方形成悲歌对峙。

郑维山随程世才一块儿来到总指挥部。一进门，正伏在一张破桌子上看地图的徐向前说：

“今天这股敌人很凶猛，看架势，今晚他们是不打算退出去了。现在，敌人是优势，我方是劣势。如果今天不把敌人打退，明天敌人再增兵上来，我们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世才同志，你与维山回去立即组织部队，从两侧实施反击。9军1个团也配属给你们指挥。”

程世才与熊厚发、郑维山商定，天黑前发起反击。熊厚发在指挥所继续指挥红263、265团防御，保障反击部队侧后安全；

郑维山带红265团一个营和红268团从侧面进攻；程世才指挥红89师两个团从正面，同时向突入之敌反击；

红9军一个团作为预备队。说是团，其实兵力已不足500人，并且每人平均不足5发子弹。

马家军倚仗人多势众，在督战队的威逼下，“黄旗队”、“黑旗队”、“白旗队”一线平推。

混战中，打光了子弹的西路军战士用刺刀和马家军肉搏，刺刀捅弯了，就用大刀砍、用石头砸、用牙咬，抓啥用啥，得哪儿砍哪儿。

有些红军官兵实在累得没力气了，等马家军扑过来，就势拉响手榴弹，与马家军同归于尽。

后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

“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子弹缺乏，步机枪几乎失去了作用。”

“我到前沿阵地去看过，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短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

3月9日，马家军突破红军阵地，从中间将红30军与红9军隔断，西路军处于绝境。

3月10日夜，徐向前、李先念、程世才一起来到红88师。徐向前下令：

“今夜突围，郑维山带265团在前面开路，一定要打开缺口，而后掩护主力机关向梨园口方向转移，熊厚发带263团殿后，熊德臣带268团随总部行动。”

熊厚发、郑维山、熊德臣三人立即动员部队，收集弹药，组成3支突击队：一支集中手榴弹向外突，打开缺口；另两支迅速跟进占领缺口两侧，抗击马家军，掩护主力外突。

李先念送来一筐手榴弹，告诉郑维山：“这是从全军搜集上来的，全都交给你。”

入夜，马家军在外围点起一堆堆篝火，围着火堆边唱边跳。他们知道西路军的子弹不多了，所以更加猖狂。

郑维山组织起40人的突击队，每人发两枚手榴弹，利用夜暗，由团政治委员黄英祥带领，一线散开，匍匐前进。

当离马家军还有20米远时，红军突然一跃而起，将手榴弹投进火堆。随着一阵爆炸声响起，缺口打开。

郑维山指挥二梯队迅速占领缺口两侧，掩护西路军机关人员和部队转移。边打边撤，可是没走多远，听到包围圈内还有枪声。

原来，担任殿后任务、由熊厚发带领的红263团，被马家军纠缠住难以脱身。郑维山急忙带领红265团一部和手枪队，奋力杀入重围接应。

熊厚发负了伤，卫生员正在包扎。郑维山冲上去，拉住他就要走。熊厚发说：“快组织部队，不要管我！”郑维山将警卫班留下照顾师长，自己指挥部队守住突破口，掩护熊厚发和红263团突围。

郑维山在一处破房子前遇到李先念。李先念一把拉住郑维山说：“现在，敌人的骑兵又上来了。徐总已命令9军不惜代价阻击敌人。9军的力量支持不了多久。”

“你马上组织263、265团顶上去，坚决抗击敌人，掩护总部机关进山！”

郑维山组织部队，直扑梨园口外的小山冈。漫山遍野都是马家军的骑兵，红9军在山口两侧山头上正与他们作殊死搏斗。

见郑维山率部前来增援，红9军政治委员陈海松遂命红9军保卫部部长陈宜贵，组织人员撤退。

陈海松烈士

陈宜贵正要率机关人员撤离，不料一股马家军骑兵从后边杀来。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郑维山带领人马赶到，立即与马家军骑兵展开厮杀。

血战中，红73团团长、红81团政治委员相继牺牲。红9军，这支从大别山杀岀来的英勇红军，没想到在祁连山口冰消玉碎。

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不知从哪儿窜出一名马家军骑兵，突然向郑维山斜冲过来。

警卫员“小夢筐”大喊一声：“政委，小心！”郑维山扭头一看，那骑兵正举着马刀冲过来。

郑维山举枪便射，没想到子弹没了。郑维山大吼一声：“站住！”

没想到，那骑兵听到断喝，真的勒住缰绳，在不足10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骑兵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见郑维山举着枪对着他的脑袋，举马刀的手有些颤抖。

郑维山说：“不要再替’二马’卖命了。”

“小夢筐”说：“还不快滚！”

那骑兵掉转马头跑了。

“小箩筐”说：“政委，你怎么不干掉他？”

郑维山说：“没子弹了。”

“小夢筐”说：“天哪，好险啊！”

坚守阵地的红军，子弹打完，手榴弹投光，枪托砸断，大刀卷刃，有些人只能赤手空拳与马家军搏斗。

一位姓赵的女炊事员，看到一名马家军士兵举刀向自己扑来，沉着冷静，用炒菜的铲子铲起沙子向那人脸上扬去。趁对方揉眼的机会，她抡起锅铲向那人猛砍。

为掩护总部和伤病员安全进山，西路军官兵杀红了眼。本来就没多少人的红88师3个团也快拼光了。

徐向前将红9军部分战士和机关一些能战斗的人员全部补充到红265团，命令郑维山带领这个团掩护西路军余部突围，其余人员由熊厚发、熊德臣带领随西路军总指挥部行动。

还剩不到3000人的西路军余部，于3月12日夜，顶风冒雪，向祁连山深处转移。

在梨园口恶战一天，郑维山又率部经一夜行军，进入祁连山深处。

五天五夜没合眼的郑维山左冲右突，连他骑的那匹战马都累得站不起来了。

李先念、程世才命令郑维山，派一个团占领康隆寺山口的小山头，“不惜代价坚决阻击敌人，掩护总部机关和主力的行动”！

郑维山带着只有200多人的红265团占领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准备誓死保卫西路军总部机关和主力转移。

没想到，马家军只留一部与之纠缠，其余则绕过防御阵地，直扑西路军主力。西路军主力已无力组织有效抵抗，在马家军疯狂的追杀之下，只得向山内撤退。

郑维山所率人马被数十倍于己的马家军死死咬住不放，一路拼杀到天黑。红265团官兵大部牺牲，郑维山带着通信队仅存的20多人退至一片乱石滩。

他让通信队指导员带10多人到左边大山寻找并收拢失散的人员，他自己带警卫员、秘书和8名通信员，分乘11匹战马，向主力撤退方向突围。

郑维山一马当先，边打边冲，眼看就要冲出险境，突然又杀出一支马家军。

郑维山举起驳壳枪正要射击，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枪柄，飞溅的碎片打中头部，鲜血直流。

他用手一捂，满脸是血。等冲出包围圈，郑维山发现身边只剩下警卫员“小箩筐”和秘书了，其他8名通信员生死不明。

就在郑维山率“夜老虎团”仅存的人马与马家军作最后决斗的那个黄昏，陈昌浩在石窝山上主持召开了西路军最后一次干部会议，到会23人。

几近全军覆灭，与会人员个个垂头丧气。有几个师、团干部下落不明，有人怀疑他们当了逃兵，建议开除党籍，陈昌浩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其中就有郑维山。

失散的西路军官兵，有的人向延安方向秘密寻进，有的人隐姓埋名就地落户，有的人被俘后惨遭杀戮，也有的人投降成为叛徒或当了杂役，但红88师竟没有一人被俘苟活。

李先念率部西行，时不时听到这样的坏消息，心清沉重。他一直在寻思：这个郑维山到底会在哪儿？

郑维山和警卫员“小夢筐”及秘书三个人，此时正在夜幕掩护下，坐在小河边休息。

“小夢筐”用雪水帮郑维山擦去满脸的血迹，包扎好伤口，准备继续赶路。可是，郑维山和“小夢筐”的马无论如何都不走了。

已经几天没吃没喝，加之又受了伤，马连站都站不稳。摸着心爱的大青马，郑维山心疼不已，默默地将马缰绳解开，任它放牧荒野。

望着主人远去的背影，马不时发出低沉的嘶鸣。

“小夢筐”说：“把行李丢了吧。”

秘书说：“丢了行李，非冻死不行。”

他们把行李放在秘书的马背上，三人牵马前行。

寒风似鞭，飞沙如刀，行进艰难。午夜时分，爬上一个小山头，郑维山发现秘书不见了。

这时，遇到一群西路军失散人员。大家瘫坐在一块大石头边，其中有红88师副师长熊德臣、供给部部长叶永松、红268团政治委员徐金书，红89师师长邵烈坤及师政治部主任裴寿月。

郑维山急问：“德臣同志，部队呢？”

熊德臣有气无力地回答：“冲散了。”

“总指挥他们呢？”

“闹不清啊。”

面对皑皑白雪，郑维山一阵心寒。他和熊德臣、邵烈坤等人商量，决定把大家重新组织起来，一起向延安进发。

头上缠着绷带、鲜血染红了衣衫的郑维山立在一块高地上，满脸刚毅地说：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我们必须团结一心，生死与共，冲出险境，去找主力，去找党。此地不能久留，我们得继续前进；否则，天一亮，等敌人赶到，就走不了啦！”

一行人昼伏夜行，第三天又被搜山的马家军冲散了。郑维山受了伤，身边还剩下熊德臣一人。他们被一户穷苦人家收留并掩藏起来。

二人准备等伤养好，恢复了体力，再上路。这段日子里，他俩每天都在探讨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总结兵败的教训。

转眼到了1937年4月下旬，天气渐渐暖和起来。郑维山对熊德臣说:“咱们还是早些走吧。”

熊德臣说：“到处是马匪，还是再等等吧

“不能再等了。我得去找党，得尽快把西路军的情况向党汇报。”

“好吧，你先走，我随后就来。”

临行时，熊德臣掏给郑维山8块中央币。郑维山告别房东，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独自上路。

为了躲开马家军的哨卡，他乔装成农民，绕开村镇，昼伏夜行，向着陕北，向着中共中央，一路乞行。

形单影只的郑维山，在戈壁荒原上不仅时常吃不上一口饭，有时一整天只能以尿解渴，而且还要同野狼和狂犬相伴而行。

22岁的郑维山，此时就是一个乞丐，忍气吞声，蹒跚前行，于5月上旬到达靖远黄河渡口，趁混乱乘上羊皮筏子。

到了河东，明显感到形势有所缓和，但由于不知道国共已达成第二次合作协议，所以，凡有中央军驻扎的地方，他都绕道而行。

翻过六盘山，到达平凉东北一个小镇上，一个背着枪、戴着红五星帽子的人，让他眼前一亮，于是悄悄尾随其后。

果然有一支红军小分队驻在镇上，郑维山立即与之取得联系。分队负责人说：“我们现在有任务，不能护送你。你自己去镇原城吧，那里驻着援西军司令部。

郑维山立即赶到镇原城，找到援西军随营学校。随营学校校长张贤约见到郑维山，简单询问几句，就命人赶快弄些吃的来。

郑维山吃饱后，脱去长满虱子的棉衣，洗了个热水澡，然后换上张贤约送来的夹衣，顿感一身轻松。

在张贤约处休息几天，郑维山便直奔延安。刚到延安，他就碰到“小萝筐”。“小夢筐”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下子扑上来，紧紧地抱住他，哭着说：“首长，你是咋回来的？”

“要饭。”

“俺也是。”

郑维山帮“小夢筐”擦干眼泪，望着悠悠延河水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活着就好！”

不久，熊德臣也回来了。红88师数千人，活着回到延安的，此时只有他们三个人。

经过几天背靠背的询问之后，三人的讲述彼此证明了在与西路军主力部队失去联系以后，都没有叛逃。在确认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情况下，他们的组织生活才得以恢复。

郑维山被分配在抗日军政大学4大队学习。抗大当时的条件很差。初入抗大，上课不多，主要是挖窑洞，解决住的问题。

无论干什么，无论有没有人监视、考查，郑维山都闷声不响地把事情干好，没人能看出他曾是率领过千军万马的主力师的政治委员。

“别看郑维山同志职务高，人家现在能从普通一兵做起，样样行！”

“不干行吗？他是逃兵，听说党籍都被开除了。”

这样说，的确不是空穴来风。在石窝会议上，郑维山的党籍确实被陈昌浩开除过。

回延安后，党组织经过严格细密的审查，撤销了陈昌浩的决定，恢复了郑维山的党籍，并作出了鉴定，这也是事实。

可是知道开除党籍的人多，知道恢复党籍的人却很少，原因是当时涉及西路军的问题很敏感，所以给郑维山等人恢复组织生活的事，并没有公开宣布。

听到有人议论，郑维山淡然一笑，坦然处之。

为了获得一份应有的尊重与信任，在之后的岁月里，郑维山忍辱负重，艰难前行。他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不足为外人道也。

1937年年底，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杜义德等西路军高级将领陆续回到延安，也被安排在抗大4大队学习。郑维山和李先念分在一个班里。

度尽劫波兄弟在。死里逃生的老战友相聚在一起，相互关怀和勉励，彼此之间的情感更加血浓于水。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抗大生活，给郑维山留下了终生抹不去的记忆。

后来，他回忆说：尽管因为“抗大事件”，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总体上是快活的。凡是学校和队里要求做到的，我们这些西路军的同志个个都走在前列。其他班的同志很羡慕。

毕业时，我们有个共同的愿望，希望能分到一起，到抗日前线去。大家私下里议论：“不论分到哪里，我们一定要再带出一个军来，要重振30军的威风。”

事与愿违。他们天南地北，各奔东西。1938年春，郑维山在最后一批离开延安。说是去抗日前线，但具体到哪里，岀于保密原因，他也无从知晓。

离开延安时，上级临时委任他为政治指导员。郑维山把这当作组织的考验，不仅没一点怨言，反倒更加珍惜。

他积极配合队长朱良才，率领这支百余人的队伍，按指定路线，克服重重困难，向目的地开进。

原计划是要开赴东北去的，由于去东北的道路被日伪军严密封锁，这100多人不得不在五台山的金刚库住下。

金刚库地处五台山深处的山沟里，当时是晋察冀抗日指挥部所在地，驻有机关、医院，人不多，原本很清静。这批学员来了之后，让这里活跃起来。他们休整了两天，第三天就开始岀操训练了。

从延安到这里，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军，大家得到磨合，彼此都很默契。

在朱良才和郑维山的带领下，100多号人走队列、喊口号、唱歌曲，有板有眼，岀岀进进都威武雄壮。

晋察糞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从前线回来，看到他们，眼前一亮，立即把花名册找来，将郑维山、朱良才和韩伟等几位经过长征的师、团职干部的名字圈起来。

命令很快下达，朱良才为晋察冀北岳军区第三军分区政治委员，韩伟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教育主任，郑维山被任命为该校教育科军事教员。

从延安出发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路上，郑维山就思考过下一步的分工问题。

他想，凭自己的作战经历，组织上可能会考虑让他到作战部队去当主官，至于团长、营长、连长，都无所谓，只要能带兵打仗，当啥都行。实在不行，当个排长，甚至当个班长也行。

自己从河西走廊独自一人回来，本身就是光杆司令。现在让自己当军事教员已经不错了。

比起董振堂、熊厚发这些牺牲的烈士，比起沦为马家军战俘饱受摧残的战友，比起曾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根据地却又被拒之门外的人，郑维山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死里逃生的人，哪儿还在乎工作分工？

晋察糞军区军政干校成立于1937年12月，孙毅为校长兼政治委员，黄华清为党总支书记。

1938年3月，该校由阜平东西庄移至五台田头庵、镇海寺。学校干部、教员共100来人，按职级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人配有马、警卫员、公务员；另一部分人没马，但有警卫员；还有像郑维山这样的，既没马，也没警卫员，说是干部，但待遇跟学员一样，行军时自己背被包。

一边是血与火的洗礼，一边是“心火”的炙烤。面对种种考验，郑维山虽然没有怨言，但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整个晋察冀军区，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真正担任过师以上主官、带领主力部队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也找不岀几个来，所以团以下攻防战术课，只能由郑维山担纲。

为了教好这一课程，郑维山参照苏联红军战术条例及日本军队编制和作战特点，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在全面分析总结自己以往作战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编写出一套通俗易懂、适合工农干部口味的教材。

由于实战经验丰富，讲起课来，有理有据，易懂好记，他的课很受大家欢迎。

曾在晋察冀军区教导团司令部工作过的苏祝三，后来回忆起在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经历说：

“郑维山同志在给我们讲射击学时，深入浅出，把原理讲得十分透彻。射击学涉及弹道力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于多数没有学过物理学的学员来说，很不容易懂。”

“弹道的轨迹为什么成曲线，目标与准星、标尺以及缺口、射弹与距离的关系如何？这些东西不容易讲通俗，只读过一年私塾的郑维山，却讲得头头是道，很多文化比他高的人都不得不佩服。”

无论讲射击、投弹还是刺杀，郑维山都亲自做示范，反复给大家传授要领。

有些学员文化基础差，不够灵活。郑维山就手把手教，不厌其烦。他以长征路上的一次亲身经历作案例讲授的狙击课，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年初，郑维山率部到达甘孜。部队正在行军，半山坡突然响起一声枪响，一名红军战士应声倒地。部队迅速卧倒，反复观察，就是找不到射击位置。

部队派出警戒分队掩护，大部队继续前进。没想到部队刚行进不远，又是一枪，又一名战士应声倒下。负责警戒的分队仍然没发现目标。

部队急着赶路，要是停下来搜山，山高坡陡，一时很难找到目标；要是不理会，一会儿一个冷枪，将给部队造成很大心理压力。

郑维山顺着枪响的方向仔细观察，发现半山坡上有几块大石头。他跟师长熊厚发商量，决定用迫击炮向几块大石头轰击。

刚打了一炮，两个反穿羊皮袄的家伙便从石缝里跑了出来，连枪都不要，狼狈鼠窜。

讲完这个故事，郑维山接着再讲狙击战的目的、意义、作用、战术的运用、阵地的选择、对此项战术运用的配合等，大家就容易接受了。

为避免纸上谈兵，郑维山向校长孙毅建议，把学员带到现地，在模拟的作战环境中，组织学员进行战斗演练；在安全的情况下，以拉练形式把学员带到游击区，在有敌情背景下展开教学。

经过几个回合的教学、训练和战场体验，学员很快掌握了侦察、伏击、袭击、破击、狙击、夜袭、交替掩护等游击战术课目的要领。

这批学员分配到华北、西北各部队后，很快成长为优秀指挥员。

郑维山总结的这一套作战方法，经过战场检验，得到大家普遍认可，很快便在根据地传开。

此后，军区机关人员及从前线来机关办事的干部，不断有人来旁听郑维山的课。

这件事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尤其是校长孙毅，不仅给郑维山配了警卫员和马，还力荐他当副校长，两人相处甚好。

一次，军政干校在行军途中和日伪军遭遇。一直从事教学工作的孙毅，见日伪军人多势众，忙问郑维山怎么办。

郑维山建议，由孙毅带一部与日伪军相向而行，吸引日伪军注意，他自己带大部分兵力向日伪军侧后兜击。

这一仗打得日伪军措手不及，军政干校则毫发未损。

俗话说，不求名来名自扬，不久之后，郑维山本人的名字就名震整个晋察冀。

1938年年底，侵华日军对晋察冀北岳区疯狂“扫荡”之后，突然又杀回冀中平原。铁蹄过处，狼烟四起。

这时，贺龙、关向应奉命带领八路军第120师358旅716团和师教导团、独立第1支队来到冀中作战。晋察冀军区和120师官兵举行联欢会。

作为东道主的晋察冀军区，由于招收了不少平津的大学生，演出的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而120师不是《走西口》就是《信天游》。

联欢会结束时，贺龙对关向应说：“看来，演出咱是搞不过人家了。”

关向应说：“那也不能就这么输了。”

“你有啥高招？”

“让篮球队到他们那里去打打比赛。“

“好主意！”贺龙风趣地说，“咱们来到太行山，受到聂司令员如此热情的款待，不拿出点细活儿答谢一下不好。”

“明天让篮球队下去，到晋察冀军区的机关、部队去转一转，和他们打打比赛，让这帮人卖点傻劲、流流汗。”

120师篮球队是岀了名的。听说他们要到晋察冀军区打比赛，聂荣臻立即把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找来。

聂荣臻说：“贺胡子在叫板了。咱可不能挂免战牌，扫了人家的兴。”

朱良才说：“文艺剧社、宣传队我们有的是，可正儿八经的篮球队没有啊。”

聂荣臻说：“地处敌后，整天钻山沟，忙于打游击，甭说球队，恐怕连球场也找不到。唉！这个贺胡子，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聂荣臻把电话打到抗大第2分校（原军政干校改称）找孙毅。孙毅说：“早先有几个会打球的，教导团成立时，让郑维山全给带走了。”

“郑维山要会打球的去干什么？”聂荣臻立即打电话找唐延杰询问情况。

唐延杰说：“有一回我去教导团，看见过一伙人打篮球，很多人围观，跟打群架似的。具体情况，我说不清楚，待我问问郑维山再向你汇报

问完郑维山，唐延杰立即向聂荣臻汇报：“郑维山说了，他的球队练了好久了，正愁找不到对手呢，让120师篮球队来吧。”

聂荣臻问唐延杰：“郑维山从哪儿搞来这么一支球队呢？”

唐延杰说：“鬼知道。这家伙不仅打仗点子多，管理部队的路数也不少。”

唐延杰

聂荣臻一听很高兴，干脆把与120师篮球队比赛的任务直接交给了教导团。

唐延杰打电话问郑维山：“聂总让我问问你，球队是从哪儿弄来的？”

郑维山回答：“捡的。”

一次，郑维山从晋察冀军区开会返回途中，见一个二十刚出头、身高足有两米的汉子，身子一歪，倒在路边，赶快下马，将这人扶起。驮回教导团，并送进卫生队。

经过一段时间休养，这个大个子有了精气神儿。过了几天，郑维山路过卫生队，见那人正在玩篮球，有些好奇，于是和他攀谈起来。

大个子名叫文吉，是来自辽宁沈阳的学生，中学毕业后，文吉到一所职业学校学过一阵子篮球。因为身材高大，球技又好，日本人逼他参加篮球队。

他不干，偷偷逃到关内。日本人到处抓他，他躲藏在保定附近一个亲戚家里。

不久，文吉抱着篮球去阜平找八路军。他由于人高马大，又是学生，一路行乞张不开口，加之又怕碰到日伪军，所以只能忍饥挨饿，昼伏夜岀。

当历经艰难终于到达目的地时，文吉竟然饿得皮包骨头，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幸亏得到郑维山的搭救，不然，命都保不住。

郑维山离开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之前就没见过篮球，更谈不上喜欢打球了。在他看来，这也只是一项能活跃部队气氛的游戏而已。

文吉的到来，让他彻底改变了看法。在文吉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多八路军官兵喜欢上了篮球。

只要文吉出现，就会有很多人围上来和他抢球，有时一围好几十人。郑维山就想：既然大家都喜欢，何不组建一支球队呢？

郑维山找文吉商量：“咱们搞个球队，你当队长兼教练行不？”

文吉喜岀望外，说：“好啊。”

郑维山说：“队员由你来挑，可以多选几个。只要不打仗，你可以每天带着球队搞训练。”

郑维山命人做了一副篮球架，整出一块空地装好。选定队员那天，他还亲自到场，并定了个硬标准：“跳起来，手够不到篮筐的一律不收。”

20人的篮球队很快成立起来，全部队员平均身高一米八以上。这些人平时分散在各个战斗岗位，不打仗时，每天集中训练两三个小时。

没想到，这帮握惯了枪杆的手，玩起球来也不含糊，在文吉带领下，球技进步神速。

听说贺龙要亲自带队到教导团打比赛，郑维山非常高兴。为了迎接贺龙的到来，他一连几天都在张罗。

比赛那天，贺龙笑问郑维山：“这回，你又准备用什么新东西招待我啊？”

“篮球。”

“好啊，不要让我们太多了。”

郑维山笑笑没吱声，心想：还不一定谁赢呢。

第一场，120师球队输了，贺龙大吃一惊。第二场比赛，贺龙亲自上场，教导团的队员紧防不放。眼看120师球队又要败北，郑维山急忙把文吉找来说：

“不能把人家盯得太死，尤其是贺老总年纪大了，该让得让，否则就不够意思了。”

第二场，120师球队以微弱优势胜岀。之后，两支球队经常交战，互有输赢。郑维山对大家讲：“可别小瞧了这篮球，它不仅能活跃气氛，达到娱乐的目的，更能增进团结。”

打完比赛，贺龙找到聂荣臻说：“能在这种环境下组织起这么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这个郑维山有办法。我愿意用两个团换你的教导团，干不干啊？”

“净想美事。”

“要不，你把郑维山给我。”

“同样没商量。”

“给几个球员总行吧？”

“可以考虑。”

讨价还价老半天，聂荣臻终于同意让贺龙带走几个球员。

贺龙没把郑维山要走，却提醒了聂荣臻。球赛结束的第二天，聂荣臻就向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要来了郑维山的档案和履历表，仔细查看，发现郑维山早在红军时期就是威名远扬的师政委。

两天后，聂荣臻正式签发命令，任命郑维山为抗大二分校副校长、教导团团长兼政委；并明确指示，抗大二分校和教导团一切事务由郑维山全权负责。

在任前谈话时，聂荣臻郑重向郑维山道歉：“维山同志，让你受委屈了，我向你郑重道个歉。你之前的职务太低了，怪我考虑不周，像你这样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应该放在更合适的岗位上。”

郑维山听罢连忙摇头：“聂司令员言重了，我在军校教员这个岗位上也得到了不少锻炼，今后一定不辜负军区领导对我的信任，把教导团给办好。”

聂荣臻笑了：“从今往后，我给你‘松绑’，放开手脚好好干吧！像搞篮球队一样，把教导团和抗大二分校给搞起来。”

这一起用，对于郑维山来说意味着信任，这种信任是他期盼已久的。一直坐在冷板凳上的他，算是完成了革命征途上的一次涅槃。之后，他便华丽转身，笑傲沙场。

白手起家的教导团，在郑维山的领导下，各项工作开展得井井有条。特别是单兵三大技术训练，更是热火朝天。

在此基础上，全团又大力开展起单兵战术动作，班、排、连攻防等基本战术和教学法的训练。

根据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实际和对日作战特点，他亲自选定并特别加强了近战、夜战、骚扰、袭击、伏击、狙击、奔袭等战术手段的应用训练。

教导团还加强了在丘陵、山地、高苗地和居民地作战以及围点打援等特殊战斗的训练。

通过全面锻炼，全团战斗力大大增强。教导团成立仅8个月，就训练出一批优秀基层指挥员和一批素质过硬的战斗骨干。军区派工作组前去考核验收，全部合格。

毕业典礼上，举行了阅兵式，1000多人组成9个方队通过主席台，赢得一片喝彩。

1939年11月20日，日军集中2万余人，开始对北岳区进行“扫荡郑维山带领教导团参加了这次反“扫荡”作战，把这次反“扫荡”当作课堂。

半个多月中，为了积极配合其他主力团队作战，他有计划地组织部队对日军进行阻击、伏击、突袭、夜袭、狙击等大小战斗30多次。

当时，日军集中重兵于正面战场，客观上为八路军扩大根据地、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政权提供了有利时机。

各根据地、游击区包括敌占区都非常需要干部，特别是需要训练有素、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基层军事指挥员。

此时的郑维山，已经是位富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员”了。在他的组织下，教导团所属各分队，经常深入游击区甚至敌占区，在实战条件下组织教学活动。

通过以战代训，使学员在实战中受到强化和锻炼，这无疑是个好方法。

为迷惑日伪军，郑维山给教导团取了个代号叫“30团”。“30团”的威名在晋察冀无人不晓。以后，晋察冀军区部队整编，教导团成为军区主力团，“30团”正式成为教导团的番号。

1942年秋，聂荣臻签发命令，任命郑维山为晋察冀行唐前线指挥所总指挥兼第4军分区副司令员，同时代理中共行唐县委书记兼任教导团团长。

前面是凶恶的日本鬼子，身后是晋察冀党政军领导机关、工厂、学校和广大群众。

郑维山心里清楚，行唐前线总指挥一职，责任重如泰山。今后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因为这里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门户。

据他后来回忆：“我没想到聂司令员将行唐前线总指挥这副担子压在我肩上。任务非常艰巨，我总算扛下来了，经住了考验，没辜负他对我的信任

5个月后的一天，聂荣臻把郑维山从前线叫到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一见面就说：

“随着根据地的发展，4分区的地域也大了。原军分区司令员邓华同志改任政委，兼顾一些地方工作，司令员空缺。我想让你去当司令员，你看怎么样?”

郑维山说：“我还是愿意去带野战部队。”

聂荣臻说：“好吧，这事先放一放，你我都好好考虑考虑

当时，不少人对郑维山这一行为不理解：“一个教导团团长，半年之内连升两级，他怎么还不同意呢?”

有人说他太傲了；有人则称赞他有傲骨，敢于在领导面前直言不讳。而通过这件事，本来就赏识郑维山的聂荣臻，对他更加认同。

不久，聂荣臻签发命令，任命郑维山为第4军分区司令员兼任行唐前线指挥所总指挥，继续兼中共行唐县委工作，免去了他在教导团的职务。

郑维山在半年内两次提升和一连串的任职，在晋察冀军区是绝无仅有的。50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孙毅将军这样说：

“聂司令员看准的人一定会用。郑维山从教导团团长一下子升到军分区司令员，还兼行唐总指挥。”

“他不光是能打仗、会打仗，而且是政治上更加成熟，驾驭全局的能力更强。聂司令员对郑维山很器重，把自己心爱的望远镜都送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