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限道德到普遍道德——基于社会参与的视角

温莹莹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社会与民族学院

数字中国研究院

副教授

张晓玲

香港大学

建筑学院房地产及建设系

气候与碳中和研究院

教授

从有限道德到普遍道德

——基于社会参与的视角

来源 | 《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2期

作者 | 温莹莹、张晓玲

责任编辑 | 向静林

已有研究认为，随着现代性的推进，社会道德主要呈现从有限道德向普遍道德发展的趋势。然而，也有相关理论指出普遍道德的发展并非必然事实，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理性化等特质还可能带来流动性道德和去道德化等道德转型的不同面向。因此，研究如何促进现代社会的普遍道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鲍曼及普拉图等的道德理论和对新近全国性调查数据的分析来呈现中国社会普遍道德的现实特征，并论证社会参与对普遍道德发展的积极影响以及数字媒介使用在其中的显著中介效应。文章最后基于鲍曼和福柯的道德理论延伸讨论了社会参与对建构个体的道德主体的启发意义。

一、引言

社会秩序是社会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现代社会个体化背景下（吉登斯，2000；鲍曼，2002a），“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发问方式逐渐变为“如何在高度个体化时代实现社会团结”，即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如何建构“道德个人”（曹锦清、张贯磊，2017）。进一步的问题是，现代社会将发展出何种形式的道德？如何促进现代社会的道德发展？

美国文化经济学家普拉图（Jean-Philippe Platteau）较早对经验层面的普遍道德（generalized morality）概念及其理论进行阐述和发展（Platteau，1994）。此后，文化经济学开展了一系列有关普遍道德的实证研究。其中，格雷夫（Avner Greif）等的最新研究运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等数据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和欧洲各国分别主要发展出了有限道德（limited morality）和普遍道德两种不同的道德类型（Greif & Tabellini，2017）。

无独有偶，阎云翔基于案例村庄私人生活的变革及其社会道德世界的变化，揭示出中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中“没有个体的个体化”特点及其发展出的“无公德的个人”（阎云翔，2006），该研究认为中国现代社会似乎无法发展出以超越个体及其特定社会关系的普遍道德为主的道德形态。然而，“无公德的个人”的说法并不能涵盖中国社会个体身上体现出的复杂的道德面貌（李荣荣，2014）。

本文首先对已有理论进行梳理，试图厘清和拓展有关普遍道德的讨论，再基于普遍道德理论对全国性调查数据（CSS2019）进行分析。一方面，本文运用最新量化数据呈现中国现代社会普遍道德的现实特征，回应格雷夫等的研究的相关观点；另一方面，本文也尝试在数字媒介使用等最新社会互动方式背景下论证社会参与对现代社会普遍道德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理论框架：社会参与和普遍道德的发展

（一）现代社会普遍道德的发展

1. 从有限道德到普遍道德

近年来，关于普遍道德的讨论从涂尔干的道德社会学开始。涂尔干的理想型道德即由社会生活所创造出的普遍道德，强调道德对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涂尔干，2000a，2000b）。与涂尔干对普遍道德的“过度”强调有所不同，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强调是社会关系而非普遍道德保证了经济生活中的诚实、信任等道德实施（Granovetter，1985）。经济学家普拉图则对格兰诺维特过度强调有限社会关系的“嵌入性”理论进行反思，他深入探讨了市场中的社会力量，并重返涂尔干的道德视角，强调普遍道德对保障市场经济活动秩序的重要性。他在文中指出，不可否认，基于个人长续紧密关系的“嵌入性”理论可以通过信誉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现代市场中的经济秩序问题，但它不能充分解释超越个人紧密社会关系之外的更大范围的市场经济秩序现象。他进一步提出，适用于超越个人特定社会关系（脱嵌）的普遍道德正是现代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之一（Platteau，1994）。普拉图进一步发展了普遍道德理论。在他看来，有限道德是指社会成员的道德规范在特定、狭窄的社会关系网络（如家庭、宗族等社会关系）内外实施的情况不同，即相比之下，诚信、利他等行为规范主要在狭窄的社会关系范围内践行和实施。而普遍道德是指社会成员所持有的、适用于广泛社会群体、普遍存在的诚信与利他的道德规范，即诚信、利他等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任何社会情境之中，不仅限于亲朋好友等狭小的社会关系圈里（Platteau，2000）。

普拉图的普遍道德是一个经验层面的概念。但普遍道德理论本身经历了从先验、规范层面向经验、实践层面发展的过程。早期具有代表性的与普遍道德相关的理论是康德提出的道德法则的普遍性。在康德的实践理性中，道德法则的普遍性指对每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普遍有效性，道德法则之所以被设想为客观必然的，只是因为它应对每一个具有理性和意志的人都有效（康德，2011：35）。康德致力于搭建“道德形而上学”（康德，2013：3）。在康德这里，道德法则的普遍性由纯粹实践理性所确保（蒋小杰，2020），他将具体个体进行理性化、超验化处理。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继承了康德的道德普遍主义，并运用交往行动理论从经验角度进行证明。哈贝马斯认为，在经验语境中论证道德普遍性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然选择。道德普遍主义是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所竭力阐发的基本观念。哈贝马斯认为，康德道德理论最为致命的弱点在于忽视了道德乃发生于社会世界中的经验事件这一基本特性，因而无视道德情境的道德普遍主义实际上只关注道德理论论证层面，而忽视了其实际应用向度（Habermas，1993）。为了捍卫普遍主义的道德倾向，哈贝马斯在研究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道德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商谈伦理学（discourse ethics）。科尔伯格的个体意识道德发展理论认为，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道德发展相继经历了前习俗、习俗和后习俗三个层次，并在后习俗层次形成了基于原则的、普遍主义的道德意识（科尔伯格，2004）。哈贝马斯在此基础上建构了道德哲学，他虽然并未将习俗类型的道德界定为有限道德，但明确将与之对应的超越宗族范围的后习俗类型界定为普遍道德，并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普遍主义的道德原则不仅已经进入实在法系统之中，而且也扎根于人们的道德意识之中（哈贝马斯，2011）。哈贝马斯着力于连接形式逻辑与经验事实之间的断裂，但不是简单的经验归纳，而是一种经验确证（陈太明，2013）。普拉图则在对普遍道德概念的经验化转向上走得更远，他发展的普遍道德概念具体对应社会中的不同指标。这也是后续相关实证研究（包括本文）的一个重要前提。

以上理论表明，随着社会变迁，从有限道德向普遍道德的转型是道德发展的应然方向，即从传统社会中以有限道德为主转变为现代社会中以普遍道德为主。

2.从固定到流动

已有理论确立了普遍道德的规范性话语，但在经验和实践层面，普遍道德的发展并非必然的事实。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理论启发我们，随着现代性进程的推进，普遍道德的发展具有复杂性。比如在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中，有限道德和普遍道德的边界可能呈现流动状态。

关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特质，鲍曼做了系统的论述。按照鲍曼的观点，从现代性的萌芽时期起，它就一直是“流动的”，尤其到了晚期，社会已完全从之前的固态的现代时期进入流动的、轻灵的现代时期。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任何否认甚至贬低这种深刻变化的做法都是草率的（鲍曼，2017a）。虽然流动性不会取消个体化进程，但在流动的现代时期，个体化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动。这流动的特质和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从社会共处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鲍曼，2017a）。

鲍曼认为在后现代世界中所有的区别都变得流动易变，所有的界限也都被消除（鲍曼，2017a）。在鲍曼的讨论中，流动的现代性不同于稳固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机构”“规范和价值”以及“正当性”三个方面。就与道德相关的规范和价值而言，个体行为的规范和价值越来越成为流动的、变动不居的、多样的和模糊的。行动再无确定的道德标准，道德行为的界限已然模糊，在道德的善与恶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精神规范、价值和身份并非固定在某个经久不变与毋庸置疑的基础之上，后现代道德没有圣典，没有固定的标准，也没有长期的目标（布克辛斯基，2017）。

由此，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我们难以对有限道德与普遍道德做出非黑即白、界限分明的区分。它们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有限道德与普遍道德之间相互流动，道德形态变动不居，呈现为一种流动的状态。有限道德与普遍道德的边界将发生变化，需要重新建构与阐释。

3.从普遍道德到去道德化

鲍曼进一步提醒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些特质还可能带来去道德化的后果。

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及其道德危机是鲍曼讨论后现代社会的道德与伦理的起点。在现代社会中，个体化、消费社会、陌生人化和极端理性化科层制的发展还可能导致去道德化的后果。首先，个体化使得个体对所有权威的怀疑取消了善与恶的区分，可能带来去道德化的后果。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个体从原有的传统组织、共同体中脱离解放出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同时也意味着被抛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和不确定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个体难以完全信任和依赖任何权威，常常对宣布为绝对可靠的东西都表示怀疑（鲍曼，2002b）。其次，消费社会的到来将个体变为只拥有消费欲望以及消费行为的个人。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转变为个人的内心欲望，消费是目的本身，个体成为一个忽略道德和责任的纯粹消费者（鲍曼，2017a）。再次，现代社会的陌生人化可能带来道德危机。在鲍曼这里，陌生人化与现代社会的个体化、流动性等紧密相关，也是他关注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现代社会中，与陌生人相遇是不可避免的，而对待陌生人（他者）的两种典型策略是禁绝（anthropoemic）策略和吞噬（anthropophagic）策略（鲍曼，2017a：176）。这两种策略都表明，人们根本不承认陌生人拥有值得自身关注的道德地位，也不承认对陌生人有任何的道德责任。“当陌生人遇到陌生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警告变成现代社会中成年人的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戒律，充满着道德冷漠、“道德沉睡”与疏离（鲍曼，2017a：166-189）。鲍曼也借用齐美尔对都市货币与陌生人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探索了“道德冷漠症”的发生机制（鲍曼，2002b）。最后，高度理性化的科层制官僚体系的发展带来去道德化的风险。鲍曼认为，以科层制官僚体系为代表的现代社会高度理性化的发展消解了个体的道德责任，将其变为去道德化的个体。他在反思现代性与大屠杀时批判科层制官僚体系使道德保持缄默，即社会中具有道德责任的个体进入科层制官僚体系后，在科层制高度理性化的管理下，个体以技术责任取代道德责任，对上级的无条件服从取代了对自身行为结果的道德思考（鲍曼，2011）。

通过理论梳理，我们发现在经验和实践层面普遍道德的发展并非现代性进程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普遍道德的发展还可能出现流动的形态甚至去道德化的可能。

（二）社会参与和普遍道德的发展

道德是否可以在一种经验语境中被证明其普遍有效性？基于以上理论尤其是普拉图的普遍道德理论，本文尝试通过实证研究回答这一问题。

1.普遍道德相关的实证研究

普拉图关于普遍道德的系统阐述吸引了不少经济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展了大量关于普遍道德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普遍道德与经济行为、政治绩效以及经济发展、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等问题（Platteau，1994，2000；Tabellini，2008a，2008b，2010；James，2015；Alesina & Giuliano，2015；Guiso et al. ，2016；Greif & Tabellini，2017）。

在讨论文化价值规范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与政治绩效时，塔贝利尼（Guido Tabellini）开宗明义地提出，普遍道德可以引导互惠合作，践行普遍道德的个体将更易于在集体行动中进行合作，克服搭便车行为。这不仅对个体的经济行为（如缴税等）至关重要，而且对个体的投票、政治参与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的参与同样具有意义（Tabellini，2008a）。普遍道德存量高的社会不仅经济增长更快、更为高效，而且社会制度运行更为有效，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也都更好（Tabellini，2008b；Alesina & Giuliano，2015）。在普遍道德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方面，已有研究发现，对于经济体制较弱的国家/地区而言，通过增强普遍道德可以促进经济增长（James，2015）。除了关注普遍道德对经济行为、长期增长的积极影响，相关研究也讨论了普遍道德与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以及普遍道德带来的积极政治后果，如民主制度的政府绩效与良好治理等（Platteau，2000）。新近的研究探讨了普遍道德对公共物品供给的促进作用（Greif & Tabellini，2017；Wen et al. ，2022）。

2.社会参与的视角

已有关于普遍道德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普遍道德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鲜有研究讨论哪些因素影响普遍道德的发展。

普拉图基于对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的反思，提出了脱嵌的普遍道德发展的理论。而鲍曼认为，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如何使脱嵌的个体“重新嵌入”的问题，现代性的脱域是为了重新嵌入，脱域是社会认可的结果，而重新嵌入却是摆在个体面前的任务（鲍曼，2017a）。在流动的现代性中，个体的重新嵌入面临巨大挑战，在被“脱域”了的个体所走的路的尽头见不到“重新嵌入”的希望（鲍曼，2017a）。当然，这里的“重新嵌入”并非格兰诺维特所言的嵌入有限的、紧密的社会关系之中，而是在流动的、高度个体化与原子化的现代社会中对个体适度回归社会的期待。鲍曼的“重新嵌入”可以理解为“在嵌入与脱嵌之间”的社会参与。

本文关注的社会参与来源于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在帕特南的研究中，公众的社会参与行为不仅在客观层面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运行绩效，而且也提升了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帕特南，2001）。帕特南认为社会参与的作用尤其表现在社团的功能上，他讨论了社团中社会参与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从内部效应上看，社团培养了其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培养了公共精神；从外部效应上看，大量社团组成的密集网络增进了人们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集结（帕特南，2001）。社会参与的内、外部效应都将给社会带来积极影响。

从道德社会学的角度看，涂尔干对社会团结的想象本质上是探讨高度个体化的现代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发展出道德（曹锦清、张贯磊，2017）。涂尔干一直强调社会参与对道德发展的重要性，强调个体在宗教团体、职业团体等不同社会团体中参与的重要性（涂尔干，2000b：243）。哈贝马斯的道德建构也是基于主体间性的维度并论证了普遍性的道德原则，他认为规范是存在于主体之间的，并为人们所接受和践行，其普遍意义得到交互主体性的认同，普遍的道德要求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哈贝马斯，2011)。鲍曼认为，应该到社交（social）的范围内而不是到社会的（societal）范围内去寻求促使道德出现的因素。道德出现、存在于另一种“与他人相处”的模式即主体间的模式之中，道德的最朴素的形式就是主体间关系的基本结构（鲍曼，2011）。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也从理论上讨论和阐释了社会参与对道德发展的影响（陈涛，2015；李荣荣，2017；迟帅，2021；王小章，2023）。

从理论上看，社会参与对道德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参与是否同样有助于普遍道德的发展？能否通过实证研究论证社会参与对普遍道德发展的积极影响？总体而言，已有的实证研究并未对现代社会的普遍道德何以发展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同时，当前中国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平如何，社会参与何以促进普遍道德的发展等问题有待我们论证与解答。

根据以上相关理论和已有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研究假设：社会参与对社会普遍道德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不同形式的社会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社会普遍道德的发展。

3.数字媒介使用下的社会参与和普遍道德发展

涂尔干认为，随着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道德也将相应发生变化，新的社会状态和社会条件需要并呼唤新的道德（涂尔干，2000a）。在鲍曼讨论的流动的现代性之后，我们也不能回避当前信息社会对道德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信息社会的突出特质之一就是数字媒介的广泛使用。那么，数字媒介使用是否会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发展和社会参与等具有影响？

从理论层面来看，首先，数字媒介的使用加深了个体的流动性体验。时空脱域使得个体的流动性体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数字媒介的广泛使用通过时空脱域机制（吉登斯，2000）使得私人空间公共化与公共空间私人化，导致个人的空间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在流动的现代性中，空间维度并不重要，时间维度更值得关注（鲍曼，2017a）。正如鲍曼所言，“我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居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中，其中一个是‘线上’（online）世界，另一个是‘线下’（offline）世界。我们能够轻易地从其中一个世界切换到另一个世界，而且切换是如此的平顺，以至于大多数的切换都不会引起注意，因为这种切换并不存在清晰的边界”（鲍曼，2017b：107）。其次，数字媒介的使用通过时空脱域机制加剧着我们的陌生人化和去道德化体验。鲍曼认为，线上和线下两个世界存在诸多差异，众多个体作为网际漫游人（internaut），他们的世界里只有“病毒性”的他者（陌生人）存在，所以似乎把理性和道德都置于休眠状态，在道德上已经“致盲”和“变聋”。显然，网络（数字媒介使用）并非道德上既盲又聋的网际漫游人数日益增多的原因，但它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鲍曼，2017b：107-122）。

从经验层面来看，在信息化和数字化背景下，数字媒介的广泛使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与人的关系，影响人们的社会参与方式。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社会参与可以实现时空脱域，从传统的“线下社会参与”为主转变为部分以数字媒介使用为基础的“线上社会参与”方式。卡斯特（Manuel Castells）较早关注数字媒介使用对社会参与领域的影响，尤其关注人们如何利用数字社会网络推动建构当代社会参与的多元路径（Castells，2012）。这些新兴网络形式通过构建新型公共空间，如在数字空间和城市空间构建网络化的公共空间，对既有社会构成了重大挑战（勒普顿，2022：149）。已有研究发现，信息获取的途径多、数字媒介使用的频率高以及获取信息能力强能显著促进人们的公共参与行为；人们的社会参与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出现所谓的数字公共参与；数字媒介对社会公共参与的影响如此之大，其影响机制尤其值得研究（勒普顿，2022）。由此，数字媒介的使用对普遍道德和社会参与都存在一定影响，其具体的影响路径是本文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综上，在现实社会中，普遍道德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已有研究忽视了中国现代社会普遍道德的发展情况（Greif & Tabellini, 2017）。道德是社会与现实建构的产物（涂尔干，2000b），与特定时代、社会紧密相连，社会学对道德的研究应该从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社会运行方式、社会互动方式及其变化中寻求答案（王小章，2023）。在新的社会结构和条件下，从经验层面探索如何促进普遍道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不同于已有研究，本文引入社会参与的视角，主要关注社会参与对普遍道德发展的积极意义，并探讨数字媒介使用在其中可能的影响机制。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2所示。

关于此研究框架，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和说明。

第一，研究框架在中国语境中的适用性。这个问题需要从道德与伦理的区分说起。在当代语境中，道德与伦理似无根本区别，但实际上中西哲学都对道德与伦理做了明确区分。如黑格尔认为，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是人的主体性的标识；而伦理是在我们对我们作为其一部分的一个现行社会所应担负起来的道德职责。道德的主体是个体之“我”，伦理的主体则是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我们”（黑格尔，2016）。哈贝马斯对两者的区分与黑格尔不同，但认同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则，伦理则是现实性的法则（哈贝马斯，2018）。同样，儒家思想也对道德和伦理做了明确区分，所谓“吾圣人之道，由仁义礼智以为道德，忠孝爱敬以尽人伦”（黄宗曦，1986：524），即道德集中在人的“性分”，而伦理聚焦于人的“位分”与“职分”（陈赟，2019）。但同时，中西方哲学也都强调了道德与伦理的不可分，强调道德必须在伦理生活中才能展开，伦理是道德的现实化与客观化。儒家尤其主张道德与伦理的统一，强调“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即道德通过伦理生活才能完“成”（陈赟，2019）。因此，虽然本文是关于道德的研究，与伦理研究不同，但在中国的语境中，道德实践与我们的行动伦理紧密相关。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是我们日常生活和交往的道德基础（梁漱溟，2005）。费孝通也强调中国社会最讲究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人伦。中国社会在差序格局的伦理结构基础上将家庭中的道德义务和生命价值向外扩散，这些道德和价值不仅限于家庭，而是影响整个社会（梁漱溟，2005；费孝通，2013；周飞舟，2018）。不过，在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中国的道德秩序也呈现新特征，市场经济转型与现代化进程的多重力量相互碰撞，中国社会的道德准则及其实践等发生了变化与转型（黄晓星、郑姝莉，2015）。普拉图理论中界限分明的有限道德、普遍道德的分析框架虽然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失为探索当前道德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第二，有限道德和普遍道德是一种新的道德分类。已有关于道德类型的研究主要将道德分为私德与公德。在梁启超的讨论中，私德是一个人得于内心、独善其身的修身道德，与一个人的慎独、反省的生活相关；而与他人交往的规则和相互有效性的要求当归于公德的范畴，公德是利群之德，有益于社会、国家的道德（李永华，2023）。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区分了社会公德与政治公德（陈来，2020）。有限道德与普遍道德的分类与此前不同，是根据个体社会关系的紧密程度对道德进行新的分类，可为我们理解和研究道德提供新的视角，具有一定价值。这一分类并非指向中西之别，而主要关注古今之变，旨在回应现代性的问题。

第三，分析框架中的有限道德与普遍道德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并非指传统社会中只有有限道德而现代社会中只有普遍道德，而是指在传统社会中流动性不足、时空限制等原因造成个体实践普遍道德的机会相对有限，主要发展出有限道德；而现代社会在个体化、流动性增强、时空脱域机制等条件的作用下极大地拓展了个体践行普遍道德的机会，由此可能促进有限道德向普遍道德转型。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9年7—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第七期“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简称CSS）。该调查是双年度的纵贯调查，采用多阶段混合概率抽样方式（PPS），结合CAPI系统完成入户访问，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9个市（县、区）的596个村（居），共访问11000余个城乡家庭，回收有效问卷10283份。问卷调查包含家庭、就业、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和社会评价等模块。本文着重关注社会参与、社会评价等内容。

（二）变量定义与描述统计

1.因变量：普遍道德

根据普拉图（Platteau,1994,2000）的普遍道德理论以及塔贝利尼（Tabellini,2008b）等对普遍道德的操作化测量，我们将普遍道德操作化为人们的普遍信任（社会信任）和利他行为（线上/线下志愿服务）。这一操作化的理论依据来源于文化经济学有关普遍道德的实证研究。塔贝利尼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s,WVS)的数据，主要选择了“普遍信任”与“普遍尊重他人权利”两项指标测量普遍道德（Tabellini,2008b）。这一关于普遍道德的操作化测量成为其他有关普遍道德实证研究的重要参考。然而，关于普遍道德的操作化测量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已有研究或者选择“诚信”进行操作化，如一些学者使用“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进行测量（Tabellini,2008b；James,2015；Greif & Tabellini,2017），或者选择“利他行为”的相关指标进行操作化测量（Guiso et al. ,2016）。

我们综合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将本文的因变量“普遍道德”操作化为人们的“普遍信任”和“利他行为”，分别对应CSS2019问卷中的“社会信任”和“线上/线下志愿服务”两项指标。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选取问卷中人们对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平的评价作为替换因变量。变量的统计描述参见表1。

2.自变量：社会参与

已有许多学者研究中国的社会参与，他们根据参与机制的不同对社会参与方式进行区分（杨敏，2005；高勇，2014），得出的主要参与方式都在社区参与、社团参与或更大范围的公共参与等范畴中。我们根据以往研究以及人们对数字媒介使用的情况，将本文的主要自变量“社会参与”操作化为“线下社会参与”和“线上社会参与”。我们对问卷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分别得到“公共参与”“社区参与”两个线下社会参与因子以及“亲缘社团参与”“业缘及趣缘社团参与”“宗教及地缘社团参与”三个线上社会参与因子。

3.中介变量：数字媒介使用

本文将信息获取的“数字媒介使用”作为人们的社会参与和普遍道德发展之间的重要中介变量进行考察和检验。本文的“数字媒介使用”变量通过因子分析得到“工具型”和“休闲型”两个数字媒介使用因子。

4.控制变量

除了以上因变量和自变量，还有被访对象的性别、年龄等控制变量。关于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1所示。

四、普遍道德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一）普遍道德发展

格雷夫等的最新研究（Greif & Tabellini, 2017）运用200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和他们于2005年在加拿大开展的关于中国移民和欧洲移民的调查（The 2005 Ethnic Diversity Survey）数据进行分析。该研究发现，基于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以及相关文化、制度的滞后性，欧洲与中国社会发展出不同的道德形态，欧洲主要发展出普遍道德，而中国主要发展出有限道德。但事实确实如此吗？

同样运用CGSS2005的数据，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从中国城乡居民的社会信任和社会利他行为水平两个指标论证了中国社会并非只有限于亲属、宗族范围内的有限道德，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呈现普遍道德的现实特征（Wen et al. ,2022）。首先来看城乡居民的社会信任情况。我们对中国城乡居民的各项社会信任指标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人们的各项信任指标两两之间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即人们的社会信任并非根据亲属、宗族的内和外而两极分化为有限信任和普遍信任，而是从亲属信任、近邻信任、远邻信任到同学信任、同事信任、相识信任等呈现差序信任格局。其次，有关社会利他行为水平的检验结果显示，在2004年有24.9%的中国城乡居民参与了亲属、宗族范围之外的公益活动，呈现了中国社会的利他行为水平。

本文进一步对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我们对社会信任等几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取值范围为0～1。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社会（普遍）信任、社会公平、社会宽容和社会（普遍）道德水平的标准均值分别为0.592、0.633、0.646和0.625，几项指标的取值均大于0.5，达到较高的水平。其次，我们从数据分析中看到，截至调查时的前三个月，人们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为25%，人均参与志愿服务的次数为2.23次，人均参与志愿服务的时长为7.76小时。其中，通过互联网开展线上志愿服务的比例为17.9%。

我们从表2中看到，我国的社会信任水平在2005年为1.81分（总分为5分），在2019年为6.33分（总分为10分）。因为这两年的数据分值不同，我们分别对两个数据进行了极差法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后，2005年和2019年的社会信任水平均值分别为0.363和0.592。关于社会利他行为水平，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参与公益活动的比例为2.8%（按“一个月参与一次”的比例计算）,而2019年中国城乡居民参与志愿服务的占比为25%（按“近三个月参与志愿服务”的比例计算）。受限于数据，两项指标的统计口径不太一致，但两个百分比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不同时间我国社会的利他行为水平。

根据2005年和2019年的数据分析，本文并非要全然否定格雷夫等的研究结论，而是意在强调不能只关注中国社会的有限道德而忽略中国现代社会普遍道德的发展，我国社会普遍道德的发展趋势及特点更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二）社会参与对普遍道德发展的影响

为了论证社会参与对普遍道德的发展是否具有显著影响，我们将控制变量、主要的自变量和因变量等纳入模型，建构了3个不同的回归模型。模型1以“社会信任”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2以“线下志愿服务”为因变量，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3以“线上志愿服务”为因变量，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是按照研究设计建构的模型，为本文的主要论证模型。

从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看，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户口等变量后，本文的自变量“社会参与”对因变量“普遍道德”均有显著影响，而且二者主要呈现正相关关系。以上回归模型论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即社会参与对社会普遍道德发展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不同形式的社会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社会普遍道德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看到部分的社会参与形式（如较为激进的公共参与和亲缘社团参与）对普遍道德的影响可能是消极和负面的。这提醒我们，现实社会是复杂多面的，并非所有的社会参与形式都对普遍道德发展产生积极作用，需要我们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甄别，尽可能地引导社会参与带来积极的外部社会效应，促进普遍道德的发展。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自变量“社会参与”与因变量“普遍道德”的两个指标“社会信任”“志愿活动”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问题，如双向因果关系等。除了以上的理论论证，本文接下来补充“替换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尝试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校正。

首先，本文选取一个新变量“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平”作为替换因变量，替换“普遍道德”的两个指标（社会信任与志愿活动），具体见表4的模型4。“社会普遍的道德水平”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平”，但又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即它包含“社会的普遍道德水平”。所以，我们将模型4作为稳健性检验模型。模型4结果显示，整体模型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自变量“线下社会参与因子”“线上社会参与因子”均对“社会道德水平”具有显著性影响。

其次，本文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补充验证社会参与对普遍道德的影响。已有研究认为，选取的工具变量一般应是外生性变量，如兄弟姐妹的数量、子女的性别、河流数目等，这些都曾在相关的文献里被作为工具变量使用过（陈云松、范晓光，2010）。本文参考已有研究，主要选取“被访者的家庭人口数”作为工具变量。已有研究认为，被访者的家庭人口数是随机的，家庭人口数越多，则社会关系越多（陈云松，2012）。由此，本文认为，被访者的家庭人口数越多，其社会关系越多，进行各种形式的社会参与的可能性也越大。但被访者的家庭人口数与其普遍道德水平（社会信任和利他行为）之间没有直接的强关联，因此，“被访者的家庭人口数”可以作为合适的工具变量。表4中的工具变量回归分析模型（模型5、模型6和模型7）结果显示，模型整体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0、0.001和0.000，说明不同形式的社会参与对普遍道德（社会信任、线下志愿服务、线上志愿服务）均有显著性影响。

（四）数字媒介使用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表3中，我们看到“数字媒介使用因子”对普遍道德发展也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工具型数字媒介使用因子”对三个模型的因变量均有显著性影响。因问卷中关于数字媒介使用频率的赋值是频率越高值越低，所以表3的负相关结果应理解为人们的数字媒介使用频率越高越能促进普遍道德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检验社会参与是否通过数字媒介使用对普遍道德发展产生影响，本文以“社区参与”为自变量，以“工具型数字媒介使用”“休闲型数字媒介使用”两个因子为中介变量，分别以“社会信任” “线下志愿服务”“线上志愿服务”“社会道德水平”为因变量，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媒介使用在社区参与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效应，数字媒介使用在社区参与对线上志愿服务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而数字媒介使用在社区参与对线下志愿服务和社会道德水平的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换句话说，社区参与对线下志愿服务和社会道德水平的影响并未通过数字媒介使用发挥作用，但在社区参与对社会信任和线上志愿服务的影响上，数字媒介使用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社区参与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中，数字媒介使用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数字媒介使用的中介效应检验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LLCI=0.0024，ULCI=0.0114），表明数字媒介使用的中介效应显著。社区参与和数字媒介使用对社会信任的总效应值为0.1536，数字媒介使用的间接效应值为0.006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3.97%。工具型和休闲型的数字媒介使用在其中都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中介效应模型见图3。同样，在社区参与对线上志愿服务的影响中，数字媒介使用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休闲型数字媒介使用的中介效应显著，其置信区间不包含0（LLCI=0.002，ULCI=0.0235），其间接效应值为0.0094。中介效应模型见图4。由此，我们论证了数字媒介使用在社会参与对普遍道德发展的影响中起到显著的中介效应。

五、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社会学界关于道德转型的最新理论研究认为，道德形式将随着现代化进程向普遍化和正式化转变（王小章，2023）。本文借鉴科尔伯格、哈贝马斯和普拉图等的理论讨论了现代社会从有限道德向普遍道德发展趋势的应然性，并基于鲍曼的道德理论指出在经验层面的道德转型还可能呈现流动性和去道德化等发展趋势。本文在理论层面分析了普遍道德现实发展的复杂性，在实证层面探索普遍道德发展的具体机制，论证了社会参与对普遍道德发展的积极影响。

同时，本文在信息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探讨了数字媒介使用在社会参与和普遍道德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中介效应，对今后进一步研究数字公共参与、数字公益等数字社会学议题（赵一璋、王明玉，2023）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数字媒介的使用加深了现代社会的个体化、流动性和陌生人化体验，但因其对人们社会参与的影响而对普遍道德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陌生人或陌生人关系也是今天的新道德秩序必须面对的基础性事实（王小章，2019），正如齐美尔所说，“人们与陌生人只能共同具有某些比较普遍的品质”，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没有特殊的排他性（齐美尔，2002：345-347）。陌生人社会虽然存在去道德化的风险，但吊诡的是，普遍道德却正是在个体化和陌生人化的社会条件中才具有发展空间。当然，数字媒介中匿名化、责任分散、时空脱域等机制的存在也可能加剧去道德化的风险。因此，加强对数字媒介使用的监管，正确引导人们在线上或线下的社会参与形式，提升数字媒介使用对普遍道德发展的积极影响显得尤其重要。

（二）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思考逐渐从传统社会关系中脱嵌的个体如何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体、如何应对可能的道德危机，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社会参与为鲍曼所说的道德冲动的实践提供了社会条件和道德空间。鲍曼在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伦理观的基础上对后现代社会的道德和伦理做了许多讨论，并提出了居于存在之上且优先于存在的个体的道德冲动（鲍曼，2002b）。不过，鲍曼所言的道德冲动表现为两种基本规范：对他者的责任和自我约束。由此，他反复强调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嵌入”和道德空间的重要性，认为情境性的道德规范是个体实现对他者的责任的社会条件（鲍曼，2002b；布克辛斯基，2017）。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认为社会参与可以建构鲍曼意义上的道德空间，能够激发指向他人的道德责任与道德冲动。

其次，社会参与也为福柯（Michel Foucault）所倡导的建构道德主体的可能性提供了实践空间。对个体而言，不同形式的社会参与为人们反思、监督自己的行为以及如何将自我塑造成为道德主体提供了充分的实践空间（福柯，2016）。福柯的自我伦理技术的核心是个体在道德准则的引领下努力让自己成为特定的一类人，由此，有关道德的历史也不再仅仅是各种规范准则的历史，而是个体如何把自己塑造成为道德主体的历史（李荣荣，2017）。以往，人们主要把道德理解为与赋予他们的规则和价值相关的个体的实际行为，一种完全服从或遵循一种行为规则规范的方式，但福柯提醒我们这是不够的，道德还包含人们必须根据法则的各种规范要素把自我塑造成道德主体的行动努力（福柯，2016：21-25）。一种被认为是“道德的”活动不必归结为一种或一系列符合某种规则、法律或价值的活动，一切道德活动还包含一种与自我的关系，这不仅仅是“对自我的意识”，还是把自我塑造成道德主体，通过各种“主体化的方式”支持“自我的实践”，达成对自我的道德主体的塑造（福柯，2016:24）。本文所关注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参与可以被理解为个体通过“主体化的方式”塑造道德主体的具体实践。通过社会参与培育的普遍道德不仅呈现现代社会中个体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等的关系，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个体在其中塑造自我的可能性。

总之，本文的研究是对现代社会普遍道德发展的复杂性及其具体机制进行深化讨论的初步尝试，不论是理论讨论还是实证研究都存在不足，实证研究部分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还存在优化的空间。本文的分析框架也主要借鉴西方学者的相关实证研究，对普遍道德在中国语境中的深层内涵、特征及其适用性等未能充分剖析与挖掘。尤其关于道德研究的中西对话、道德转型的古今之变等议题是庞大且复杂的，还有许多讨论的空间。道德转型关乎社会关系变迁、社会结构转型等问题。换一个角度看，基于差序伦理的道德实践本身具有一定的普遍道德基础，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数字化时空脱域等条件延展着道德的实践空间，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将在新的条件下持续发展并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在我们的语境和历史脉络中如何拓展对普遍道德的理解？在数字化等新的时代背景和国际比较中，我们的普遍道德有哪些特征和发展趋势？除了社会参与因素，还有哪些社会结构、制度、文化等更深层和决定性的影响因素？这些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