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丨数字化改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困境及路径优化

摘要：数字化改革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党中央为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可持续性及公平性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工业规模的扩大、数据的集聚性和异质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协调能力、风险防范能力、人才支撑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而数字化改革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路径。基于数字化改革的内涵意蕴，分析数字化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客观揭示一段时期来赋能的现况及成因，对大国博弈下数字化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予以理性解析，进而尝试探讨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交易生产数字化带动整个社会的创新产出，以数字人才培育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智力支撑，以数字化监管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智能化改造升级推动市场主体数字化转型，整体推进的可能路径优化。

当下，投资、外需和人口红利等传统要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在逐渐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持续走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正面临创新能力能否赶超、发展质量能否有效提升、发展动力能否有效转换、经济结构能否有效优化的关键时期，该时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强力抓手和改革动力，不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赋能经济发展。数字化改革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和全面深化改革建设决策部署的有效抓手和动力源泉，是数字技术与改革创新的有机统一，已经成为促进高质量发展，驱动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枢纽”。

目前，学界从多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实现途径及体制机制等。具体而言，一是从“双循环”的维度分析，通过减少交易环节，优化交易流程，降低交易制度性成本，扩大并刺激国内需求与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等途径畅通国内循环，借助数字技术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分工，健全生产网络，完善市场机制，塑造全球供应链，降低贸易成本，促进国际循环；二是以微观、中观和宏观的视角探讨，微观上推进管理模式转型升级，推动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中观上推动产业同数字技术融合，诱发产业结构、商业模式优化，宏观上助推社会治理体系化、增强经济发展韧性度；三是从供给端、需求侧及供需匹配三个方面论述，数字技术有助于打通供需对接渠道，引领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在释放和提振内需中维持经济均衡发展，推进供需适配促进消费升级，进一步刺激市场主体内生性投资需求，进而提升供给和需求两端能力；四是部分学者基于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背景，提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协同推进、共享保障机制。

综上，学界尽管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逻辑、市场体系及体制机制，但较少有学者对数字化改革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创新机理进行深度的分析探究。基于此，尝试从数字化改革的内涵意蕴出发，全面梳理数字化改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对“未来已来”的时代，数字化改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何以可能的问题予以理性解析，并探讨整体推进的可能思路。

一、数字化改革的内涵意蕴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当时的清朝政府对世界发展趋势未有清晰判断而错失机遇，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临时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又无法抓住机遇，中国共产党紧紧把握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机，经过多年努力，成为举世瞩目的互联网大国，为中华民族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历次工业革命显示，每当新的革命性技术出现，谁先拥抱新技术，谁将赢得发展先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技术发展与迭代升级，二十一世纪前三十年将成为数字技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破发期。为此，当下拥抱数字技术是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选择，发展数字经济是推进新一代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牢牢把握数字化改革整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是抢占全球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关键一招”。

数字化改革本质是以国家的信息体系化、整体性布局建设为引领，提升治理效能，一体推进数字技术、数据资源、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生态及新型基础设施的发展，抓住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提供“换车”“超车”机会，保障不同群体更好共享数字红利。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数字化改革的定位与理解略有不同。贵州省的数字化改革侧重于数字政府的建设，打通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的数据，通过市场化来配置数据资源要素。广东省的数字化改革侧重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数字经济强省。浙江省的数字化改革则是深化“数字浙江”建设，推进传统产业信息化改造，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形成数字红利，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动力。

本文研究将数字化改革定义为：各类主体借助数字技术发挥数据要素生产率、节约社会运行成本、优化营商环境，为推动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生产力发展要求，激发社会活力、应对风险挑战、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更好推动经济实现质和量的发展。

二、数字化改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分析

信息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被认为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在一段时间内得以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数字化改革所展现的技术特性，推动供需适配，形成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基于数字化改革不断实践的相关理论创新，将有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数字化改革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释。21世纪以来，在经济学的经典假设中，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等现象常常会被忽略，市场信息是被假定为完全充分。然而实际状况是信息不对称、不完全问题在进出口、劳动力等相关市场具有普遍性，使得市场透明度下降，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在下降，催生逆向选择，推高交易成本，容易出现交易不公平性和市场失灵现象，进而影响市场公平公正和资源配置效率，导致市场交易总量减少，直至市场萎缩。数字化改革倚重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实现对经济社会部门之间合理分工、有序支撑及协调推动，对加速数据流通、改善供需平衡和优化交易制度，有助于破解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市场逆向选择、监管割裂及信息碎片等困境，实现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精准画像和精准分析，加快市场互联互通，便于推动企业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为世界市场的建立破解了时空的约束，提高了消费者对于世界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增强市场信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数字化改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主引擎的理论分析。基于熊彼特创新经济学并结合系统理论、复杂科学的新熊彼特增长理论，是近30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跨学科理论体系。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认为，创新就是把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重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经济增长实现质变。新熊彼特增长理论还认为，创新发展就是基于不断地进行“创造性毁灭”及要素不断重新组合的过程。新兴产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有着重要作用，在“创造性毁灭”、持续演化地过程中，新兴产业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旧的产业将有可能会走向消亡，在这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所蕴含的不确定性，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换道超车”的窗口机遇。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这一论断与新熊彼特经济增长理论关于新兴产业的观点有着较高的契合度。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核心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广泛赋能、交叉融合等特性，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进一步贯通，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对传统行业的营销、生产、组织的方式进行改造升级。

（三）数字化改革推动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创新分析。数据作为全新的生产要素正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重要的动力。数字技术所具有的强渗透性、广覆盖性，数据更多地来自生活和生产过程，乃至在数据加工处理过程中也会自动产生新数据，具备非常强的自我扩张性、生长性，使得数据的价值创造潜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动市场主体挖掘多样数据类型及天量数据下的新商业价值。数据作为数字文明时代创新驱动发展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具备即时性、非排他性、非消耗性、低成本复制性等技术特征，是数字文明区别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重要特征。不同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在与劳动力、土地及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组合过程中，新的生产函数应运而生，逐步改变以往宏观经济的增长路径、模型设定以及传统的经济发展体系，数据贯通于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的全过程，“生产什么”“怎么生产”“生产多少”及“为谁生产”的问题可较好地予以解决，实现数据到价值创造性转化。发挥数字技术正向外部性，有利于挖掘数字生活潜力，增强数字生产动力，释放数字消费活力，进而促进多业态发展跨界和市场主体融合加速，驱动实体经济进行范式迁移，提升经济发展整体效能。

三、数字化改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困境

面对全球大国博弈走向异常复杂、世界经济会不会衰退等不确定因素，数字化改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数据要素市场滞后、关键核心技术缺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乏力、高端数字人才匮乏等多方面的现实挑战。

（一）数据滥用与“孤岛”并存致使数据要素市场良性循环受阻。数据滥用对市场主体数字化转型阻碍明显，也对经济社会发展、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如2022年我国中部某省会城市给某银行的部分储户的健康码人为赋“红码”事件。“数据孤岛”使得数据要素的内在价值难以发挥效用，对要素配置不利，经济循环受阻。一是我国政务数据的开放度、连接度有待进一步提高。政府直接或间接掌控全国七成以上的高价值数据，然而政府内部条块分割明显，部门间的数据标准多样化，软件系统接口复杂，缺乏统一的数据中台，打通数据链实现数据共享难度大，“数据烟囱”、“数据孤岛”等现象层出不穷，不利于数据价值效用发挥。二是企业数据的垄断、封闭及隐私问题有待进一步破解。数据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生产要素，往往从有利于企业自身角度出发收集、存储及分析相关数据，数据要素被作为生产过程的重要原材料，更多倾向于封闭、独占、过度使用和对个人隐私的挖掘，对“上云用数赋智”存在一定的忧虑，从而降低市场主体对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数实融合”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

（二）关键数字技术缺失致使高质量发展核心动能亟须提高。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互联网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互联网核心技术能否走出“无人区”、啃下“硬骨头”、突破“卡脖子”，较大程度上影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也决定了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否形成。从整体视角观察，当前数字化发展呈现出“冷热”不均，应用端“热”且成熟，基础创新端“冷”并薄弱，就全球发展而言，产品创新方面有优势，原始创新、基础研究及高端供给方面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地区）差距明显。当前我国数字经济能取得瞩目的成绩，经济中高速发展较多还是依赖于网民人数、市场规模等优势，在新型基础设施、终端应用及数字消费等方面的发展处于全球领先位置，但在高阶芯片、操作系统、EDA软件及工业互联网等关键性、“杀手锏”型领域仍然存在明显短板或是进一步发展的困境，在全球范围内缺失技术话语权。2021年我国总结的35项“卡脖子”技术，其中约?1/3?属于数字经济领域，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拉大趋势，自主创新水平和国产化率亟待进一步提升，部分领域的国产零部件与世界领先国家存在二代以上差距，集成电路、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等产品的进口依赖度较大，工业软件、高阶芯片、精密机床、工控系统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进口率都在90%以上。

（三）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乏力致使数字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在国家政策持续引导下，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意识逐步提高，主体需求越来越大，然而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较为典型的现象是“知道得太多，思考得太浅”。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类似于“叶公好龙”现象，对于转型认识不到位，容易陷入到跟风的状态，特别是在中央政府要求越来越高，到了地方就存在只是为了“面上”完成任务；其次，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一把手”工程，是一个战略问题，但是不少地方“定位太低”，容易陷入到战术层面，往往异化为信息中心（信息管理部门）技术人员的事情，常常与具体业务脱节；再者，部分地方的数字化转型不完全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条件，出现“盲目模仿”状况。比如，在传统零售家电产业，苏宁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盲目数字化而转型失败的案例。苏宁在线上有京东、天猫、淘宝等“劲敌”，然而自身又成立“苏宁易购”线上部门，一起争抢自己线下的生意，使得苏宁线下门店冷冷清清，公司整体业绩严重下滑。

（四）高端数字人才匮乏致使高质量发展进程一定程度延缓。随着数字化改革整体性推进力度加大，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及数据价值化的快速演进，数字技术融入传统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已然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拥有数字技术的人才显然是数字技术研发以及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的“生力军”“主导者”，尤其是高端数字人才的稀缺严重地阻碍了“基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等核心数字技术的进一步研发。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人才培养周期长，与当前数字技术应用、数字化改革整体推进的速度不相匹配，有明显滞后迹象，较大程度上延缓了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建构。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对数字技术人才需求均超两位数增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整体仍处于人才供不应求的状态。

（五）数据安全底线被突破致使高质量发展的闭环形成困难。数据成为新时代最活跃、最丰富的资源，掌握数据资源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就将把握了时代发展的主动地位高低。以个人利益视角来看，突破数据安全底线将会给个人隐私泄露造成巨大风险，比如利用大数据分析个人具体行为、利用数据隐私算法迫使网约配送员（快递小哥）骑快车、利用大数据牟取额外利益等等；从市场利益角度看，市场主体的系统及平台垄断化趋势与过度的个性化服务使得用户数据被过度搜集储存、分析处理，采取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乃至扼杀式并购等极端行为，所导入的新生产函数，未能按照新熊彼特增长理论的“创造性毁灭”实现要素不断重新组合，而是肆意限制、排斥和干扰市场竞争，消灭竞争对手，压榨中小微企业，造成市场秩序失范，在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导致市场萎缩。如全球市值Top10的市场主体中，在2020年底时有三家是中国企业，至2022年末就只有两家，到2023年一季度末已经没有中国企业入围，美国企业市值在持续上涨，中国企业市值出现不同程度下降，两者间的差距在拉大；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借助数据、算法、技术和资本力量无边界野蛮扩张，操纵经济、政治和舆论，如大规模互联网渗透、数据泄露、网络电信欺诈、“轴辐协议”、“数字共谋”、“二选一”和“VIE架构企业并购”等各类涉及数据和网络安全的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四、数字化改革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优化的若干思考

以培育构建数字化生态和政府经济治理能力为核心任务的数字化改革，对于稳定就业保障、稳固经济基础、塑造国际合作、赋能竞争及构建“双循环”优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也是实践所需。然而要赋能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在数据要素、科技创新、数字人才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做出努力和探索。

（一）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数据权属仍未有明确的界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数字经济的下一步发展。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市场主体与政府双向协同，着力构建协同联动的数据感知、共享平台，推动数据融合、技术融合、业务融合、跨层级、跨地域、跨业务、跨系统、跨地域的“三融五跨”式数据互联互通，优化政府对市场主体的管理服务模式，打破部门、系统、业务、层级、地域间的“数据烟囱”和“数据孤岛”，在应用层面实现跨主体异构系统的互联互通和协同，进而在更大范围内变革创新；二是综合运用隐私计算、经济及法律等多种手段。政府引导相关机构适时构建数据的权属、开放、共享、流转及个人与市场主体数据保护和国家整体安全在内的系列规则体系，构筑网络数据安全保障底线，明确数据流通、利用的边界，在保障国家安全、商业机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以数据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提升数据共享利用。这有助于促进市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推动经济的循环畅通。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提升政府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提高政府决策的可预见性和有效性，积极推动政府监管、政务服务的精细化和科学性。

（二）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当前，我国部分数字技术已经进入“深水区”，然而在关键数字技术和相关知识产权领域仍旧缺乏必要的话语权。关键核心数字技术、下一代数字技术的突破对于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亟须对关键核心数字技术进行一系列顶层设计与行动部署。首先，国家需要组建科技联盟紧跟乃至跨越世界前沿数字技术，加大对基础技术、通用技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投入，基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长期发展战略，以同准备份、降准备份、全球备份、攻关备份为导向，加快在半导体、核心元器件、工业软件等相关领域的突破。2021年我国制定的43个强基工程，针对682项断供断链风险，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其次，我国需要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积极布局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及空天网络等面向下一代数字技术的研发与攻关，争取在这些领域取得更多的“0”到“1”的原发性成果。再次，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渠道、主阵地，加快“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着力加强新型业态、新型商业模式走出去，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推动共建“数字技术联盟”，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推动构建全球“揭榜挂帅”机制及相应地平台体系。

（三）以交易生产数字化带动整个社会的创新产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不是“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怎么做”的必答题，也不是更高效率、更高级阶段的工业经济，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尤其是数字化改革，把它变成可能，根本上解决工业经济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实现经济质的飞跃，交易环节、生产环节的科技创新数字化就变成了核心手段和方法。交易环节积极鼓励数字化营销，打破区域性市场壁垒，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发挥零边际成本倍增效应，实现线上渠道为线下实体赋能；生产环节的数字化，“大厂”自我引领推进“未来工厂”、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产业大脑改造，“中厂”自己主导政府配套模式推进改造，“小厂”政府主导自己紧跟模式推进改造与运用。交易与生产的数据实现几何级数增长，依托巨量数据全样本，通过构建数据模型、优化数据算法，对数据的深度分析，提供供需适配。挖掘数字生活潜力，夯实数字生产动力，释放数字消费活力，促动各类主体、业态加速跨界融合发展，促进资源要素高效流动、精准配置，以利于市场主体敏锐捕捉市场需求和消费趋势，及时调整产量、减少库存，实现产业链、供应链有效衔接，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驱动生产制造智能化、高端化和绿色化发展，带动整个社会创新产出。

（四）以数字人才培育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智力支撑。在马克思所著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高质量发展能够形成的核心是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跨越，其中最为紧要的是在于创新人才的培育，尤其数字创新人才的培育是当务之急。数字化改革建设亟需规模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人才队伍提供支持，为此数字化转型具有时代的紧迫性。一方面，须从基础教育层面把信息网络素养纳入作为面向未来人才培养最为基础的方面。另一方面，需要强化建设“双一流”高校中数字技术一级学科专业体系，加强“政、企、研、校”融合协同培养，了解数字化管理、运营多跨场景、复杂流程的多种要求，培养具备数字化思维、数字化理念、数字化技术，能够推动理念变革、模式重构、流程重塑的复合型与专业型人才，为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智力支持。

（五）以数字化监管提升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紧扣数据、算法、算力和平台等数字经济发展核心要素，统筹创新与治理、发展与安全、竞争监管与行业监管间关系，有效杜绝监管死角和监管套利，加快健全完善相关领域治理法律法规，抓紧制定数字监管相关细则和指南，明确监管标准，探索实施数字监管清单制度，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更多运用数字技术手段来推进经济安全监管、竞争监管和社会监管，提升监管智能化、敏捷化水平，有效防范经济社会发展衍生的负外部性和系统性风险，推进数字监管工具箱创新，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整体智治为导向，推动政府数字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形成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数字监管组织框架，平衡发展与监管的关系，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完善监管体制机制，提升监管系统性整体性，实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六）以智能化改造升级推动市场主体数字化转型。针对市场主体“缺方案，不敢转”“缺技术，不会转”“缺数据，不能转”“缺资金，不愿转”的实际情况。利用数字技术对市场主体进行全方位改造，落实合理的制度安排来补齐对政府的有效“激励”短板，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推动政府、市场主体、社会之间的良性紧密联系及有效互动，借力国有资本引导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政府或政府为主导的国有企业通过免费诊断、技术输出、平台赋能、贴息奖补等举措，营造全流程服务生态，激发市场主体“智改数转”动能；提供免费诊断，搭建“智服超市”，消除“缺方案，不敢转”顾虑；强化示范引领，加速技术输出，解决市场主体“缺技术，不会转”难题；深化平台赋能，加速推动上云，化解企业“缺数据，不能转”困境；完善财经政策，实施精准扶持，缓解市场主体“缺资金，不愿转”压力。最后，形成并释放数字化改革对市场主体的放大与倍增效用。

结　语

数字化改革对于赋能和扩大经济“基本盘”，加固和稳定就业“新体系”发挥积极作用。然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获得真正解决，不可能靠任何一种力量（包括数字化改革）单向地赋能过程来实现，需要在赋能全过程调动起多元力量的共同有效参与，而“有效”的关键联结就是数据要素。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逻辑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数据要素不仅是单纯的资源要素问题，更是建构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数字化改革作为一场关乎日常生活实践的系统性重构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造的艰难实践，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案，甚至还伴有过程性的反复、扭曲乃至冲突，惟赖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性地不断试验、试错及适时调适。

作者简介：张孟洋，中共丽水市委党校（丽水行政学院）经济公管教研室主任、教授。研究方向：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及区域经济。

基金项目：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常规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视域下协同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2CCG20）。

来源：《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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