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定都北京，是哪位高人在背后指点？此人身份大有来头

自古以来，定都对于历朝历代来说，都是一件相当庄严且神圣的事，封建社会数千年的时间，西安，洛阳，南京，开封等地，都曾做过首都。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很多朝代都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是那些曾经的“首都”，却是在走出了时间，直到今日，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

新中国建都北京，是当时我党中央综合很多因素考虑才下的决定，而纵看今日北京之发展，可见当年毛主席那一代人的卓越眼光。

实际上鲜为人知的是，在毛主席定都北京前，有一个人在此事中也出了很大的力。

此人就是当时担任东北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

提到王稼祥的名字，如今很多人并不了解，但是在革命初期的红军时期，王稼祥可是一个身份大有来头的人物，不仅如此，在很多关键的历史时刻，也都有王稼祥的身影。

王稼祥对革命有着怎样的贡献？他与毛主席有着怎样的故事？他为什么向毛主席建议定都北京呢？

且看下文细细道来，篇幅不长，足够精彩。

1906年，王稼祥出生在安徽泾县的一个普通家庭，由于家境不错，他读过私塾，小学，中学，后来还考入了上海大学。

离开家乡到大城市上海，这不仅开拓了他的眼界，而且还让他接触了革命思想。

19岁时，王稼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当时我党的队伍中，像是拥有王稼祥这样高学历的人不多，所以入团后，他当即受到了组织的器重，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的学习革命知识和理论。

此次前往苏联，也彻底的改变了王稼祥的命运。

当时与王稼祥一同前往苏联的，还有杨尚昆，王明，博古等人，这些人后来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四年后的1930年，王稼祥回到了国内，此时的他与之前大有不同，满脑子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道理，回国没多久，他就被派往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为了中央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王稼祥革命生涯的高光时刻，也从这个时候拉开了帷幕。

之所以王稼祥一到红军就这么受到重用，第一个原因是他本身能力不弱，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党组织此时深受他的老同学王明的影响。

而当王稼祥来到中央苏区后，他认识到了一个真理，但凡按照王明指示去做的事，总是得不偿失，但凡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总是事半功倍。

自此，王稼祥跳出了王明这个“关系圈”，逐渐向毛主席靠拢，关于这个情况最有力的证明是在1932年宁都会议，很多人都同意撤销毛主席方面军总政委职务时，王稼祥一人提出了反对。

王稼祥的反对，不仅惊呆了博古等老同学，而且让毛主席也很惊讶，毛主席开始对他另眼相看。

后来回忆到此事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王稼祥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人。”

此事过后，王稼祥已经完全成为了一个全力支持毛主席的人。

长征中的湘江战役，由于博古，李德瞎指挥，我军损失过半，这更让王稼祥感到心痛，也是他在这个时候，向周恩来提出了要召开遵义会议的建议。

为了能够开好遵义会议，王稼祥先后找了彭德怀，聂荣臻，张闻天等人交谈，让他们明白时局，做出支持毛主席的决定。

这些将领此时当然认识到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所以，他们表示，要在遵义会议上将博古“轰下来”，将毛主席给送上去。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如约召开，王稼祥虽然之前因负伤身体很疲弱，但是他执意要参加，并在会议上发言，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支持毛主席掌握红军指挥权。

王稼祥开了一个好头，其他同志们纷纷表示同意，自此，毛主席终于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

遵义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被称为“转折点”，这其中，王稼祥功不可没，毛主席当然记得。

多年后，毛主席不止一次的对众人说：“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一票，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知恩图报”，让王稼祥加入自己与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三人小组”，后来又让王稼祥继续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毛主席多次的决策，王稼祥也越来越觉得毛主席的正确，他决定为毛主席做点什么。

1943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在纪念大会前，毛主席找到了王稼祥， 想让他写篇纪念文章。

王稼祥心想，这不机会来了吗？

后来，在王稼祥的努力下，他写出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章，这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历史名词。

1945年的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王稼祥在其中功不可没。

而这次七大，让人感觉到意外的是，王稼祥居然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

对于这个结果，有人猜测原因，第一，王稼祥很少与基层同志们聊天，使得同志们觉得他很难相处，第二，王稼祥在历史上犯过错误。

王稼祥没当选为中央委员，毛主席很重视，后来，他亲自出面对王稼祥做出了评价：“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在毛主席的帮忙下，王稼祥最终当选为了候补中央委员。

实际上，对于职务的得失与高低，王稼祥并不是很在意，他在意的是能不能继续为革命工作。

1949年毛主席在思考定都时，王稼祥建议定都在北京，理由第一是它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第二是地理位置也好，是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王稼祥的想法与中央的不谋而合，最终，北京便被设为了新中国的首都。

建国后，毛主席继续对王稼祥委以重任，要他担任我国驻苏联大使，从此，王稼祥的革命人生，又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