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孙亚星等决定袭击穿行上海公共租界的日军大部队

抗战时，孙亚星等决定袭击穿行上海公共租界的日军大部队，他们设法弄来两颗手榴弹，等在南京路和浙江路转角处，日军大部队经过时，遂奋力向日军队列投掷。

孙亚星是福建晋江人，在上海当学徒出身，后来经营一家钟表店。抗战爆发，他卖掉钟表店作为经费，联络各界抗日青年，组织了中国青年救亡会。协会成立后，在孙亚星指挥之下，会中有200名青年前往嘉定南翔，帮助陆军七十一八十七师修筑工事。1937年11月9日起，他们和警察总队一同奉命坚守南市，掩护军队撤退。1937年11月11日夜间，他们奉命退入法租界之后，中国青年救亡会成员按上级指示接受租界解除武装而被收容在租界难民营中。

1937年12月3日上午，驻沪日酋松井石根指挥日军6000人，包括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和辎重等，在5架飞机低空飞行的掩护下，以移防为名，肆无忌惮地穿过公共租界，经南京路、外滩和外白渡桥去四川北路，向英美示威。租界巡捕房为日军提供掩护。

孙亚星和中国青年救亡会成员决定袭击日军大部队，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他们设法弄来两颗手榴弹，等在南京路和浙江路转角处。12时44分，日军队列经过此处，离日军队列比较近的同伴孙景浩奋力挤出人群，及时冲到大街上，向日军队列投掷了两枚手榴弹。手榴弹爆炸，日军两名士兵受重伤，另外还伤及另一名日军、一名执勤的华捕和一名英捕。

就在孙景浩投弹的同时，巡捕向他开枪。孙景浩身中两弹，当即倒地，最后因日军不许抢救而牺牲。被袭日军气急败坏，他们在南京路自福建路起至虞洽卿路止，布置警戒线，禁止行人通过，并进行搜查逮捕，一度还包围了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百货公司。日本兵折腾到晚上9时，才撤去封锁。

1937年12月30日，伪上海市民协会会长陆伯鸿在家门口，被伪装成水果贩子的军统杀手枪杀。随后数月，几名伪上海市民协会先要成员纷纷遇袭。

1938年，孙亚星到汉口和戴笠取得了联系，又回到上海从事锄奸活动。 1938年1月14日，即将出任伪法院院长的范罡刚走出家门，迎面就是一颗子弹，汉奸当场毙命。

1938年“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孙亚星计划搞一次大行动。

第一个被招募的人名叫周守刚，是一名穷困的印刷工，在上海依靠亲戚提供食宿。孙亚星的手下向周守刚承诺，只要他肯参加暗杀汉奸的行动，就帮他找一份工作。

招募的第二个人朱仲虎，当时因生病而失业，同意充当行动中的信使。

第三个是17岁的少年陈开光，小学毕业后一直未能找到工作。陈开光在行动前，才临时向孙亚星学习了投掷手榴弹的方法。

1938年7月7日，孙亚星暗杀小组展开行动，他们抛掷了18枚炸弹，炸死了两名日本工厂职员，使那天成为“一段时期以来，上海最紧张的日子之一”。

此后，孙亚星小组等上海的地下抵抗力量把袭击常态化，随时发起游击战争。常态化的游击战争是更使日伪胆战心惊。

在军统上海区的配合下，活跃在上海城乡的别动队（就是游击队）在1938年以来，策划过炸仓库，烧机房等等22次造成日本人重大损失的事件，甚至袭击和烧坏日本运输舰“卢山丸”号等许多日军作战船只。

孙亚星的暗杀组成员，原都是“中国青年救亡会”的会员，文化汉奸余大雄，被暗杀小组用斧头死在新亚饭店的浴缸里。

1938年7月22日上午，日本翻译官郑月波出现在暗杀小组陈开光两兄弟面前。郑月波不知道对方身份，以为是普通路人。当他从陈开光身边走过时，陈开光出手枪向背部开了两枪。此时，正好一名公共租界巡捕房的骑警经过现场，于是开始追逐逃跑的陈开光。陈开光向骑警开枪，不料子弹卡壳，于他便扔掉了枪。骑警跳下马，抓住了陈开光。

由于孙亚星年轻，缺乏地下秘密斗争的经验，为增加抗日力量而盲目招國募人员，并让各组人彼此认识，于是恶果很快就露出来了。

由于日本宪兵队介入审问，被捕的陈开光熬不住，很快就招供了。巡捕按供出的名单地点立刻展开抓捕，各小组人员陆续被捕，周守刚的被捕以后，又供出了包括孙亚星在内的其他5人。晚上11点，孙亚星被捕，武器被查获。

这样，郑月波被杀后24小时内，孙亚星及其手下10人被捕。按照工部局已经和日军达成的协议，这些人被移交给日本宪兵队，孙亚星等人最终遇害。

在这些敌后的爱国行动中，一方面一腔热血的中华男儿向日寇展现了我民族不屈的意志，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队员壮烈牺牲。孙亚星有幸留下了姓名，更多的是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年轻人——战争前都是普通的市民的年轻人。

抗日英雄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