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军统明争暗斗，陈立夫出面求和，戴笠：这犯了校长的大忌

1932年4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査统计局成立。该局是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陈立夫具体建议而设立的。

军事委员会调査统计局下设三个处：一处处长徐恩曾，二处处长戴笠，三处处长丁默邨。徐恩曾和戴笠分掌一处、二处。

因为在1932年以前，中统、军统的原始机构都已存在，分别为徐恩曾主持的特工总部和戴笠负责的“复兴社”下的特务处。因此，第二处的事完全由戴笠掌握控制，不容陈立夫过问。遇有重大问题，戴笠便直接报请蒋介石检批。陈立夫虽为局长，只是徒有虚名，也“统”不起来。

然而，俗话说同行是冤家，这话一点也不假。虽然中统和军统这两大特务组织在维护蒋介石独裁统治、打击异己力量、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上是一致的，但两大系统各成体系，为争功邀宠于蒋介石、提高自身在蒋氏政权中的地位，都不择手段地打击对方，由此展开了一系列的狼啮狗争。

一、双方初步交锋——邮电检査权

1931年，邮电检査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实施。但是这些机构和组织编制不一，领导管理不一，在执行检查中也不一致。因此蒋介石感到有在领导上统一组织、工作上互相配合的必要。

于是，便在调査统计局之下再设三处，即特别检査处，负责邮电检査，处长是陈果夫、陈立夫手下的CC系分子丁默邨。自然，这个处与一处的关系要密切一些。

加之在抗日战争前，一处比二处的地位高一些，许多政治上的便宜都给一处占了。这一点主要反映在邮电检査上。各地邮电检査所，很多为特工总部体系的人员组成或控制。

例如：在专搞反间谍工作的南京邮件检査。所和南京电报检査所里，邮检所的中校所长张志鹏为第一处派任的，少校副所长童襄由第二处委派，电检所所长叶定也是由第一处任命的。各地邮电检査所均由所长负实责，副职只不过是每天按时上班点卯的摆设。

丁默邨

此外，凡是这两个所检获的资料，照例应送局本部，而局内的经办人又是第一处委派的应译。因此在没送局本部之前，第一处老早就捷足先登了。第二处的人员只能从经办人员那里偷看一点，看不到全貌。

为此二处的人非常气愤，对一处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军统特务罗杏芳当了重庆邮检所长后，对部下说：“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湖南土话称尿为CC）。”

1938年夏，蒋介石又对情报系统进行了一次大的分设，第一处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査统计局，局长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第二处也改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査统计局，以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原来的第三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特检处，由倾向于中统的金斌任处长。

这时，特检处内所设的指导、研究、总务三科都由中统特务应译、陈季超、王汇百分任科长，中统仍然占有绝对优势，对于各地邮电检查所的军统分于大加排斥。

军统对此当然不甘屈服，因而纠纷不断，有一些地方邮电检査所所长甚至被暗杀。

到1941年，特检处划归军统领导后，除少数与中统关系不深的低级人员转而投入军统之外，中统分子百分之百地被排挤出特检系统，使戴笠除拥有军统局外，比徐恩曾多控制一个机构，占了上风。

军统利用职权，暗中检査中统信函， 企图从中猎取情报和中统内部情况。为此，徐恩曾与戴笠竭力交涉，戴笠只是敷衍搪塞，实际上采用更隐蔽的手法暗中偷阅，甚至扣留。

中统对此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尽量减少邮递，多用电报和加强秘密运输网，以资应付。

二、血腥的两统纷争

1935年，在特工总部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徐恩曾亲信顾建中在与顾顺章争吵中，以顾顺章“不服命令，企图独树一帜”为名，拔出手枪要立即将顾顺章打死，结果被会议的主持者阻挡住。弄得许多特务目瞪口呆，不知所以。

原来，顾顺章叛变后，为徐恩曾出谋划策、训练特务， 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并没有得到他所期望的器重，因而总想另辟蹊径。

1934年，戴笠征得徐恩曾的同意，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将顾顺章借到特务处在南京洪公祠的特务训练班，担任顾问和教官。

在这一过程中，戴笠发现顾顺章确有许多“高明之处”，就许以金钱与要职等等，想使顾顺章脱离特工总部为己所用，顺便也可挫一下徐恩曾的锐气。

顾顺章早就对徐恩曾有怨气，此时得到戴笠的赏识，不免心动。但这却是徐恩曾所绝不允许的，因而指使顾建中将顾顺章除掉。

虽然在会上他未能动手，但是会后顾即遭软禁，不久送往苏州关押。最终，顾顺章在徐恩曾的一手策划下被枪毙于苏州监狱。

顾顺章被杀只是两派血腥大战的一个缩影。

在中央一级，两派为了权限而产生的摩擦基本上还是暗的，要杀人也是多方查找借口之后杀掉，杀的多为本派系内部的叛徒；但到了地方，两派则经常发生公开争斗，由暗杀变成明杀，甚至火拼。

比较有名的是1939年中统局第三组组长卢斌的被杀。在中统局成立之后，下设三组，每组又下辖科、室。如果说中统是国民党中委底下的一个部级单位，那么组长就相当于司（厅）长，因此，在当时，卢斌算是中统的一名高级特务，其本人还是徐恩曾的心腹。

徐恩曾见他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有私人关系，给了个山东省政府鲁东行署主任职务，派他到山东从事特务活动，驻在淮县平度一带。

为了争权夺利，卢斌与受军统掌握的厉文礼部发生冲突，最后竟被厉枪杀。

抗战中期以后，中、军统之间的相互咬斗进一步升级，甚至到了生死搏杀的境地。轰动一时的“赵理君杀人案”，就是这段时期“两统”进行血战的典型。

1942年夏，从河南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人群熙熙攘攘，赶集的、逃荒的，走亲串友的人们汇集在渡口 旁等待过河，好不热闹。

突然，人群中出现一股骚动，紧接着迅速向两旁避去，一群凶神恶煞般的特务出现在渡口中央。为首的一人穿着黑绸缎裤褂，上身敞怀，露出黑乎乎的一片护胸毛，手摇一把羽扇，四方脸，小眼睛，满口的黄牙。

只见他走到渡口旁，盯着挤成一团的人群，嘴角狞起一丝奸笑，把头向右一摆。顿时，身后的特务如狼似虎地冲向人群，不由分说抓住几个人就打。

一阵刀枪棍棒之后，这几个倒在地下，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为首的那个人用脚踢了踢，鼻子哼了一声，命令手下特务们将尸体扔进黄河。然后，扬长而去……此人正是军统中最著名的刽子手之一赵理君。

赵理君是四川人，黄埔五期毕业，是戴笠手下著名的心腹杀手，也是在上海滩黑白两道都叫得响的“老枪”。早在复兴社特务处成立初期，赵理君就被戴笠网罗到手下，在上海地区负责行动工作。

其为人心狠手辣，果断干练，每逢有重大行动临危不乱，指挥若定，因而深受戴笠赏识。30年代初期，上海曾经发生过两起轰动海内外的重大血案，一起是发生在法租界的暗杀杨杏佛案，一起是发生在沪抗国道上的暗杀史量才案。

“杀杨案”和“杀史案”都是戴笠就任特务处长以后亲自组织实施的巨案，也是他出山之后在蒋介石手下从事绑架、暗杀、为虎作怅的发迹之作。正是依靠这两起血案，从而建立和巩固了戴笠作为蒋介石身边的第一杀手的地位。

而具体承担并实施这两起血案的暗杀组组长就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老枪”赵理君。由于这两起轰动天下的血案没能被揭穿，而赵理君又是居于其核心地位的关键人物，因而他不但受到戴笠的特别器重，就是在蒋介石那里也是挂了号的。

抗战爆发后, 赵理君在上海无法立足，被戴笠调到重庆本部，任军统行动处行动科科长。

抗战期间，山西军阀阎锡山为了保存自身实力，在山西实行拥蒋、通日、联共三面政策。特别是联共，是蒋介石所不愿看到的。于是就命戴笠派出得力干将，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严格监视、检査和控制人员往来，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渡河到晋南转往根据地。

戴笠接到命令后，当即保荐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兼洛阳地区行政警察专员，让他率领大批特务严密掌握和控制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 .

赵理君在戴笠的骄宠下，越加凶残暴戾，无恶不作。在黄河渡口，赵理君以例行检査为名，敲诈勒索，巧取豪夺，完全是胡作非为。

在他指挥下的一班如狼似虎的特务，对来往人员，有稍不遂意，轻则打骂，劫掠财物；重则把人打死，然后投入黄河灭迹。一时间，黄河渡口竟成了鬼门关，使人有闻之色变之感。

赵理君到来后，也使中统在河南的势力受到影响。因此，中统在得到这些传闻后，认为这正是一个打击军统的好机会。

于是，洛阳地区的中统特务便数次派人，夹在渡河群众中从事特务活动，捜集赵理君谋财害命的真凭实据，有预谋地将赵的所作所为拍成照片，整理成有理有据的文字材料，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控诉。

中统想法是好的，岂不知他们要调查的赵理君可是个老牌特务和杀手。普通中统特务混在人群中，别人看不出破绽，可赵理君扫几眼就能辨别出来。恼羞成怒的赵理君决定来一次收网行动。

1942年3月2日，赵君理一声令下，军统特务们一拥而上，把八名在黄河岸边收集材料的中统特务活活打死，抛入黄河。

这还不算完，杀人成性、骄横跋扈的赵理君觉得有必要斩草除根，拔掉自己地盘上的钉子，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用铁血手段对洛阳地区的CC分子和中统特务进行血腥扫荡。

1942年3月15日 ,在赵理君的指使下，一批军统分子竞竟惨无人道地将中统方面的洛阳十二区专员常孝儒、洛阳复旦中学校长郭兆曙等教职员工六人杀害。

这桩大案，赵理君本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结果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统方面事先策反了赵理君几名部下，等赵理君杀完了人，这几个军统“叛徒”马上向徐恩曾报告。 因此，中统特务早已盯牢了他。经过一番内查外调，很快弄清了原委，并掌握了可靠证据。

中统特务立即以急件分送重庆中统局本部和第一战区长官部。整个CC集团得知这个情况以后，也都是怒不可遏，群情沸腾，一些人叫嚷着要找蒋介石评理去。

就在这时，徐恩曾又得到禀报，说戴笠刚从洛阳视察离开不久。中统和CC上下更认为这是戴笠在背后策划，并亲自前往布置及主持此事。于是，中统把赵理君到河南后的所有劣行都整理出来，由徐恩曾送陈立夫转呈蒋介石阅。

陈立夫拿着这份材料在蒋介石面前哭着诉说了以往的情况，要求一定要严惩凶手赵理君，以吿慰被害同志的在天之灵，同时追究主谋戴笠的责任。

蒋介石接到CC系的详实报告后，也吃惊非小，当即把戴笠找来核实。而后气得暴跳如雷，把戴笠骂了个狗血喷头，一直折腾了大半天，命令戴笠回去迅速査办具报。

到了这个份上，即使赵理君是戴笠的亲儿子，戴也没有胆量庇护了。于是，戴笠给第一战区的军统机构下令，将赵理君逮捕拘押，并在洛阳组织军事法庭，就地进行审讯。1942年8月，他又派手下的大特务，军统华北办事处主任文强赶赴洛阳参加会审。

11月戴笠赶到西安，亲自听取文强关于赵理君杀人案的详情和会审结果，不得不同意呈请蒋介石批准，将赵理君就地正法，一方面平息CC集团及中统特务的一片讨伐呼声，一方面也表示向蒋交差。

事实上，对赵理君的死，戴笠深感痛惜。他在军统局通报这一案情时，多次流露出深为婉惜之情，并指示有关部门将赵的尸体运到成都军统公墓厚葬，对赵的家属要厚恤，以示安慰照顾。

此后，戴笠每次路过成都，都要抽出时间到公墓对赵理君凭吊一番。

从CC集团和中统来说，虽然以十四名特务献出生命的代价，才换来了赵理君的一颗人头，但总算是杀了杀戴笠的威风，重挫了军统特务的骄横之气，而且也剪除了戴笠一臂，也算不白流血一场。

如果说卢斌和赵理君的死是他主观上非要去争权夺利所致的话，那么，刚进入中统局的一名小特务则糊里糊涂地成“两统”斗争的牺牲品，被无辜关了四年。

事情是这样的，1940年，一个名叫祝麟的年轻人由中央政治学校英文系毕业后，经姐夫、中统第三处处长谢永存介绍，进入中统局任职，负责欧美情报分析。

情报分析是个挺枯燥的活儿，作为刚毕业的大学生，祝麟干了几天就觉得厌烦。有一次祝麟看到报上登载军事委员会外事人员训练班招收学员的广告，里面说外语专业的毕业生在该处训练6个月后，可以分派到驻外使馆任用。

祝麟一心想到国外工作，就不辞而别地考入那个训练班。这在中统的组织纪律上是不允许的，但由于姐夫谢永存的关系，局里没有深究。

实际上这个训练班是军统为招收新力量而打出的一个旗号。在该班受训期间，祝麟因为生性爱好收集资料以广见闻，又在班里向别的学员问这问那，引起了该训练班负责人的怀疑。

经查询其经历，得知祝麟在中统工作过。该负责人便将情况上报给戴笠，戴笠立即下令将祝麟扣押在渣滓洞，一关就是四年。

祝麟的胞兄多方设法营救，姐夫谢永存作为军统处长，也坐不住了，直接找到陈果夫，陈果夫亲自向戴笠要人，戴笠不但不给面子，反而指责陈果夫妄图在军统安插特务，搞内耗。折腾半天，祝麟还是没能被释放出来。

幸运的是，在关押期间，祝麟逐渐与看守人员混熟了，便在1944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潜逃出来，在中统局一名干事的帮助下， 跑到中央政治学校躲避。

三、两统相争，校长得利

军统经过抗战时期的发展，到1943年已经掌握10万忠义救国军作为武力、各省财政稽查处作为财源，俨然成为国民党政权内一大派系。而中统由于徐恩曾能力有限，仍局促于党务和情报分析系统。

而在抗战初期，CC系掌握的党务系统也被政学系插了一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被朱家骅夺取，中委提名权几乎被架空，现在就连中统都只能勉力维持，这使得CC系的当家人陈立夫非常焦虑。

1943年9月23日，陈立夫特意在中统信谊堂设宴，亲自招待戴笠、郑介民以及毛人凤、赵龙文等一班军统巨头，表示与军统讲和。

戴笠却对郑介民说：“我们杀中统几个人，在校长那顶多挨几顿骂。可要和中统讲和，这可是犯了校长的大忌，这会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的！”

所以戴笠虽然到场，却只是虚假地应酬一番，筵席未完便以有急事为由匆匆离去。

军统的二老板郑介民虽然坚持到了最后，然而面对中、军统讲和一事始终不置一词，却在席间答非所问地大讲反共情报工作新策略，夸耀自己的反共手段是如何高明。

结果，这一班军统巨头白白享用了徐恩曾的一顿美餐，不但不肯放弃打倒徐恩曾的既定方针，反而进一步加强了攻击中统的部署。这正是应了那么一句话：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中统、军统之间的相互咬斗，竟发展到自相残杀的境地，一方面固然是两统积怨太深，愈演愈烈的结果, 不打不足以摆平；另一方面则是蒋介石分而治之的策略使然。

对于中统、军统这“两只眼、两只耳”，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对它们的工作范围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凡属于军队、 军事院校、兵工厂以及直接属于后勤方面的军需用品工，一律属于军统局的工作范围，中统局在上列机构中的内线、线索一概要移交军统局接收。

凡属于党、政、 教育、经济、文化、一般民用工厂等，一律属于中统局工作范围，军统局在上列机构中的内线、线索也要一概移交中统局接收。

对此，中统局将一些已经失去内线作用的名单交给了军统，对有作用的则掩而不交。至于军统方面，就根本没有将任何关系材料移交给中统局。

到后来，军统机构逐渐庞大，经费扩增，特别是戴笠倚仗与蒋介石直接见面的机会多，不顾这一分工，什么都抓。

例如：各地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各省、市警察局侦査缉私队、许多省市的警察局长也由军统分子担任。军统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充，戴笠的权力日益増大。

相反，徐恩曾的中统，限于党务系统，无法施展，相形之下，就显得其势日蹙。

当然，蒋介石是不会让军统一家独大的，很快使出“看不见”的手，帮助中统扳回一局。

徐恩曾与戴笠所不喜欢的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私人交谊甚厚，并且暗中护着李士珍，常常通过陈立夫在蒋介石面前说李识大体，说李心目中只有领袖。

同时，李士珍也从蒋介石左右得知陈立夫、徐恩曾很帮他的忙，为他说好话。

本来，就李的资历而言不够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陈立夫以CC系的力量把他的名字圈了上去，蒋介石也乐得顺水推舟，签批同意。

为此，李士珍对陈立夫、徐恩曾更加感激得五体投地。而徐恩曾在拉拢住李士珍之后，并不要李公开与中统合作，嘱咐他仍然保持本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很有默契地让李在公开场合对中统提出寓有批评之意的意见，使外人不产生怀疑。

李没有被戴笠吃掉，能够保持住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这一位置。在李这方面说，他依靠了 CC系的力量；在陈立夫、 徐恩曾这方面说，用李以制戴。可以说这是中统和军统 在警察范围内暗中斗法的事实。

因此，对于中央警官学校的毕业生，李士珍以教育长官的身份和他们拉扯得很紧，其中有不少警官学生担任县一级警察局长的，直接和中统地方特务组织协同一致，使中统得到了许多为非作恶的力量。

在中统内部参加特务工作的杜承庸曾在奥地利学习警察专业，回国后不入戴笠的军统而投中统，这是由于李士珍的介绍。

杜承庸并没有什么才干， 但徐恩曾认为他“老成持重”，所以让他带着奥籍夫人和孩子住在自己的寓所楼下。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和杜承庸在奥地利同学警察，知道一些内幕，并且也知道戴笠对中统伸手到警察范围来很不满意。

一次，他与来访的报社记者讲：”陶一珊（代表军统的淞沪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处长）和我说过，戴先生听到搞警察的人给别人做事就生气，尤其讨厌搞警察的人与CC系发生政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