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在美国煤矿做工与人打架，悟出一个道理：对外国人不能示弱

前言

1994年，在90岁生日到来之时，邓小平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这份礼物，是一本书。在书的扉页上，写着：“祝贺邓小平九十寿辰。”而落款是：“陈立夫。”时间为：“1994年8月。”

这本书的书名是《成败之鉴》，作者便是陈立夫本人。陈立夫从台湾寄来这本书的用意有二：其一是为了祝贺邓小平九十寿辰；其二，是为了增进国共两党高层之间的往来，促进两岸统一。

陈立夫：对外国人不能示弱

《成败之鉴》，是陈立夫在1994年出的一本书，也是陈立夫的回忆录，出版社是正中书局。

作为“蒋家天下，陈家党”政治格局中的其中一个主角，陈立夫在29岁的时候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而他37岁的兄长陈果夫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此时，蒋介石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那时候，蒋介石因为要准备北伐，无法分身，便开始寻找管理国民党的代理人。

1929年3月，由蒋介石主导的、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谭延闿、孙科、朱家骅、古应芬、陈果夫、陈耀垣、胡汉民和于右任（未出席）九人的名字，出现在了大会主席团的席位上。

在这次大会上，会上蒋介石作了党务报告，谭延闿作了政治报告，何应钦作了军事报告，陈果夫作了监察工作报告。

此外，这次会议宣布了军政时期的结束和训政时期的开始，并说北伐革命的对象为军阀、共产党与帝国主义，还指责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

3月2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陈立夫被推选为中央秘书长，而蒋介石为组织部长，叶楚伧为宣传部长，戴季陶为训练部长，共同组成国民党中央党部。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其中，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掌握了国民党的实权，被称为CC系。

正因为陈立夫有着这样的经历，所以他的回忆录《成败之鉴》，在现代中国历史中有着见证历史的作用，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些宝贵的图文史料。

在这本书中，陈立夫讲述了他的一些往事。其中，有他在美国的煤矿公司当矿工的一段经历。

1924年，凭借《中国煤矿业的机械化与现代化》为题的毕业论文，陈立夫从匹兹堡大学毕业，获得了硕士学位。这一年，陈立夫24岁。

毕业后，怀揣实业救国梦想的陈立夫，参加了矿业局的训练。期间，陈立夫还学习了矿坑爆炸的应变措施，以便在将来为国家的煤矿工业上有所建树。

后来，陈立夫进入匹兹堡煤矿公司，从事有关矿坑的工作。再后来，陈立夫又转入史克兰顿白煤矿区的麦文矿业公司，参加了工作。

那时候，矿区有一万多名矿工，而陈立夫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一次，在矿坑里帮助一位叫约翰的电器匠修电线时，约翰要陈立夫找一个锤子。很快，陈立夫便找了一个有些破的锤子，准备交给约翰。

然而，在看到陈立夫手中拿着的锤子时，约翰带着轻蔑的口气，说：“这锤子像你们中国人！”

听了约翰的话，陈立夫的怒火涌上心头，当即用手中的锤子，砸了约翰一下。约翰也不示弱，马上和陈立夫扭打在一起。

很快，在陈立夫和约翰打架的周围，聚拢了许多矿坑里的工友。不久后，工头也赶了过来，这才制止了正在打架的两人。

随后，工头询问陈立夫和约翰为什么打架？陈立夫便把心中“你侮辱我的国家，我不能原谅你”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说约翰用“锤子”侮辱中国。

听了陈立夫的话，工头又向约翰和其他人了解了情况。最后，工头责备了约翰，并告诉工友们以后不许侮辱别人的国家。

在《成败之鉴》中叙述完这件事情后，陈立夫又写了这件事情给他的启示：“对外国人不能示弱。”

在煤矿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陈立夫突然接到了大哥陈果夫从国内发来的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里，陈果夫告诉陈立夫他们的继祖母杨氏去世了，要他赶紧回国，并希望他为国家服务、献身建设工作。

回国后不久，陈立夫便接到了中兴煤矿公司总经理钱新之的邀请，让他担任中兴煤矿公司的工程师。想到这个职位符合他实业救国的梦想，陈立夫答应了钱新之的邀请。

然而，就在准备前往中兴煤矿公司任职的时候，陈立夫收到了陈果夫转来的两封电报，说：“你去美国时，蒋先生也曾帮助过你一部分学费，而且他已来了两次电报，嘱你去帮忙。你如果一定要做工程师，可当面报告蒋先生，他曾经同意你学矿，或许会替你决定的。”

原本，陈立夫对政治不感兴趣，一心想着实业建国。那时候，在耳熟陈琦没的帮助下，陈立夫考进南洋路矿学校预科班，并于两年后正式进入这所学校读书。

南洋路矿学校毕业后，陈立夫非常想上大学，继续攻读采矿。然而，那时候陈家被袁世凯抄家，根本拿不出钱让他读书。

后来，陈立夫打听到天津的北洋大学学杂费和生活费都比较便宜，便瞒着家人，偷偷地考上了这所学校。最终，家里人同意了陈立夫继续上学的要求。

在北洋大学，陈立夫在矿冶工程系参加了学习。读书期间，为了赚一些钱减轻家里的负担，陈立夫利用暑假的时间，为老家湖州的大户人家测量田地、绘制地图，把赚来的钱花在了学业上。

1923年，在陈立夫北洋大学毕业的时候，清华大学选派了一批学生赴美留学，同时也给外校学生提供两个奖学金名额，具体分配为：南方一名，北方一名。陈立夫也想去美国深造，便在北方报了名。

最后，陈立夫没能拿到北方的那个名额，只好选择了半工半读的方式。在陈立夫准备前美国的时候，他继祖母家中亲戚的小孩刚好也要留美，便托他照顾，资助了他前往美国的路费。因此，陈立夫对继祖母十分感激。

到了美国后，陈立夫来到美国的煤炭和钢铁工业中心匹兹堡，进入了匹兹堡大学煤矿工程学系，参加了学习。

期间，为了赚钱，陈立夫利用周末的时间，到附近的中餐馆去洗碗，以支持他半工半读的部分费用。

由于在美国上学时，蒋介石资助了一些钱。所以，陈立夫便听从了陈果夫的话，前往广州，面见蒋介石，准备将自己内心的想法告诉蒋介石。

在广州见到蒋介石后，陈立夫便按照自己想好的，说自己还是想当采矿工程师。然而，蒋介石却对陈立夫的兴趣和志愿不感兴趣，甚至不愿意听他陈述，直接摆了摆手，说：“现在时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听了蒋介石的话，陈立夫虽然心中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但也知道再争辩也不会改变什么，便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但还是说：“我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想做点儿文职工作。”

此外，陈立夫还提出了两个条件。他说：“第一，如有机会，我仍然希望回到我本行去工作；第二，我为你效力，一定竭尽智能，接受指导，同时也希望你尊重我的人格，不受怒骂。”

陈立夫说完后，蒋介石想了一下，便点头表示同意。随后，蒋介石便任命他担任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从此，陈立夫违背了本来的意愿，进入了中国的政坛。

那时候，陈立夫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住在蒋介石的官邸里。在工作中，陈立夫为了提高工作效率，还自创了一套“五笔检字法”，也就是将文字分为五个笔画系统，即：点、划、直、斜、曲，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细分。

运用这套“五笔检字法”，陈立夫将公文进行了分类。有一次，蒋介石要他去找一份文件。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陈立夫便准确地找到那份文件，并将它带到了蒋介石的面前。

对此，蒋介石感到十分诧异。在听了陈立夫的解释后，蒋介石非常高兴，说：“你这是把科技知识运用于你的文书工作了！”

后来，陈立夫将他自创的这套方法整理成册，取名为《五笔检字法之原理与运用》，并委托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岁月，不仅让陈立夫的理想没有达成，还影响到了他的婚姻。

原本，在陈立夫刚回到祖国不久后，便打算于女朋友孙禄卿结婚。最终这桩婚事只能让位于北伐需要了。

1926年，北伐军占领了江西全省。此时，蒋介石盘踞在江西，以手中的兵力，逼迫国民政府迁都南昌。

因此，陈立夫才有了短暂的时间回到上海，与女朋友孙禄卿举办了一场婚礼。

陈立夫是一个大才子，孙禄卿也是一个大才女。在婚礼上，新娘孙禄卿一时动情，竟然那笔泼墨作画，创作了一幅“桃柳蜜蜂图”。

在这幅画作中，嘉宾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桃花盛开，柳叶吐翠，几只蜜蜂穿梭在花间，辛勤地采蜜，让人大为赞赏。

看着孙禄卿的画作，主持婚礼的陈果夫有感而发，提笔为孙禄卿的话题了词：“桃红柳绿含春意，从此相亲蜜蜜甜。”以此来祝贺弟弟陈立夫和弟媳孙禄卿新婚快乐，祝愿他们白头到老。

《成败之鉴》中的一些秘闻

1928年，陈立夫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

1929年，在蒋介石主导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立夫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这一年，陈立夫只有29岁，成为了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中央秘书长。

1931年，陈立夫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后来，陈立夫又担任了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1938年，陈立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部长。任职期间，陈立夫主持了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的大搬迁。

经过长途搬迁后，高校的损耗很大，图书设备、师资十分紧张。有人提出，考虑到战时的资金紧张，这些高兴已经没有继续办下去的必要了。

对此，陈立夫表示：“战时如平时，教育与军队一样重要，建设栋梁不可停滞；必要时将一些学校合并开办，但高校数量应有适当增加，特别是师范、农、工、医等专门学校。”

那时候，为了让贫困生可以继续学业，陈立夫还设立了“贷金制度”，这在抗战时期时很不容易的。

当时，有不少青年学生远离故土，来到抗战大后方，在生活上缺乏保障，想要安心读书变得非常困难。

在陈立夫设立的“贷金制度”中，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家境贫寒或断绝经济来源的学生可以申请贷款用于维持生活和学习；而对师范生、保育生、边疆学生、抗战功勋子女等，则实行公费生办法。”

那时候，“贷金制度”的设立，确实帮助下连续多青年学子，完成了他们的学业。其中，杨振宁、李政道等人就是依靠“贷金”完成了学业。

在陈立夫的《成败之鉴》中提到的一件事情，便是与当年的“贷金制度”有关。关于这件事情，陈立夫的儿媳说：

“公公在《成败之鉴》中提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位台湾学者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遇到好几位大陆学者，他们都是抗战中就读公费学校的受惠学子，台湾学者后将此事转述给公公，而他听后很是欣慰。说起来，为建设培养人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

然而，在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为了积极反共，占领地盘，收纳了不少汪精卫伪政府的人员，而陈立夫便为蒋介石办过这样的事情。

在《成败之鉴》中，陈立夫便记录了这样一件极少为人知的事情：

“日本人投降之前，丁默邨任伪浙江省省主席，周佛海任伪行政院副院长，李俊龙任伪上海市市长；丁在浙江，周在南京，李在上海，这三个地方很重要。
我派了一个姓赵的（赵冰谷）的人去找丁默邨。我告诉他说：现在战争快要结束了……你们只要为我方做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你们做得到的话，你们虽然是汉奸，可是我可以保证你们不死。
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件是，南京、上海、杭州这三个地方，你们要守住岗位，不能让江北的新四军先占去；第二件是，京沪、沪杭两条铁路上所有的伪军部队要能控制得住，因为这很重要，我们的军队可立刻由铁路运输到上述三个据点而无阻碍；第三件是，战争一结束，你们要以最快方法联络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让中央军立刻开进以上三个地区。
这三件事，你们必须做到，这与你们几个人是生命攸关的。”

为了活命，丁默邨等人按照陈立夫的话做了。于是，陈立夫便将这些人保了下来。对此，蒋介石也在暗里表示认可。

然而，丁默邨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在南京关押期间，丁默邨不顾陈立夫的一再告诫，以犯病为由，提出保外就医。

看病期间，丁默邨因不甘寂寞，到南京的玄武湖游玩。在丁默邨游玩的时候，恰好被《中央报社》的记着碰上，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条消息：“汉奸丁默邨逍遥玄武湖。”

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后，蒋介石非常生气，立即将陈立夫找来，大骂道：“你说他生病，生病怎能游玄武湖。舆论骂我们包庇汉奸，像丁默邨这样的汉奸怎能包庇？应予枪毙！”

1947年7月5日，丁默邨被执行了枪决。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惨败，退守到台湾。那时候，陈诚在台湾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势力。

因此，为了经营台湾，蒋介石让陈诚担任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行政管理机构”院长，并决定把与陈诚不和的陈立夫撵出台湾。

那时候，看到蒋介石明里暗里透着对自己的不满，陈立夫对蒋介石说：“总裁，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该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果夫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我觉得果夫和我都不宜参加此次党的改造。”

不久后，陈立夫便接到了蒋介石的命令，限他在24小时内离开台湾。

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带着全家仓促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

在美国，陈立夫为了生活，办了一个养鸡场。对于这件事情，陈立夫的儿媳说：“我们后来问过公公，为什么选择养鸡。因为这跟他的专业实在差得太远。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后来，养鸡场的效益不好，陈立夫只好关闭了养鸡场。

养鸡场关闭后，陈立夫的闲暇时间多了起来。这时，一位热心的中国人办的基金会想整理普林斯顿大学盖斯特图书馆馆藏的数千本中医药书籍，便邀请陈立夫帮忙。

听了那位中国人的话，想到犹太人盖斯特收集的这些中医药书很有价值，陈立夫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便答应了下来。

原来，这些中医药书籍，是一位叫做盖斯特的富有商人收藏的。在年轻时期，盖斯特因为患了眼疾，遍访世界名医都没能只好，最后在河北定州被中医只好了。因此，盖斯特觉得中医非常神奇，便开始收集各种中医药书籍，并且每年都会专门拨出资金，用来购买中医药书籍。

久而久之，盖斯特收集的中医药书越来越多。后来，在爱因斯坦的建议下，盖斯特将这些书放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1965年3月5日，陈诚在台北离世。蒋介石这才想到了在美国定居的陈立夫，通知他尽快返回台湾。

1969年，陈立夫带着全家，回到台湾定居。随后，陈立夫担任了“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

1992年，大陆记者团首次访问台湾。

在接见首批访台的大陆记者时，陈立夫说：“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

然而，在李登辉的阻挠下，陈立夫访问大陆的心愿，最终未能达成。

1994年6月，陈立夫的回忆录《成败之鉴》由台湾正中书局出版。

8月，在邓小平的90岁生日时，陈立夫把自己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托人送给了邓小平。

1999年，在澳门回归时，99岁的陈立夫，特意书写了“雪耻荣归”四个字送给澳门，表达了对澳门回归祖国的激动之情。

2001年2月8日，陈立夫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病逝，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