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司的暴政下，右翼能否驯服资本主义？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要想赢得连任，就需要继续吸引那些曾帮助他在2016年赢得首场胜利并差点在2020年赢得第二场胜利的工人阶级选民。这类选民在全美合格选民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关键摇摆州更是如此。

低教育水平和经济条件一般的美国人转向共和党的趋势并非始于特朗普。实际上，特朗普在这些群体中的成功可视为一种长期趋势的顶点，评论家们将其描述为“美国政治的阶级倒置”——如今，大多数精英人士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而工薪阶级则更多支持共和党。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利用这一趋势，主要是因为他抓住了社会与文化方面的不满情绪。尽管选民认为他在经济政策上与以往共和党领导人相比，表现出更多的非保守主义倾向，更加关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他的政策并未完全实践其言论所承诺的。虽然他在某些经济议题上调整了共和党的立场，特别是在贸易问题上，但现实里他并未实施过多有利于美国工人阶级的经济政策。

鉴于这些选民的政治重要性，一些右翼人士提出进一步偏离共和党传统保守经济纲领的呼声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最引人注目且出人意料的呼声来自作家兼评论家索赫拉布·阿赫马利（Sohrab Ahmari）。在其著作《暴政公司》（Tyranny, Inc.）中，阿赫马利并未把这本书写成特朗普的政策简报，也未将其作为对拜登政府的党派攻击。相反，他的矛头直指当代资本主义及其认为的两党在控制私营部门方面的失败。他认为，私营部门的力量不仅威胁到国家的经济福祉，也危及美国人民的自由。通过揭示这些威胁，阿赫马利意图支持政府与资本主义之间建立新型关系，以遏制由后者引发的经济与政治危害。

企业接管

索赫拉布·阿赫马利（Sohrab Ahmari）的转变展示了他从一个传统保守主义的代表，到成为批判当代美国资本主义的激进思想家的不寻常之路。作为《华尔街日报》、《评论》和《纽约邮报》等保守派刊物的前编辑与评论员，他的职业背景和坚定的保守主义立场使他的思想转变显得尤为出人意料。在2010年代，阿赫马利皈依天主教后，逐步成为一位右翼文化战士，对唐纳德·特朗普和匈牙利的专制领导人维克托·欧尔班表达了同情，同时撰写了多篇反对身份政治的文章。

2019年，他因公开攻击《国家评论》的作家戴维·弗伦奇（David French），一位主张文明进行文化战争的保守派基督徒，而声名鹊起。阿赫马利的回应强调，基督徒需要明白他们卷入了一场真正的战争，并应据此而战，但戴维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2022年，阿赫马利进一步深化了他的思想转变，与一位宗教保守主义者和一位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一道，共同创办了《契约》杂志。该杂志的使命是促进“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国家”，强调保护社区—无论是地方性的还是国家性的，以及家庭和宗教—免受自由主义的左右两派的侵蚀。《契约》的理念表明，阿赫马利意图打破传统的政治光谱，寻找一种新的政治对话方式。

在《暴政公司》中，阿赫马利的立场与他早期的作品截然不同，他不再仅仅关注文化议题，而是将矛头指向了美国资本主义及其对民主的侵蚀作用。他批评现行的资本主义模式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增加了金融不稳定，并破坏了政治过程，创造了一种权力极度不平等的局面，其中公司能够左右工人的生活，而政治则变成了少数人的游戏，"一方缺乏游戏的权力，而另一方则在结构上被设定为赢家。"

2023年1月，纽约，Uber司机罢工，安德鲁·凯利/路透社

当前的就业环境和工作场所法律趋势引发了对雇佣关系本质的严峻反思。现代雇佣合同不仅阐明了雇佣条款和条件，更让雇主获得了对员工的全面且细致的控制权，这种控制甚至扩展到了工作场所之外。举例来说，雇主能够监控员工的网页浏览记录和电子邮件，对于超出规定时长的上厕所时间进行处罚。更甚者，雇主还可以强迫员工接受某些政治观点。根据阿赫马利的报道，201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工厂，工人们被告知，若拒绝参加特朗普的演讲，则无法获得加班费。此外，雇主还能禁止员工揭露工作场所的不良条件，并对那些提起不当解雇诉讼的前员工施加禁言令。

此外，对于解决劳动争议，雇主趋向要求员工使用专门设立的仲裁法庭，这通常是一个复杂且昂贵的程序，且往往偏向于雇主。例如Uber Eats（外卖公司）在其合同中规定，任何争议都必须通过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商会进行的个人、私人调解来解决。据Ahmari透露，实际操作中，仅仲裁程序的启动费用就高达14500美元，对月收入大约2000美元的优步司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

在民主社会中，企业对工会的破坏行为被视为对工人权益的重大威胁。工会历来是提升工人集体谈判能力的核心机构，使员工能够以集体的力量而非个体孤立地与雇主协商薪资、福利和工作条件，同时在政治领域代表劳工利益。正如阿赫马利所述，20世纪30年代美国新政期间实施的《全国劳资关系法》赋予了工人组织的权利，这不仅迅速促成了联邦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的保障，还推动了其他支持劳工的法规和政策的制定。这些措施在大萧条后显著减少了不平等现象，提高了普通人的生活标准。

到了20世纪50年代，超过30%的美国劳动力参与了工会，到了2022年，这一比例却骤降至仅10%。这种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领域普遍采用的反工会战略，以及保守、亲商的法律运动和共和党的支持。

《暴政公司》一书详细描述了美国公司使用的各种策略来诋毁工会和阻碍工人加入工会，这些策略包括解雇那些被视为问题员工、在工人支持工会时威胁关闭工作场所，以及监视员工组织工会的活动。这些行为反映了一种尽管公司可能在表面上表达对进步政治倾向的支持，但在实际行动上仍旧采取反劳工的立场。户外用品连锁店REI为其工人准备的播客一事尤为明显，播客开始时，该公司的首席多元化官宣布："我使用她/她的代词，今天我站在奥洛尼人的古老土地上对你们讲话”，然后她便开始讲述自己的主要目的，即警告工人不要加入工会。

美国资本主义破坏了选择和自由

当代美国资本主义削弱了部分群体的权利，同时增强了另一些群体的权力，让人质疑这是否符合真正民主的政治平等原则。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体制还导致政府法规和服务的退步，降低了众多公民的生活质量，并使国家的社会结构产生裂痕。

例如消防和救护车等应急服务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公共用品。当下正如阿赫马利所观察到的，这些服务正在被外包，特别是在服务不足的农村地区，外包给了追求利润的私营公司，结果是居民往往要为不足的服务支付高昂的费用。由于公民往往无法在公共和私营紧急服务之间做出选择，他们有可能因为拨打911而背上数千美元的债务，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两难境地，对穷人来说尤其如此。阿赫马利不禁要问，如果美国人在一个国家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低，那么他们该如何将自己视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呢？

阿赫马利认为，这种弊端之所以持续存在，甚至愈演愈烈，部分原因在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带来的另一个后果-美国许多地区出现了"新闻沙漠"，主要集中在贫困人口较多、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地区，这些地区尤其需要公共问责。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广告收入减少和互联网兴起的结果。正如阿赫马利（Ahmari）所观察到的，这也是华尔街投资者削减成本造成的，他们吞并了地方报纸和电视台，却对地方新闻的长期生存毫无兴趣。这些投资者似乎也不在乎，如果没有这些渠道，地方上的滥用权力行为就更有可能得不到报道，从而逍遥法外。

阿赫马利反复强调，这些影响并非不可避免。相反，它们是几十年来政治选择的产物。例如两党都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念和政策，这些理念和政策削弱了美国工人的权力，增强了富有企业精英的权力，削弱了政府对抗这种倾斜的能力。因此，不同的政治选择可以扭转这些问题。在阿赫马利看来，目标必须是摒弃以牺牲政府监督为代价不断扩大市场的资本主义愿景。他认为，美国应致力于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国家将"市场置于其适当的位置"。但这在实践中会是什么样子呢？

当基督徒成为社民人

虽然在美国，“社会民主”一词不甚流行，但在欧洲，它早已成为政治语汇的一部分。在这里，以“社会民主”命名的政党长期以来都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关注资本主义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基于“政治至上”的理念，认为政治权力可以并应当用来制衡资本主义的弊端。

与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相比，社会民主党人传统上认为资本主义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最佳机制。然而，他们也关注市场经济可能带来的问题，这一点与古典自由主义者有所不同。

在斯堪的纳维亚及其他欧洲地区，这种关注促使他们建立了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增强工会的权力，并以其他方式对市场进行规范。社会民主党人与改革派和进步自由主义者也有所区别，后者虽在美国民主党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新政时期以外很少采纳社会民主的经济理念。进步自由主义者承认资本主义可能导致经济不平等和不安全等问题，认为政府应出台政策来缓解这些问题。

但他们并不过多关注资本主义可能带来的破坏性政治后果。与此相反，社会民主党人坚信“所有经济学都是政治学”，即经济规则不仅决定经济结果，也影响政治格局，特别是不同社会经济群体的相对权力。

近几十年来，在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保守派而非左派意识到，重新定义经济规则实际上意味着重新塑造社会权力结构。正如阿赫马利所指出的，他们进行了“一代人的努力”，旨在削弱工人的政治权力，并隐藏这一事实：“私人行为体的过度行动可能同政府的过度扩张一样，对自由构成威胁。”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一个能够制约资本主义带来的负面经济和政治后果的国家。除了坚持政治至上的原则外，社会民主主义者也一直坚定地支持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2019年5月，弗吉尼亚州林奇堡自由大学的毕业典礼，乔纳森·德雷克（Jonathan Drake）/路透社

社会民主党人认为，民主国家既是制约资本主义的最佳工具，也是唯一符合他们所坚持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政治制度。他们尤为重视的一项价值观是，个人应能在无政治、社会或经济胁迫的情况下自由地做出人生选择。然而，这种对个人自由的承诺及其带来的多样性与阿赫马利过去的立场形成了明显的对立。阿赫马利曾猛烈批评那些提倡“自主高于一切”的观点，认为他们的目标是“为个人意志争取最广阔的空间，以确定什么是真善美，反对传统权威”。他坚持政府的角色是保护和促进“共同利益”，而非最大化私人自治或自由。假如阿赫马利仍坚持他以往的某种观点，那么社会民主对他而言显然不是解决方案。那么，哪些政治传统可能更符合他对新经济秩序的呼吁呢？

最明显的答案或许是右翼民粹主义。在重新构想经济秩序方面，许多欧洲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已经在美国之前采取行动。几十年来，这些党派抛弃了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经济政策，转而批判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倡导建立强大的国家并保护社会福利政策，广泛宣扬“左翼”立场。这种策略帮助法国国民联盟、奥地利自由党、瑞典民主党等政党成为各自国家中最大或几乎最大的工人阶级政党。尽管这些党派在经济上左倾，他们并未同时致力于政治自由主义，他们对民主的承诺究竟有多坚定，目前仍有待观察。

美国的特朗普主义共和党也类似，它不仅公然蔑视多元化和个人权利，甚至对民主本身持负面态度。在文化斗士的时代背景下，阿赫马利可能已经表达过类似的右翼民粹主义观点。但如果他真的原则上反对暴政，那么即使美国共和党抛弃了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转而拥抱特朗普主义，这也不应当是一种选择，因为这只是在创造另一种形式的暴政。

欧洲基督教民主派已经接受了多党民主制。

然而，与阿赫马利提倡的对资本主义进行限制的观点相吻合的还有另一种政治传统——1945年后的基督教民主派。这一传统与右翼民粹主义截然不同，基督教民主与阿赫马利早年倡导的某些传统或宗教价值观相一致，并对民主制度保持坚定的承诺。尽管在美国基督教民主并未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欧洲，它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

基督教民主的兴起可追溯至19世纪末，天主教政党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目的是保护教会和宗教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地位。这些政党对资本主义持警觉态度，认为它威胁到传统价值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些党派中的许多对自由民主持怀疑态度，担心选举和多数决可能导致削弱教会和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然而，二战之后，欧洲天主教政党的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等政党在经历现实暴政的恐怖之后，开始积极支持民主，虽然这意味着需要妥协，并接受在教会和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上持有反对意见的政治行为者的合法性。战后的基督教民主党派还支持福利国家和对市场的进一步限制，他们不仅担忧资本主义侵蚀传统价值观，同时也意识到市场限制对民主的积极作用。现代基督教民主运动为许多欧洲国家提供了战前所缺失的东西——即完全接受多党民主的右翼群众政党，为欧洲战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当代美国，基督教右翼运动更类似于二战前的欧洲天主教政党而非战后的分支。在基督教民族主义和天主教整体主义运动中，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立场的回声，这些立场极端保守，把保护和促进基督教价值观置于首位。若要推广欧洲基督教民主派更为有益的做法，阿赫马利需要说服宗教保守派，让他们认识到，维护自身利益的更佳方式是通过支持国家的民主体制，而非反对它。

美国的政党问题

《暴政公司》有力且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对美国政治基础构成的威胁。然而，挽救美国民主的挑战不仅在于对抗私营部门的过分影响，还需要应对那些并不完全致力于民主原则的政党所带来的威胁。

阿赫马利准确地指出，左翼放弃了早期控制美国企业和保护工人的努力，这种转变助长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间接导致了美国民主今天的困境。然而，美国经济和民主不健康的状态，其主要责任应归咎于共和党。历任共和党政府不断推动市场监管放松、削弱工人权益及环保监管，尤其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他们对民主的规范和制度发起了空前的攻击。

虽然阿赫马利不太可能说服许多右翼选民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但他至少可能说服其中一部分人，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未来并不依赖于右翼民粹主义、基督教民族主义或整体主义—以及这些倾向所带来的不自由主义和对民主的进一步侵蚀。如果阿赫马利能将这些倾向引向战后几十年欧洲基督教民主党的成功路径—捍卫基督教价值观、认识到无节制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并坚定对民主的承诺—那么他将为美国人民作出重大贡献。然而，如果特朗普的共和党不进行这样的政治重塑，阿赫马利对更多政府介入的呼吁可能只会用一种形式的暴政替代另一种形式的暴政。

作者简介：谢里·伯曼（SHERI BERMAN）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政治学教授，也是《欧洲的民主与独裁：从旧制度到当今》一书的作者。
文章信源：foreign affairs（外交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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