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之子|止戈为武，自古知兵非好战

记者 张向阳

《孙子兵法》之所以流传2500多年而历久弥新，是因为其中所蕴藏的高超智慧、深邃思想跨越了时代的局限，其思维的哲学意涵已经超越了军事范畴，在战争之外的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广为运用。《孙子兵法》所蕴含的“不战”“全胜”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历经千年融会于中华兵学的精神血脉之中，体现了人类终极关怀的情怀。

惠民“中国孙子兵法城”。记者 李海涛 摄

两千多年历久弥灿

战争因政治而“生”，战争是政治斗争最激烈的表现形式，也是政治斗争最后的手段。1832年，在遥远的亚欧大陆西侧，西方近代军事理论鼻祖——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诞生了，它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书中揭示了战争从属于政治的根本性质，认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不谋而合的是，早于《战争论》2300年前，东方的孙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只不过没有使用“政治”这一现代术语。

孙子提出的“道”即现代概念的政治。对于战争胜负，孙子不是单纯从“攻战”的角度寻求，而是从国家政治这个大的视野中探求其规律。

孙子认为战争是为了“安国保民”“安国全军”，是“修道而保法”“自保而全胜”。可以说，安国全军之道是战略指导原则，而安国保民则是其军事战略的目的。战略制胜的多种因素中，以“道”为首要因素，孙子看到了政治对战略目的的决定性作用。他深刻认识到战争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战争从属于政治，其目的不是为了攻伐，而是为实现安国保民的最终目的。所以，它必须服从于国家整体战略。

克劳塞维茨说过：“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两千多年来，风云变幻，战争形态从冷兵器、火器到机械化时代；如今，武器的智能化、无人化、精确化程度越来越高；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战和心理战也成为现代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的发展对战争产生了深刻影响，折射出制胜机理的新变化。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古老的理论是否过时了？

梁娟娟认为：“两千多年来，历久弥灿。《孙子兵法》的生命力在于超越了战争具象形态本身，提出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性总结，这些规律有一些适合于冷兵器时代，有一些则超越了时代，比如他的全胜战略、慎战思想。虽然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但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孙子认为通过伐谋伐交，以智克力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非常高的目标。不战屈人之兵，令人屈服的是实力，因此孙子重视智慧更重实力，不但讲谋略还要讲实力建设，所以他提出一个先胜思想，先为不可胜。如何在复杂局面中立于不败之地呢？只有强大了才能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才能胜于易胜，所有战争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由易胜到全胜，易胜的极致就是全胜。”此外，《孙子兵法》之所以价值恒远，还因为其中的战略、战术思想超越时代、超越战争领域，被广泛应用到外交、企业管理、商业等领域。

“慎战”也要敢于亮剑

孙子久经沙场，但是并不好战，他在战争问题上保持着非常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孙子兵法》虽是讲战争之道，但其中没有一丝一毫逞强斗勇的气息。基于战争极大的破坏性与风险性，时时处处都不忘记兵凶战危，孙子反复提醒，对待战争手段，要慎之又慎。

梁娟娟认为：“孙子的战争观在《孙子兵法》首篇《计篇》中就开宗明义：‘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战争关系着军民的生死、国家的存亡，而且要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以及攻城野战带来的巨大伤害，‘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所以孙子反对轻易用兵。他特别强调君主将领对战争要慎重从事，多次提醒明主和良将要‘虑之’‘修之’‘慎之’‘警之’。并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应切实做到‘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他警告战争指导者不可感情用事，轻率决定战争行动，而是到了国家生死存亡关头，不得已而战。这就是后世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的思想。”“不过，慎战不是怯战，更不是不战，而是以善战为保证，关键时刻更要敢于‘亮剑’。”她说。

“兵者诡道”，孙子的“权变”思想注重灵活、变通的战争策略。他认为“兵无常形”，战争的特点是变化多端，只有认识了战争的多变性，才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战术，以变制变。

如何实施“诡道”这一原则，《孙子兵法》将其表述为十二种方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通过真真假假隐蔽企图，奇奇正正变幻莫测，迷惑敌人不知我方底细，以实现军事行动的突然性，达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争效果。

有人把“诡道”片面理解成诡计显然是偏颇的，在孙子看来，战争形势千变万化，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一切都要根据实际敌情或条件，确定自己灵活的对策。

知彼知己兵贵神速

“知胜”思想也是孙子兵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是指未战先胜的科学决策方法，“知胜”的智慧在于通过周密筹划对战争进行前瞻性的决断和准备。

梁娟娟告诉记者：“《孙子兵法·计篇》中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庙算’属于战略层面，充分体现了孙子的军事预测思想。这一思想的具体内容就是‘五事七计’，通过敌我双方政治、天时、地利、将领、法度五个方面的综合比较，来探讨战争胜负的情形。‘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分析比较‘五事’和‘七计’，就是通过战略比较，探索战争胜负的规律情势，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动态评估，进行战略预测。”既要精算敌我兵力对比、战力强弱、物资补给等战争硬实力，也要衡量敌我战争道义、天时地利、将帅素质等战争软实力。

山东航空学院孙子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孙子研究会常务理事梁娟娟。

梁娟娟认为，“知彼知己”和“知天知地”属于战术层面。《孙子兵法·谋攻篇》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深知信息的重要性，他强调通过使用间谍刺探对方的“五事七计”，“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等等。同时，还要充分了解自己的情况，更好地避实击虚。孙子所言战争中的“知”是一个全面的信息体系，不仅包括敌我双方的情况，还包括天地、主客等诸多内容。所以有：“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兵贵速，不贵久’的速胜思想也是孙武的核心战略思想之一。战争消耗的人力、财力、物力数量惊人。对国计民生来说，是极其沉重的负担，战争一旦旷日持久，各种问题会纷至沓来，使国家和民众陷于被动。‘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也就是说，长时间的战争会使军队战斗力下降，消耗大量国力。更有甚者，可能会出现‘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的严重后果。为避免出现这一不可挽回的局面，孙子认为缩短战争进程、进攻速胜至关重要。”梁娟娟说。

为了圆满实现速战速决这一战略意图，孙子主张在采取军事行动时，一是要做到突然性，使敌人处于猝不及防的被动状态，达到“后如脱兔，敌不及拒”的最佳效果。二是要做到运动性，“致人而不致于人”，调动敌人，使自己始终保持主动地位，行动自如，“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就是说，军队快速行动时如飓风，舒缓行进如森林般井然有序，攻击如烈火，防守如山岳岿然不动，隐蔽如阴云遮盖，行动如雷霆万钧。三是要做到隐蔽性，使敌人无从窥知我方的真实作战意图，从而确保我方速战速决。孙子认为，只要在军事行动中真正做到了隐蔽、突然、机动，就能够速战速决，出奇制胜。

不战而屈人之兵

虽然人们追求和平，但世界并不安宁，战争的阴霾不时笼罩着人类。

“孙子指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认为‘百战百胜’并非用兵的上乘境界，战争毕竟是一种暴力行为，只要有交战就会有损伤。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以非暴力手段达成战略目的，以求兵不血刃取得胜利，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上兵伐谋，其次伐交’是达到‘全胜’的两大手段。”梁娟娟说。

她认为，所谓“伐谋”就是“伐其始谋”，在对方刚有用兵企图的时候，就将其用兵想法扼杀在萌芽中，如墨子止楚攻宋；所谓“伐交”，就是伐其盟国，也引申为用外交等多种怀柔的手段“化干戈为玉帛”，达到迫使对方放弃用兵计划的目的，如范昭使齐。“伐谋”“伐交”是充分运用全方位手段争取不诉诸兵刃而达成战略目的，是上等的用兵方略。当然，这是战争的理想境界，孙子并不是只追求理想，只讲“全胜”不讲“战胜”。迫不得已就要交战，就要“伐兵”、“攻城”。在不得已而用兵作战的情况下，他也强调考虑战争成本，尽可能减少损失，用最小代价赢得大的胜利，实现“破中求全”。

实际上，古今中外“不战”莫不以“能战”为基础。孙子追求“不战”的和平理念，与“善战”的谋略，在他身上得到了辩证统一。所以主张尽可能减轻战争的消耗与损伤，不战而胜，正是孙子伟大品格的体现。

梁娟娟说：“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制止战争，就像祖先给孙武取的名字一样，止戈为武，即能够停止战争才是真正的‘武’。孙武是真正伟大的军事家，他认为，战争的目的不是战争的过程，而是为了巩固战果，为了铸剑为犁，缔造和平之盾。战争是不得已的事情，《孙子兵法》是为了克敌制胜，尽可能减轻战争的消耗与损伤，比如速胜、因粮于敌、全胜等思想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对战争的思考超出了战争本身，带着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在战争观上，儒家主张仁义安天下，墨家主张“非攻”。先秦诸子的智慧影响了中国传统兵学，使它具有了深沉的人道情怀，这种精神从2500多年前就贯穿于其基因之中。《孙子兵法》所遵循的“仁义”“厚德”“爱民”等观念是“内圣外王”“天人合一”精神的体现，它将战争纳入“礼、义”的轨道，其蕴含的崇尚王道、仁义爱民的思想与儒学思想正相符合，可谓文武之道，相得益彰，成为齐鲁大地上两颗相映生辉的明珠。

1772年，在法王路易十五的国务大臣伯林授意下，法国神父、汉学家阿米奥特的法文译本《中国军事艺术丛书》在巴黎出版，1782年再版，巴黎一度盛行“孙子热”。据说，拿破仑读到《孙子兵法》，惊叹中国人高超的智慧，由此了解中国。1817年夏季的一天，曾经访华的英国外交官阿美士德来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与被流放在此的拿破仑讨论对华战争的问题。“中国是一头沉睡的东方雄师，一旦醒来，必将会震惊世界！”拿破仑·波拿巴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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