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所有选择都被剥夺，还有追寻无限自由的可能

由伊安·瑞克利斯执导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改编电影已在后期制作中，图为现场照片

“这个国家把一切动作姿态，包括最私人的表情，全都泛政治化。我头巾或父亲领带的颜色，是西方腐败与帝国主义思想的象征。不蓄胡须、与异性握手、在公众集会中拍手或吹口哨，同样被视为西化的作风，因此也是堕落的，是帝国主义者企图颠覆本土文化的阴谋之一。”与此同时，西方的电影与文学遭到审查，以倡导同性恋、色情的罪名被禁止。

伊朗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德黑兰的读书会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1995年，她辞去教职，挑选了最用功的7名女学生来家里讨论文学，读那些被禁的西方经典篇目。

如果说禁止反映的是当权者的恐惧，那么继续阅读就是对抗的武器。在这个读书会里，女学生们读纳博科夫，读亨利·詹姆斯，读菲茨杰拉德，读简·奥斯汀，阅读成了遭到极权国家与父权宰制的伊朗女性寻找真相、揭露虚伪的利刃，也是她们逃避妖魔世界、寻找无限自由的庇护所。

纳菲西认为，要选一部最能反映伊朗生活的小说，无疑应是纳博科夫的《斩首之邀》或《洛丽塔》。今天的推送，与大家分享《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读《斩首之邀》的章节。

在《斩首之邀》1957年的英文版序中，纳博科夫提醒读者，他的小说不试图“取悦所有的读者”，“而是虚无中的小提琴”，不过“我知道……有一些读者会起来跳脚，猛抓头发”。的确如此。原版于1935年以连载的方式面世。将近六十年之后，在一个纳博科夫浑然不知、应该也无从知悉的世界，在一个窗外有雪顶远山的孤寂起居室里，我将一再见证最意想不到的一群读者，猛抓头发，疯狂想破头的场面。

作者: [美]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译者: 陈安全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斩首之邀》一开头就说，故事中脆弱的男主角辛辛那图因“灵知上的堕落”被判处死刑： 在一个所有公民的行为举止必须透明化的地方，他是晦暗不明的。这世界最大的特征是反复专横，死刑犯辛辛那图唯一的特权是得知他的死期，但行刑者连这一点也对他隐瞒，而让他把每天都当成了死期。随着故事发展，读者逐渐不安地发现，这个古怪的地方造作虚假的本质。窗外的月亮是假的，连传统上必成为囚犯忠实伙伴的角落蜘蛛也是假的。典狱长、狱卒和辩护律师是同一人，只是不断变换角色。最重要的人物——刽子手，先以另一个名字和身份与犯人结识：同监狱的犯人皮耶先生。刽子手和死刑犯必须学习去爱对方，并在行刑时互助合作，以一场俗丽的庆功宴收场。在这舞台般的世界，写作是辛辛那图通向另一个宇宙的唯一窗口。

这部小说的世界由空洞的表面仪式构成，一切举动皆毫无内在意义可言，即使死亡也成为供善良百姓购票观赏的表演。唯有透过这些空洞的仪式，才可能发生如此残忍的行为。在纳博科夫的另一部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The Real Life of Sebastian Knight）中，塞巴斯蒂安的弟弟在已故兄长的藏书室，发现了两张看起来极不协调的照片：一张是和狗嬉戏的漂亮卷发小孩，另一张是即将被斩首的中国人。这两张照片提醒了我们迂腐和残酷之间的密切关系，纳博科夫对此提出一个特殊的俄文词汇“poshlust”，即媚俗艺术。

纳博科夫解释，“poshlust”【由英文“posh”及“lust”两字所衍生的复合字，前者为“时髦”或“华丽”，后者则是“渴望”“肉欲”“贪求”。——编者注】“不仅是显而易见的无价值，也是假重要、假美丽、假聪明、假迷人”。的确，我们从日常生活发现的例子不胜枚举，从政客的口蜜腹剑到某些作家的信誓旦旦，俯拾可得，甚至鸡也不例外。鸡？就是街头摊贩卖的那些，只要住在德黑兰的人便不可能没见过。摊贩将它们染成桃红、鲜红或宝蓝，好让它们更吸引人。或是塑料花，那些桃红和艳蓝的人造剑兰一车车运来大学，不论丧葬或喜庆一律派上用场。

纳博科夫于《斩首之邀》为我们营造的并非肉体的痛苦与极权的折磨，而是活在永恒的恐惧气氛中一场场无止境的梦魇。辛辛那图脆弱、被动，是个浑然不知自己是英雄的英雄：他反抗自己的本能，写作则是他逃避现实的途径。他因为不肯和其他人一样随波逐流而成为英雄。

和其他反乌托邦小说不同的是，邪恶势力在此并非全能；纳博科夫也让我们看出他们的弱点。他们荒谬，也并非打不倒，但这并未减弱虚耗所造成的悲剧。《斩首之邀》以受害者的观点出发，他最终看透了迫害者的荒谬虚伪，但为了求生存却不得不退回自我的世界。

我们这些生活在伊朗的人，亲身体验了加诸我们身上的残酷所造成的悲剧与荒谬。为了求生存，我们不得不对自己的悲惨境遇自我解嘲。我们也直觉认出别人身上甚至自己身上的“poshlust”。这正是艺术与文学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原因：艺术文学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纳博科夫所描写的，是极权社会下的生命本质；在一个充斥着空洞诺言的虚幻世界里，人是彻底孤独的，令人再也分不清谁是救星，谁是刽子手。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他的妻子维拉，1934 年

尽管纳博科夫的小说艰涩难懂，我们仍对他抱持一份特殊的感情，这不单是因为我们与他的主题产生了共鸣。他的小说围绕着陷阱发展，这些陷阱经常冷不防抽走读者脚下的地毯。小说中充满了对所谓日常现实的怀疑，让人时刻感受到日常现实的反复无常与脆弱渺茫。

我们出自本能地理解认同他的小说与人生。其中透露出，当所有选择都被剥夺时，还有追寻无限自由的可能。也许这就是驱策我成立这一班的背后动力。我与外界主要的接触来自大学，如今我既已断绝那条联系，在濒临虚无的边际，若非创造出“小提琴”【小提琴（Violin）与虚无（Void）字形相近。——编者注】，便是遭虚无吞噬。

那两张照片应该并排陈列，套一句纳博科夫对自己流亡生涯的评语，两张照片皆体现了我们存活于伊朗“脆弱的非现实”。两者相互抵触，然而，少了一张，另一张也就不完整。在第一张照片里，我们穿戴着黑袍黑头巾，我们的身份是按别人的梦塑造出来的；在第二张，我们呈现出自己想象中的模样。两张都不是真实的自我。

第二张照片属于起居室里的世界。可是外头，在令人误以为只有远山和屋外大树的窗景底下，便是另一个世界，邪恶的巫婆和怨灵正虎视眈眈，伺机将我们变成第一张照片里罩头盖脸的弱女子。

我反复思量，有一则秘闻轶事，应该最能诠释这种自我否定和自相矛盾的炼狱，这则秘闻和类似的轶事一样，用虚构的情节成为它自己的暗喻。

到1994年为止，伊朗的电影审查官是个瞎子，或说几乎是瞎子。担任电影审查官之前，他是戏剧审查官。有位编剧朋友曾描述给我听，说他坐在剧场里，脸上戴的厚镜片似乎挡住的东西比显现的还多。坐一旁的助理将舞台上的演出解说给他听，他则口述哪几段需要砍掉。

1994年以后，这位审查官成为新电视台的主管，他在电视台的做法更上一层楼，要求编剧将剧本制作成录音带给他，编剧们不得以任何方式美化或夸大其剧本，他再根据录音带评判脚本。但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接替他的人并没有瞎，至少生理上没有，却依然承袭他的做法。

盲目的审查官透过无色彩的镜片，塑造出我们在神学士统治下的世界。蒙上这层古怪色彩的不只是我们的现实，还包括我们的想象，这世界的电影审查官重新排列组合现实的功力，足堪与骚人墨客匹敌，因此我们既是想象中的自己，也是别人编造的假象。

电影《出租车》剧照，该电影于2015年荣获金熊奖，但因伊朗当局限制导演贾法·帕纳西出境，他未能到场领奖。上图中乘客扮演者为伊朗人权律师Nasrin Sotoudeh。

关于Nasrin Sotoudeh的纪录片

我们所处的文化否认文学作品的价值，认为文学作品唯有能为另一种看似更急迫的议题（也就是意识形态）服务时，才算重要。这个国家把一切动作姿态，包括最私人的表情，全都泛政治化。我头巾或父亲领带的颜色，是西方腐败与帝国主义思想的象征。不蓄胡须、与异性握手、在公众集会中拍手或吹口哨，同样被视为西化的作风，因此也是堕落的，是帝国主义者企图颠覆本土文化的阴谋之一。

前几年有些伊朗国会议员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审查国家电视台的播出内容。该委员会发表了一篇繁冗的报告，谴责《比利·巴德》（Billy Budd）【根据美国19世纪小说家、《白鲸》作者梅尔维尔的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描写一个受虐船员在冲动之下将施暴的纪律官杀死，最后受绞刑结束其悲惨的一生。——编者注】的播出，据委员会的说辞，是因为该故事倡导男同性恋。讽刺的是，伊朗电视台的节目制作人选这部片子的主要原因是剧中没有女性角色。卡通版的《八十天环游世界》（A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也遭谴责，因为剧中的要角狮子来自英国，而且影片结束于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伦敦。

三辉图书出版的阿扎尔·纳菲西的三部作品

我们这一班就在如此环境下形成，企图每周偷几小时避开盲眼审查官的监视。在那间起居室里，我们重新发现我们仍活着，是活生生的人；不论局势多么恶劣，不论我们遭到多大的胁迫与惊吓，我们和洛丽塔一样，仍设法逃脱，以争取属于自己的有限自由空间。和洛丽塔一样，我们把握每个机会去夸耀自己的不服从，例如从头巾底下露出些许发丝，投机取巧，在我们单调划一的打扮中掺入少许色彩，留长指甲，谈恋爱，听禁歌。

荒谬的虚构本质宰制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设法活在开阔的空间，活在已成为我们保护壳的起居室和屋外审查官的妖魔世界之间所形成的漏洞。这两个世界何者较真实，我们又究竟属于何者？我们再也不知道答案。或许要找出真相，只有努力发挥想象力，清晰道出这两个世界的模样，并在这过程中，赋予我们的梦想和身份一个具体的形式。

本文作者 阿扎尔•纳菲西（Azar Nafisi），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客座教授、对外政策研究院的对话研究项目负责人。曾在伊朗的德黑兰大学、自由伊斯兰大学以及阿拉美塔巴塔拜大学教授西方文学。1981年因拒戴头巾，被逐出德黑兰大学。1997年，从伊朗到美国。

纳菲西因《在德黑兰读 <洛丽塔> 》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她获得的奖项包括克里斯托弗•戈勃朗基金会国际思想与人文奖、伊丽莎白•安•斯通勇敢女性奖、美国移民法律基金会移民杰出成就奖、俄克拉荷马大学杰出校友奖等。蒙特霍里约克学院、斯腾山大学、戈切尔学院、巴德学院以及拿撒勒学院等多个高校均向她授予了荣誉博士学位。纳菲西的文章广受欢迎，多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新共和》等著名媒体。著作另有：《我所缄默的事：一个叛逆女儿的回忆》《反地域：纳博科夫小说的批评性研究》《比比和绿色的声音》《想象共和国》等。

作者: [美] 阿扎尔·纳菲西 译者: 朱孟勋

出版: 三辉图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2011年

作者: [美] 阿扎尔·纳菲西 译者: 朱孟勋

出版: 三辉图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

一位叛逆的女教师，一群叛逆的女学生，一门特别的文学讨论课，一种不能放弃的自由坚持，最富争议的伊朗裔美国女作家关于中东及祖国现象之批判

这本书记录了纳菲西如何自己抵抗、同时也帮助他人抵抗伊斯兰对女性发动的战争，我深受感动。她的回忆录包含重要和深邃的反思：神权政体造成的创伤、对自由的沉思和痛苦追求——以及在接触良师与名著时带来的乐趣及自我意识，这一点尤为震撼人心。

——苏珊·桑塔格

有如漂浮于伊朗茫茫大海中的一艘文学救生艇。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振聋发聩，感人肺腑……对文学潜移默化作用的有力阐释：关于艺术可以为那些生活在暴政下的人们提供的逃离意识形态的避难所，关于艺术在个体声音中的积极和颠覆性的信念。

——角谷美智子《纽约时报》

编辑｜艾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