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专访丨开国上将韦国清之子韦肖毅：“奠边府战役”中父亲坚持采用“坑道战术”

1989年，开国上将韦国清逝世。他的老战友、“红大”同学张爱萍上将写下一首悼念他的诗作。这首诗，高度概括了韦国清60载革命生涯。

红大同窗攻军政

长征路上驰纵横

敌后苏皖共征程

卫国为民肩重任

鞠躬尽瘁赤子心
哀君先我驾祥云

在开创新中国的征途上，他智勇双全、浴血奋战，因赫赫战功而成为55名开国上将之一。

在建设新中国的历程中，他深谋远虑、呕心沥血主政广西20载，为这一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一位集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于一身的革命家，从广西东兰县走上革命道路的壮乡将军韦国清的功勋，一直被广西人民深深铭记于心。

▲开国上将韦国清

2024年1月24日，韦国清上将之子韦肖毅应邀来到红船融媒，从后代的视角讲述韦国清作为一名将军、一名政治家、一名丈夫与父亲生命中的闪光点和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

追随韦拔群，走上革命道路

东兰山高千万重

革命红旗满山红

带头扛枪打白匪

要数“拔哥”最英雄

在广西东兰县，许多人都能将这首山歌脱口而出。

这首流传多年的山歌，既唱出了当地群山迭起的环境，又唱出了广西东兰县曾是一片革命发源地的历史，更唱出了一位东兰籍壮乡英雄——韦拔群的故事。

作为广西农民运动的先驱，韦拔群和毛泽东、澎湃并称为“中国早期农民运动三大领袖”。对韦国清来说，韦拔群则是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韦拔群

韦拔群在广西领导农民运动之时，他的家乡东兰也是革命重镇之一。那时，韦国清的祖父和父亲都参加了农民运动，他的父亲曾担任东兰县弄英村农会主席。

“我的爷爷跟着韦拔群搞农民运动，我的父亲只有十几岁，也参加一些农会的活动。”韦肖毅在讲述自己的革命家史时说。

韦国清父子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当地反动势力的仇视。一天，他的父亲得到反动势力要对自己下手的消息后，让儿子“赶快跑”。

后来，韦国清的父亲惨遭杀害，他则因为躲进附近一个山洞而逃过一劫。

“要想过河搭桥过，要想革命找拔哥。”就像山歌里唱得那样，在父亲牺牲后，年仅16岁的韦国清随追韦拔群加入了红七军。1929年12月，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人领导的百色起义。

百色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重大事件。在参加革命之初，韦国清便经历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纪念韦国清诞辰110周年的活动中，有不少书画家通过作品描述了他的这段经历。在一幅题为《壮乡红儿郎》的绘画作品中，主人公韦国清身姿挺拔、目光坚毅。

▲绘画作品《壮乡红儿郎》

韦国清读过私塾，有一定文化基础。参加革命后，他在红七军一个连队做宣传工作，很快便担任了班长、排长等职务。到红七军转战7000多公里，一路经历了100多场战斗于1931年6月到达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时，时年18岁的韦国清已经成长为一名连级干部了。

到达中央苏区之后，红七军被编入红三军团，韦国清则进入培养干部的红军大学学习。

“在红军大学，我父亲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和张爱萍上将是同学，学习成绩，不是张爱萍第一，就是我父亲第一。”韦肖毅在讲述父辈的经历时说。

在红军长征开始前，韦国清从红军大学被编入了干部团。

编入干部团，遵义会议建功勋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一场永载史册的战略大转移——红军长征拉开序幕。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前夕，中央决定将红军大学、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合并，组成一支特殊的队伍——红军学校。长征开始后，这支清一色由干部组成的队伍被称为“干部团”。

总计1480人的红军干部团，由四个步兵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组成。团长由时任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校长、开国大将陈赓担任。

有“御林军”之称的红军干部团，堪称精英中的精英。

“上级干部团”成员由培养营级和团级军政干部的红军大学学员组成；一营和二营由红军第一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的排级和连级干部学员组成；三营是一个政治干部营，由红军第一步兵学校和红军第二步兵学校的连队指导员、机关干事学员组成；四营为特科营，由培养炮兵、工程兵、机枪专业干部的特科学校学员组成。

在干部团这支全员由红军干部组成的队伍中，先前担任红军大学总支书记的韦国清担任特科营营长。此时，韦国清年仅21岁。

长征期间，干部团被编入中央纵队，跟随党中央一起行动。

这意味着，干部团在长征中有两项重要使命。作为一所综合性的红军学校，干部团继续承担培养人才的任务；此外，干部团官兵还要承担保卫党中央的重任——这也是“御林军”这个称呼的来源。

因重大使命在肩，干部团的装备是一流的。

“干部团每人配一支长枪，一支短枪。长枪是德国毛瑟枪，短枪是驳壳枪，每个人戴着一顶德国产的钢盔。”韦肖毅介绍道。

众所周知，在长征途中，红军始终面临各路敌军的围追堵截。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干部团的功勋早已写入历史。

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节点。对干部团来说，是一次重大考验。事实上，这场考验在红军到达遵义前已经开始。

1935年1月，中央纵队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到达黔南。下一步的目标是，强渡乌江，夺取遵义。

乌江由西南向东北斜贯贵州全省，是贵州省最大的河流。因河流两岸的悬崖绝壁形成一道天然屏障，乌江便有了“天险”之称。对红军来说，在没有桥梁、没有船只却后有追兵前有守敌的情况下，如何渡过乌江是一道难题。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给特科营工兵连下达了在乌江架桥的命令。

据韦肖毅介绍，在接到命令后，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和特科营营长韦国清带领特科营工兵连星夜急行军六十里，赶到了乌江上的边界河渡口。

面对器材短缺、水深流急、军情紧迫的严峻形势，无论是陈赓和韦国清，还是干部团工兵连的每一名成员都没有望江兴叹，而是快速行动。

“当时，缺乏架桥所需的材料，特科营的工兵连就地取材，上山去砍竹子，编成竹排给红军当浮桥。他们克服种种困难，及时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韦肖毅说。

就这样，红军干部团为红一方面军迅速跨越乌江、夺取遵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强渡乌江，是长征开始之后，中央红军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此次胜利，不仅打破了蒋介石企图在此歼灭红军的计划，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及黔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渡过乌江不久，遵义会议召开。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时候，干部团奉命担任警戒任务，我父亲率领特科营参加了警戒工作。”韦肖毅对红船融媒说。

那时，考验一个接着一个。遵义会议召开不久，土城战役爆发。

在土城战役中，红军的对手是川军王牌郭勋祺部。由于情报“翻译”失误，导致将敌军数量由上万名低估为六千名，与敌人作战的红军陷入被动之中。危急关头，毛泽东命令干部团顶上去。

“毛主席派出干部团之后，干部团就冲上了第一线。敌人一看戴着德国钢盔的红军来了，也很害怕。打土城战役，干部团为保卫党中央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韦肖毅在介绍这段历史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战斗的激烈状况。

在战斗中，韦国清率领特科营用重机枪为干部团打掩护，在击退最前沿的敌人并炸掉敌人的机关枪火力点后，干部团的将士们拿起刺刀，冲上了敌人的阵地。面对如此神勇的将士，慌了神的敌人顿时溃退。

土城战役，是红军干部团在长征途中经历的第一场大战。在后面的行程中，这支精锐部队又经历了五场大战。

一言以蔽之，长征途中，干部团承担了许多急难险重的任务。在我们耳熟能详的“抢渡金沙江”和“飞夺泸定桥”的过程中，干部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告别瓦窑堡，一支手枪见证战争传奇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进而结束了为期一年的长征。

到达陕北后，一座名叫瓦窑堡的古城，成为中共中央机关的驻扎地。

在进驻瓦窑堡前后，中央进行了一系列机构整编，干部团也在整编之列。中国抗日红军军政大学（简称“红大”）于1936年6月1日成立时，几经改编的红军干部团融入“红大”，干部团特科营变成了“红大特科团”，韦国清担任代理团长。

“红大”成立刚刚20天，即1936年6月21日，一场重大考验不期而至。得知中共中央机关驻扎在瓦窑堡的消息后，国民党一支陕北地方部队在这天突然偷袭瓦窑堡。

当时，由于红军主力西征，留在瓦窑堡守卫中央领导安全的只有一个警卫连。在中共中央机关面临危险之际，“红大”将士挺身而出, 承担起了保卫中央领导安全的重任。韦国清也带领“红大特科团”，迅速冲上了阻击敌人的第一线。

最终，中央领导安全撒离瓦窑堡，韦国清却在此次战斗中身负重伤。

“在战斗中，一发炮弹在我父亲附近爆炸，他的腰部受了重伤。”韦肖毅说。在回忆父亲在瓦窑堡阻击战中的经历时，韦肖毅特别提及了他的伤情。

此次身负重伤后，韦国清身上留下一道很长的伤疤。在晚年的时候，他还曾让韦肖毅看过那道醒目的伤疤。

在中央领导和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时，“红大”也随之撤至陕西省宝安县。来到宝安县之后，“红大”开始招收第一期学员。第一批学员被编为三个科，其中一个科后来被称为“将军科”——学员包括罗荣桓、刘亚楼、张爱萍等人。“将军科”的学员平均年龄27岁，人均有3处伤疤。

伤愈之后，韦国清也进入“红大”深造。从“红大”毕业后，他重返教育岗位，先后担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部长、副校长。

“全面抗战爆发后，我父亲向上级提出想到作战部队去直接参加战斗，上级就批准了我父亲的请求。”韦肖毅在介绍其父亲韦国清的抗战经历时说。

赴一线作战的申请获准后，韦国清先被调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担任政委。后来，在率军南下的过程中，所在部队被编入新四军，他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三师九旅政委、第四师九旅旅长兼淮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和中共淮北区第一地委书记。

▲时任新四军9旅旅长的韦国清(中)、11旅旅长滕海清(右)、9旅政治部主任张震球(左)

作为一名新四军将领，韦国清既要率领部队抗击日本侵略军，还要与国民党军队周旋。

在担任第四师九旅旅长期间，韦国清率部在“山子头战役”中创造了一个战争传奇——活捉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对我根据地进行骚扰，九旅根据上级的部署，对韩德勤部进行了突袭，活捉了韩德勤。韩德勤被俘后，想见陈毅。陈毅不仅与对方见了面，还请他吃了饭。”韦肖毅讲述这段故事时，脸上洋溢着自豪的表情。

在吃饭的过程中，陈毅对韩德勤进行了教育，之后就把韩德勤放了。韩德勤被放回去之后，破坏抗日的行动就大大减少了，但是自此也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

小的时候，韦肖毅看见家里存放着一支左轮手枪，就拿出来玩。他记得，枪上写着“USA”几个字母，知道这支枪是美国造的，但并不知道手枪背后的故事。后来，韦国清告诉他，这支枪是从韩德勤手里缴获来的。

“我父亲跟我说过两次，这把枪是韩德勤的，我印象很深。我父亲去世后，就问我母亲左轮手枪哪去了，我母亲说交给警卫处了。我就对她说那是战利品，不能交。”韦肖毅在回忆那段特别的经历时说。

得知这个情况后，韦国清夫人许其倩把手枪要了回来。不久，这支已经成为文物的手枪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作为文物被江苏省一家博物馆收藏。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后，韦国清战斗在华东军区所辖地区。和所有开国将帅一样，韦国清在这一时期的大大小小战役中建立的功勋不胜枚举。

韦国清率部发起了白塔埠战役等多场战役。在白塔埠战役中，不仅歼灭了国民党第四十二集团军，还活捉了其司令郝鹏举。

在一些著名战役中，韦国清率领的部队同样建立功勋。在孟良崮战役中，韦国清麾下的部队担任阻击任务，将士苦战三个昼夜，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并固守阵地，有力配合了主攻部队胜利歼敌。在淮海战役中，韦国清肩负率部牵制敌人的任务，所部在保障主攻部队歼灭黄百韬黄维兵团后，立即切断了杜聿明集团的西逃退路并投入到围歼杜聿明集团的战斗中。

此后，韦国清作为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和司令员叶飞一道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之后，他们一路南下，一直打到了福建。

援越顾问团，奠边府创造经典战例

在福建，战功赫赫的韦国清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随着战争硝烟的消散，韦国清开始考虑个人问题。在福州，他和许其倩结为夫妻。

韦国清和许其倩的缘分，要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当年，第三野战军成立后，韦国清担任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他和司令员叶飞一道率部参加渡江战役后，率领部队到达苏州，出任苏州市军管会主任。

那时，年轻的地下党员许其倩是一名教师。十兵团来到苏州后，她投笔从戎参军，成为十兵团政治部一名年轻干部。

不久，十兵团离开苏州参加上海战役。此役结束，韦国清和叶飞率领十兵团抵达福建，许其倩也随部队来到福建。

“在福建期间，我父亲先后担任福州市军管会主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福州市市长、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部长等职。”韦肖毅说。

那时，韦国清36岁，许其倩只有20岁。两人相识之后，对彼此的人品和才华高度认可。

1950年春节，韦国清和许其倩在福州结婚。

▲1963年与张云逸家人在南宁共度春节。前排左起:韦雁、张晓健、韦子英;后排左起:韦肖毅、许其倩、韦国清、张云逸、韩碧

婚后不久，韦国清调到北京工作，许其倩也随丈夫来到北京安家。但是仅仅几个月之后，因为一项重大使命，这对新婚夫妇不得不分居两地。

包括韦国清在内的开国将帅，是一群以身许国的人。在战争年代，他们转战南北，居无定所。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在享受了短暂的和平暖阳照耀下的生活后，便再度奔赴新的战场。

同样是在1950年，在大批将帅踏上抗美援朝征途之前，韦国清率先南下，投身到了抗法援越一线。

越南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抗日战争胜利后，法国为恢复殖民统治卷土重来。为了抵御侵略者，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请求中国出兵支援越南。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不出兵参战，只派军事顾问团指导越南进行军队建设并帮助越南驱逐入侵者。

▲1950年与胡志明研究战事

因为韦国清身经百战、有勇有谋；也许还因为广西与越南毗邻，而身为广西人的韦国清更熟悉越南，所以，中央在确定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的人选时，选定了韦国清。

1950年8月，韦国清抵达越南。在此后长达五年时间里，他率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了中游、东北、宁平、西北、上家等一系列战役，最终帮助越南驱走了法国殖民者。

韦国清为越南独立所做的贡献，从奠边府战役中可窥一斑而见全豹。

奠边府战役，是关系到越南能否独立的关键一仗。

“我父亲组织中国顾问对越南军队进行培训。给师一级的干部讲课，还给越南军队援助了武器装备。”韦肖毅说。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前线指导越军作战，可谓出生入死。

那时，越南还没有空军，法国的空军占领了那里的天空。在援越期间，中国军事顾问团经常遭到法军飞机的袭击。韦肖毅讲到这一情况时，依旧感到痛心：“法军的飞机经常在头顶飞来飞去，有顾问团成员在空袭中牺牲。父亲跟我说过，法军的飞机在他旁边不远处扫射，亲眼看着有人被打中牺牲了。”

纵然如此，中国军事顾问团也未获得越军总司令武元甲的完全信任。

奠边府战役中，有这样一个插曲。

一开始，越军总司令武元甲在没有告知中国军事顾问团的情况下，自己组织了一次对法军的进攻，结果进攻受挫，越军伤亡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武元甲等越南将领告诉韦国清，他们想撤出奠边府。

“我父亲对武元甲说，奠边府战役是越南革命的关键一仗。如果现在撤退，越南独立革命就会变得遥遥无期。我父亲还说，现在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我们一定坚持下去。”韦肖毅怀着钦佩之情，讲述父亲的故事。

后来，胡志明对韦国清的意见表示赞同。

在战略被认同的基础上，一个堪称经典的战术被韦国清在奠边府战役中创造。

法军在奠边府有一个用法国美女名字命名的重要工事，越方把它称为“A1工事”。韦国清认为，拿下这个工事是奠边府战役胜利乃至彻底战胜法军的关键所在。于是，他提出并坚持采用“坑道战术”。

采用坑道战术，首先要挖一条大隧道。

“我父亲派中国顾问带着人，从几百里外开始挖隧道，一直挖到‘A1工事’下方，然后往里面运了一吨炸药。总攻开始的时候，先爆破了‘A1工事’。‘A1工事’里面的法军，不是被震晕，就是被震死了。接下来，越军一鼓作气占领了‘A1工事’。这样一来，法军在奠边府的指挥部也暴露在近前，法军就投降了。”对这段历史，韦肖毅讲起来可谓酣畅淋漓。

▲中国援越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在河内

最终，法国和越南签署了停战协议。法国人从河内撤离，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劳动党顺利入主河内。越南独立战争，画上了完美句号。

在并肩抗法的过程中，韦国清和胡志明之间结下了深厚友谊。

一次，胡志明奔波百里去看望韦国清。由于韦国清和其他顾问去了前线，两人没能见面。后来，精通汉语的胡志明给韦国清写了一首诗记录下了当时情景：

百里寻君未遇君

马蹄踏碎岭头云

归来偶过山梅树

每朵黄花一点春

1956年，韦国清载着功勋和荣誉回国。

在此前的1955年，韦国清因在开创新中国过程中的卓越贡献而荣膺上将军衔。同年，他被毛泽东主席点将，被任命为广西省省长。

▲1955年，韦国清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命令状

从越南归国后，韦国清踏上了主政广西20年的崭新征途。

撰文：李秀平

视觉：王学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