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上帝粒子”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P. Higgs，兼谈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心与跨学科研究的挑战

Peter Higgs，201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于周一（4月8号）在爱丁堡家中去世，享年94岁。真的很巧，周日 （4月7号），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几个科学技术学届的老朋友在我们家小聚聊天，就还谈到了他。当今世界的战乱、不稳定，引起了老朋友们对六七十年代的回忆。谈到当时学者的强烈社会责任心，Peter Higgs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位。

Peter最早（1964年）提出了被称为 Higgs boson的 新粒子。那时，他是爱丁堡大学物理系的一名年轻成员。在他发现新粒子的时候，也是英国学术界经历学术和教育变革的时代。在爱丁堡大学，遗传学家C.H.Waddington (1905-75) 和几个自然科学家，也包括了Peter Higgs，提出教育研究要打破 “Two Cultures’ （人文和科学）之间的壁垒。他们在六十年代开始建议组织成立联结科学与人文社会教育活动的学科和进行研究活动。在他们的努力之下，爱丁堡大学于1966年建立了第一个由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组成的Science Studies Unit (SSU)。以后又根据研究项目的不同需要和财政资助的来源，成立了好几个研究室。2000年，继承这一传统，成立了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SSTI)，在全校范围内促进跨学科的教育和研究。

我是90年代初才从中国来到爱丁堡大学，攻读科技与社会博士学位。当时，Science Studies Unit (SSU)的创始元老们都还在。随后，David Edge过世，其他曾为爱丁堡学派“科学知识社会学” （the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奠定基础的学者，如Bloor和Barnes等也相继退休。2016年，在纪念SSU成立五十周年的庆典上，许多退休的同事和Peter Higgs都来参加了庆典。那是我第一次见到Peter Higgs，我们的合影也就是那天拍摄的。ISSTI每周五上午11：00到12：00有例行的“咖啡时间”，届时学者、学生和老师自由聚会交流。Higgs过世的周五我未能参加，当天下午收到ISSTI主任Robin发来的我和Higgs在50周年庆典时的照片。回想到周末聊天，当Donald提到Peter时，我意识到应该找Peter访谈一下。看着照片，只觉得时光飞驰，Peter已经离开我们，我们大多数人也都退休，或半退休了，许多未完成事只能留给遗憾了。

虽然我与Higgs不甚熟悉，但可以根据老同事的描述以及《卫报》登载的文章内容做些摘要性的介绍，主要是有关科学家的社会责任心和从他对跨人文和自然科学学科的支持。以此为起点，谈谈跨学科学术体制的问题和重要性。

Higgs年轻时参与了英国的核裁军运动（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CND）。CND成立于1958年，其目标是倡导消除核武器并促进全球和平。Higgs坚决反对科学技术在武器制造中的应用。他认为，科学家研究核反应堆与参与制造核武器存在本质性差异。早在中学生时代，他因经历盟军在日本投下的原子弹，几乎决定放弃物理学。

据朋友描述，Higgs为人低调，不多言。他对粒子理论和宇宙基本粒子的质量机制持非主流的热情，在同事眼中略显古怪。1964年，他在理论上推导出一种关键粒子的存在时感到非常兴奋，很快向物理科学期刊递交了论文。然而，他的论文最初遭到了拒绝。他对该粒子的存在毫不怀疑，于是对文章进行了修改，增加了一些吸引眼球的内容，他自己形容这种修改为“增色”（spice it up），修改后的论文最终被接受并发表。然而，这种以他名字命名的“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存在直到40多年后才得到证实。

1996年，Higgs退休。在职期间，他的工作得到的重视不多。并且Higgs和一些学者曾经公开批评校方的一些做法，并与校长发生了冲突。据称，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学校当时没有授予他教授职位。如果不是因为预料到有朝一日可能得诺贝尔奖，学校甚至可能早已将他解雇了。退休后，他一直对英国学术界的变革持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对当前以发表论文数量评价学术成就的做法表示不满。在他获得2013年诺贝尔奖时，面对记者采访，他坦言：“我的论文数量很少，如果按照现行的研究评估标准，我在学术界几乎找不到工作”。

通过回顾Higgs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的职业生涯，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议题。首先，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科学研究的目的与原则应是让社会变得更好。其次，是Higgs与其他科学家共同倡导的，对人文与自然科学跨学科研究和教学的支持。这种态度特别体现在他对英国大学单一论文发表评价制度的批评上。

自贝尔纳1937年发表《科学的社会功能》（Bernard，“The Social Function of Science”），此后60年代开始对跨学科研究教学的机制的开创，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样的努力还一直面临诸多挑战。英国大学2008年开始实行“研究评估体制”-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到2014年又改成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FE）。这些学术评价制度对跨学科研究造成不小的损害。如果学者所在部门与其跨学科研究领域不一致，发表学术文章便变得困难重重。即便有跨学科学术期刊，由于科技本身的多样性，适合的发表机会仍然稀缺，审稿过程中的主观性常导致研究成果难以见光。

在全球技术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跨学科研究的资金支持通常也不如纯自然科学项目。即便有项目获批，可得到的资金往往与自然科学领域的项目无法相比。当然，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英国，其他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总而言之，如今，随着数字计算与通信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AI研究规模日益扩大，技术创新和社会大众之间产生的密切联系是史无前例的。科学活动的终结是要为人类社会做出贡献，每位科学家都应该有像Higgs那样的社会责任心。在这样的环境中，对跨人文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教育的需求一定会迅速增长，我们必须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面临的挑战。

沈小白 （Shen Xiaobai），爱丁堡大学商学院国际和中国商务高级讲师（副教授），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和创新研究所研究员。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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