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278个中国女人，她们的丈夫经常失踪，还随时会死

据统计中国有上千万女人生活在卡车上。（3000万卡车司机，2500万卡嫂，1000万生活在车上。）

她们一年四季的衣服、鞋子，每天吃的食物，一切能带上车的东西都塞进车里，试图在不足6平方米的驾驶室里堆出一个移动的家。

她们被称为“卡嫂”。

因路上事故很多，卡车司机常常处于精神高压状态，而每个卡嫂都得有陪伴丈夫的方法。

然而在战争年代，卡嫂们的丈夫承担着更大危险，他们是敌人攻击的重点目标，天上是飞机，地上是炮弹。

有一个重庆女孩，执意要嫁给一个卡车司机，踏上了一条冒险之路。

那年初夏，徐沾云第一次见到了严启忠。

她是个洗衣女，16岁；他是个汽车兵，18岁。

徐沾云常常要去兵营，从士兵手里拿回要洗要补的衣服，再把洗干净、补整齐的衣服送回去。

这一去一回，是兵营里士兵们少有的期待时刻。

那一天，徐沾云抱着一摞干净平整的衣服送回兵营，严启忠出车一星期刚回来，衣服又脏又臭，一身的馊味，徐沾云远远就嗅到了。

严启忠没有注意到就站在十步开外的徐沾云，他脱下军装往背上一甩，正准备拿去洗时，一个战友说：“来了个挺好看的姑娘，让她替你洗吧，花不了几个钱。”

徐沾云赶紧接口说：“是的，洗一件衣服，只收半文钱。”那时候，20文钱左右可以买一斤大米。

严启忠转身，看着眼前站着的徐沾云，那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整个昏暗的兵营一下就亮了起来。

徐沾云也微笑注视着他，个子中等，谈不上帅，但眼睛中透出的冰凉、坚韧，是其他士兵所没有的。

这个汽车兵为何如此不同？徐沾云为此沉默了一晚。

汽车兵是个特殊的兵种，他们没有枪，没有炮，但方向盘就是他们的武器。常常都是命悬一线，一次出车，也许永远也回不来了。

一天，严启忠驾驶的车打头，另一辆垫后，连夜出发运送物资。为了防备空袭，他们摸黑向前行进，车开得也很快，车速差不多有每小时60公里。

由于车速过快，严启忠的车子的前保险杠撞到了右边的山崖上，被反弹回来，倒向左侧，车子完全失控。

左侧就是山沟。车子掉到了沟底，副司机重伤，车子损毁。严启忠左臂被玻璃划出了一条长口子，鲜血直流。

严启忠爬出驾驶舱，抱起副司机爬到了殿后的车子上，继续上路。等到达目的地时，刚好天边泛白，副司机未能扛下来，牺牲了。

在战场上，死亡如影随形。每次执行运输任务，都会有战友永远不能回来了。

严启忠不害怕死亡，只是看到宿舍里空出来的床位，会有一些发呆。

汽车兵出车回来或者发了薪水，他们总是在外面吃喝玩乐，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在这些狂欢的人群中，唯独没有严启忠的身影。

徐沾云发现他从不参与那些活动，就喜欢看看书，很文静的样子。也很爱车，每次出车回来，一定要将它擦洗得干干净净。

每次徐沾云一到兵营，他总是把脏衣服早早收拾好，整齐地递了过来。

徐沾云说不出什么原因，对他很有好感，给他洗衣服时，要多漂上几回清水，给他缝衣服时，针眼也会更加细密。

凭着少女的敏感，徐沾云知道，他对自己是喜欢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爱情的萌发，就算能毁掉一切的战争也不能。

严启忠外出执行任务，走到哪里，肯定会给徐沾云带一样当地的特色美食。

严启忠知道重庆人喜欢吃辣，一次，他从息烽县运送一批物资，了解到息烽阳朗辣子鸡闻名四方，就专门买了两只，细心包裹起来，打算拿回来送给徐沾云吃。

想不到在路上颠簸了5天，回来时，辣子鸡成了一堆肉泥，早已变质。徐沾云一点没嫌弃，拿起来就往嘴里塞，连说好吃，真好吃。

和所有相恋的男女一样，徐沾云太想了解严启忠过去的一切。他的出身，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和他有关的一切一切。

刚开始不好意思问，等熟悉了一些，徐沾云主动问起严启忠家里的情况。严启忠沉默了很久，才讲了自己的经历。

徐沾云虽然也无数次从炮火中死里逃生，但她听后还是惊呆了。

和徐沾云不一样，严启忠的父母都是穷苦农民。

他出生在浙江省衢州三十六亩村，这里盛产橘子，严启忠说将来一定带徐沾云回去，老家的橘子是他认为最好吃的橘子了。

严启忠11岁那年，抗战爆发了，因衢州有军用机场，这里成了日军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他当时正上衢州空军子弟小学。

经常有飞机飞临上空，像牛拉屎一样投掷炸弹，整条街变成火海，民众被炸死炸伤无数。

严启忠记得很清楚，1940的10月4日又飞来一架日军飞机。这一次很奇怪，飞机上扔下的不是炸弹，而是黄豆、粟米、麦麸、碎破布、小纸包等日常物品。

飞机飞得很低，能看到驾驶员的脸，往复两次后飞离衢州，消失在棉絮般的云层之中。

有人把从天而降的东西扫拢拿回家，像黄豆、粟米、麦麸，即使人不能吃，也可以喂鸡喂鸭。

徐沾云听到这里时，心里很好奇日本人怎么可能这么好心？

果然，严启忠告诉她，这些东西早已被日军染上了疫菌。日军对家乡发动了细菌战！

不久，一种急性流行病开始在三十六亩村快速蔓延，严启忠的父母在一周内相继感染身亡。

两具薄薄的白皮棺材上盖着他们生前的被子，没有人送葬，只有孤零零的抬棺人。为他们做寿衣的张裁缝，半个月后也染病去世了。

父母死活不让严启忠近身，才让严启忠活了下来，那年严启忠14岁。

徐沾云终于明白第一次见他时，眼神中那种特别的坚韧神色，那是一种大仇未报的恨。

三十六亩村里死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连哭丧声也没有了。对亲人的离世，人们不是不悲伤，是没有几个活着的人了。

但日军的空袭从未间断。1942年，在衢州被炸为废墟后，衢州失守了，家破人亡的严启忠跟着空军子弟小学的师生一路辗转到了福建。

在招收兵员的报名现场，中国空军汽车二中队的主考官问他：“你干嘛要当兵？”

严启忠回答说：“国难当头，有志青年就应该去打日本鬼子，不能做亡国奴。”

主考官笑着把严启忠的名字写到手册中：“好吧，你会写字，先当文书，等身体长得再结实一点，就去开汽车。”

这句话像种子一样深深埋在严启忠的心里。

打仗需要运送物资，很多战役都是为了争夺运输线优势和战略通道而展开的。铁路干线常常被炸毁，汽车比较机动灵活，于是有了汽车兵这支强大的部队。

为了能成为汽车兵，严启忠特别申请加入了国民党，他一次次给国民党党部去信，要求上前线，可发出信件如泥牛入海，根本没有回应。

直到1943年秋，空军部队辗转到贵州毕节驻扎，严启忠看到部队又新进了一批汽车，需要招收部分驾驶员。

这次他终于入选。学员们驾驶的是吉姆西“十轮大卡”，卡车有两个前转向轮和后面八个负重轮，车体型大、动力足，曾经发生过“十轮卡车”将日军坦克撞下山崖的情况。

“十轮大卡”中国当时还没有，是美国军事援助的，各部队宝贵得很。

教官手持削得细细的毛竹教鞭，谁的动作不规范，甩过去就是一下，身上就肿起一条血线。

教官相当严厉，总是说打你是为了抗战，你死了不要紧，值不了几个钱，汽车比你的命金贵一千倍一万倍。

话糙理不糙，大家也知道要是不好好学技术，汽车被炸毁了，就运送不了枪支弹药，前线就会死更多的战友。

大家都卯足了劲的学，不到半个月时间，严启忠就开着汽车为前线运输武器弹药等战略物资。去的时候装得满满当当，回来时还是如此，只不过换成了伤员和尸体。

严启忠是个汽车兵，随时可能死，而一心只想为父母报仇的他也从不怕死。今天嫁给他，说不定明天就守寡。

徐沾云突然有些担心，父母会同意他们吗？

正在徐沾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战友看出了严启忠的心思，有意促成这门婚事，主动找徐沾云母亲提亲了。

窗户纸一捅就破，徐沾云的母亲早对严启忠十分满意。特别知道严启忠的身世后，更是待他亲如儿子。

母亲这关过了，还有重庆的父亲呢。

徐沾云虽然是个洗衣女，可父亲之前是重庆方圆十里小有名气裁缝。这是手艺活，一把剪刀，一个针线包，一根木尺，就是全部的吃饭家当。

耳濡目染，徐沾云跟随父亲很小就学会了裁缝手艺，算是“半个裁缝师傅”，接到一些简单的活计，就交给她来做。

抗战爆发后，作为陪都的重庆成为日军重点轰炸目标。

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哪还有闲钱去为自己添置新衣服。每家人都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就连做裁缝的，也穿得都像个叫花子。

1944年春天，父母听说贵州毕节是远离前线的大后方，驻扎着大量的部队，去那里帮士兵们缝缝补补洗洗，基本能够维持生活。

父亲对一家人说：“树挪死，人挪活，守在家里饿死，倒不如到外面闯一下，兴许还有一条活路。”

父母商量后决定，将一家6口人分成两拔，父亲带着徐沾云的大哥和小弟回到重庆乡下老家谋生，母亲带着她和二哥去贵州毕节求生。

在路口分别时，一伙向南，一伙向北，越走越远。

两拨人都频频回头，默默落泪，谁也不知道，一家人何时才能再相聚。

一路上都是行色匆匆的人，有像徐沾云母子三人一样从重庆等地去毕节的，也有一些是从毕节等地去重庆的。

但目的都一样，要么是讨生活，要么是避战乱，要么是投亲戚。

相对来说，从贵州来的那些人，穿着上要干净整齐一点，带的行李也多一些，坐车的也比走路的多，徐沾云心里暗暗盘算，看来贵州毕节是个好地方。

家里人谁也没去过毕节，好在路在嘴上，走过一段，就向人打听，没有多余的钱坐车，全靠两条腿走。

渴了，向路边的人家讨碗水喝，或者直接喝溪河里的水。饿了，就买上几个馒头充饥。晚上睡觉，找个庙宇、凉亭，或者他人的屋檐下，母子仨人挤在一起取暖。

就这样走了大半个月，终于来到毕节地界，打听到了部队驻地的大致方向，看到走在路上穿军装的士兵越来越多，就知道附近肯定是部队的驻地。

母亲看到有的士兵们身上穿的衣服又脏又破，眉头舒展开了。

母子仨人找到一间被遗弃的破房子住了下来。从破屋子往北走上两百多步，就是汽车兵的驻地。

16岁的徐沾云，对这些汽车兵是干啥的倒是懵懵懂懂，只对他们衣服感兴趣。

刚开始母亲还考虑她已经是大姑娘了，独自去兵营担心受士兵的欺侮，每天去兵营收揽生意，母亲都不让她去。

后来接触才发现，士兵大都都是穷苦人家孩子，老实本分，没有之前想的蛮横无理，慢慢才让她独自去兵营。

徐沾云活泼好动，兵营的士兵大多和她年龄相仿，她很喜欢这个差事。每次都欢天喜地从士兵手里拿回要洗要补的衣服，再把洗干净、补整齐的衣服送回去。

直到遇上严启忠，徐沾云才知道自己真的是个大姑娘了。

徐沾云和母亲商议后，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了重庆的父亲。父亲看出女儿是动了真心，虽然没见过严启忠，也同意了这门亲事。

徐沾云这才把心放下来，安心准备婚礼了。

因严启忠衢州没有亲人，徐沾云决定带着他回重庆老家举办婚礼。

回到重庆正值元宵节，徐沾云记忆中老家元宵节的晚上，都要吃上一碗汤圆，所有的房间都亮着灯火，走到大街上，也有人踩高跷、耍狮子等，游元宵的人，挤满大街小巷。

但这年的元宵节，显得十分冷清，两人的婚礼，也办得较为简陋，叫来一些亲戚，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严启忠除了军装，就没有什么别的衣裳，新婚第二天，岳父就给他做了一件中山装，催他们去照相馆拍照。

照相时，徐沾云笑着很开心，严启忠却一直拧着眉、抿着嘴，有点腼腆的样子。徐沾云故意说他对结婚不乐意，更是把严启忠急坏了，一边解释，一边抓耳挠腮，把周围的人都逗乐了。

在重庆的十余天婚假，是严启忠14岁后第一次找到家的感觉。

婚假结束，两人匆匆回到了部队驻地。严启忠不能再住宿舍，他们在外面租了房，部队的婚礼也就准备了一床新铺盖。

可三天后，徐沾云发现，房间里的新婚铺盖突然变成了部队的简易铺盖，大惑不解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新郎官严启忠只好如实相告，说新婚铺盖是从战友那里借来的。

当时，严启忠只是一名助理驾驶兵，发到手的薪水，除了自己开支外，还要拿出一部分资助家庭困难的小陈，确实没有多余的钱置办东西。

小陈是车队里年龄最小的驾驶兵，虚岁18，长得眉目清秀，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家里实在困难，一发薪水，小陈一个铜板不留全寄回去，严启忠就偷偷塞他一些钱。

徐沾云知道后没有责怪他，她爱上严启忠还不就是因为他善良。为了增加收入，徐沾云依然去替汽车兵洗衣被。

虽然手头很紧，徐沾云决定给严启忠做一次烧鸡公，这是重庆老家的一道经典江湖菜，把公鸡宰了，又加了大量的红绿辣椒，还有葱、姜、蒜、花椒、桂皮等佐料一起烧。

虽然这道菜大补，但辣度对于浙江人严启忠来说，几乎难以下口，徐沾云为了让他多吃点，假装不高兴地说：“你是不是重庆人的女婿？”

就这样，严启忠也慢慢喜欢上了麻辣。

只是这平静的日子太短暂，新婚一个多月后，日军就发动了湘西会战，严启忠的汽车队又将开赴战场。

出征前，徐沾云决定给丈夫车队所有的战友洗一次军装被褥。徐沾云说：“我用干净的军装干净的被褥，迎接你们胜利回来”。

吃过晚饭，小小的房间里只剩夫妻两人，昏黄的灯光，将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壁上。严启忠认真问：“你干嘛要嫁给我这个当兵的，不知什么时候就回不来了，你就要当寡妇。”

徐沾云说：“我嫁给你，是为了让你活命。”

严启忠愣了一下，没听懂其中意思。

徐沾云接着说：“要是你一个人，你就不把自己当回事，什么都不管不顾。现在两个人了，你要是心疼我，不肯我当寡妇，你就会惜命，就会想尽办法活下来。”

严启忠看着徐沾云，眼神柔和了下来，拉着徐沾云的手，感动地说：“你在家等着我，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徐沾云盼星星盼月亮，给战友洗的军装被褥也不知道翻晒了多少回，才终于把丈夫等回来。可不知为何，徐沾云发现丈夫似乎少了往常回家的欣喜。

当她把散发出阳光气息的被褥军装送去战士宿舍时，大家也都是默默地接过去，也没有平时 热闹。

最后，手上只剩下小陈和一位姓周的战士的被褥军装。

“小陈，小陈呢？”徐沾云一边叫唤小陈，一边在问询战友。战友们默不作声，没有人回答。

徐沾云什么都明白了，她含着泪水，将被褥军装整整齐齐地码放在小陈和小周的床铺上。

回到家后，严启忠才主动和她说了小陈牺牲的情况。

湘西会战是日军作最后的垂死挣扎，战斗激烈，弹药损耗极大，汽车兵每一次出车，仿佛从鬼门关上走一遍。

天上是飞机，地上是大炮，公路被炸得坑坑洼洼，损毁的卡车瘫在路边正在燃烧，四周浓烟滚滚。

1945年5月2日，车队需往前线运送弹药。出车前，小陈显得很慌张，小脸惨白，他说:“严大哥，我害怕。”

严启忠拍拍他肩膀，说:“你命大着哩，死不了。跟紧我就好。”

每次执行运送任务，严启忠都很照顾小陈，让他跟在自己的车子后面。

车队在接近阵地时，敌方炮弹像雨点一样落下来。严启忠眼睛盯着前方，既要躲避从天而降的炮弹，又要绕开地面上的弹坑。

突然一发敌方炮弹夹带着刺破空气的呜呜声，迎面而来。严启忠一踩油门，向前窜出，他大声地喊叫着：“小陈，快跟上。”

喊声被枪炮声掩盖，炮弹击中小陈的卡车，轰地一声，又引爆车上的弹药，车箱里的小陈和小周牺牲了。

徐沾云知道严启忠和小陈的感情，她一边安慰丈夫，一边有意无意说：“当兵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死人，你不如早点离开算了。”

此时抗战也接近尾声，严启忠的仇也报了，他也不想让妻子担惊受怕。离开可能真是最好的选择，可是离开后去哪里落脚才好呢？

其实去衢州，去重庆都可以。凭他们勤劳的双手，只要没有战争，去哪里都能生活好。可还没等他喘口气，内战开始了。

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一时的犹豫，让严启忠后悔不已。

汽车兵以车为家，没有什么家当，一条被褥几件衣服一卷，徐沾云就可以随着丈夫的车队四海为家。

这对年轻的夫妇犹如一颗细小的沙子，被时代的巨涛骇浪裹挟着。

“十轮卡车”前面的驾驶室，除驾驶员外坐副驾驶和修理工，车厢部分可运货也可运人，盖上篷布下雨下雪都不怕。

遇上驻地换防，如果不涉及军事机密，上司会准许家属随车同行。但更多的时候是不准坐车同行。徐沾云只好等严启忠安顿下来，口信捎过来得知具体地址，再一路追随而去。

1946年7月，他们辗转到了芷江机场，在这里生下第一个孩子。只是徐沾云万万想不到的是，孩子的出生却导致了一场不幸。

徐沾云的母亲得知有了第一个外孙，欣喜万分，立即带着小儿子乘坐长途汽车，从重庆来看望他们。

车子在行驶到重庆与贵州交界的山区时，由于路况不好，加上司机操作不当，堕入了几十丈深的山崖下。

徐沾云的哥哥由于身体瘦小，被抛出车窗后，挂在悬崖边上的树枝上，后来被人救下来，捡回了一条命。除了他，其余无一人生还。

徐沾云的父亲听到这个噩耗，连连吐血，不久就去世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徐沾云和丈夫一样，也没了父母。

但祸不单行，灾难接踵而至。

这次厄运找上了严启忠。

国民党节节失利，大批军官开始考虑自己的后路，能够捞的尽量多捞一些，其实大家心里也知道，国民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汽油是当时的稀缺物资，枪支弹药也非常紧俏。严启忠发现，他们的中队长、副中队长、事务长等人，不仅克扣战士们的薪水，还偷偷盗卖部队里的汽油和枪械等物资。

为人正直的严启忠非常看不惯，几位要好的战友劝他不要冲动，以免引火烧身，严启忠还是以一个国民党员的名义写信向南京政府举报。

举报信经过层层批转，最后又回到了中队长、副中队长等人的手里。严启忠还蒙在鼓里。

那天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中队通知全体会议室里集合，中队长和颜悦色，说：“把大家召集起来没特别的事，请大家把自己的名字和家庭地址写下来，以后立功了，部队好把嘉奖令直接寄到你们家。”

桌子上放着几张白纸和几支笔，严启忠不知道这是一个圈套，认真写了下来。

通过查对笔迹，很快确定寄到南京政府的举报信是严启忠写的，中队长气愤万分，把手枪拨出来，狠狠扔在桌上。

他们要让严启忠永远闭上嘴巴。

一天中午，中队长和几个心腹在房间里密谋。

只听见中队长说：“下一次执行运输任务，给他换一个副司机和押车员，等他下车撒尿时，往他后脑打一枪，就说他想当逃兵，被就地正法了。”

这话刚好被一位战士听到，他与严启忠交情很深，连忙跑到严启忠家告知此事。

当时一家人正在吃饭，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徐沾云端在手里的碗一下吓掉在地上，摔碎了。

她呆呆地看着丈夫，准备收拾东西，说：“我们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严启忠平静了下来，说：“不用害怕，在军营里他们不敢对我动手的。我们不能太慌乱，别让他们看出我们要逃走。我找几个要好的战友商量一下。”

严启忠此时是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了信心，也料定国民党最后会失败，决定与之分道扬镳。可是去往哪里呢？回衢州还是去重庆？

几位战友建议严启忠去衡阳，衡阳工业发达，需要有机械修理技术的人。正好他们有亲戚们可以出面给他找份工作。

严启忠想想也是，回老家被当逃兵抓回来就麻烦。当即，几个战友给严启忠写了一封信，让他马上就走。

那是1947年冬日里的一个凌晨，徐沾云带着4个月大的孩子，跟丈夫出了家门，逃往陌生的衡阳。

战争留下的破坏还没有得到恢复，沿途道路坑坑洼洼，一路上，客车走得十分困难，有时候发生故障，司机捣弄半天才重新上路。

孩子又冷又饿，常常哭啼，引来其他乘客频频侧目。徐沾云听说长官要谋害严启忠，受惊回了奶，没有奶水，她只好咬一口干馒头嚼碎了喂孩子。

这样颠簸了三天，才到达衡阳。找到战友的亲戚，严启忠在北门协昌机械铁工厂谋到了一份司账员的工作。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仅靠严启忠一人的工资，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比当兵时还要苦，常常揭不开锅，有时甚至连盐都吃不上。

当时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一路趁胜追击，严启忠还暗自庆幸自己早一步摆脱出来。

1949年，解放大军隆隆的炮声传到了衡阳，很多人不了解共产党的真实情况，就携家带口逃往大西南。

衡阳城里的人越来越少，严启忠开始不安起来，让徐沾云收拾东西也要逃。

徐沾云不愿意，她老家的兄弟们都参加了解放军，她知道解放军不是洪水猛兽，劝丈夫说：“解放军来了，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我们不用跑。”

严启忠一脸的紧张，他把门紧紧关上，轻声说:“我在国民党部队干过，解放军能放过我吗？”

徐沾云不作声了。一家四口加入了逃亡大军。

出城的公路上，挤满了逃难的男女老少，扬起来的尘土落在人的脸上身上，显得人们更加茫然和绝望。

有受伤或生病的人躺在路边呻吟，有与大人走散的孩子在嚎哭。间或一辆民用或军用汽车开过，很多人招着手在后面追，连鞋子掉了也顾不上。

这时，缓缓开过来一辆国民党部队的汽车，严启忠发现驾驶员有些面熟，仔细一看，是以前一起服役的汽车兵，他连忙拦住车子。

驾驶室里还挤着另外两个兵，骂骂咧咧地吼道：“拦什么拦，信不信车轮子扎死你，没看到吗，车子里一个人也塞不下了。”

严启忠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来仅有的三块大洋，塞给熟悉的那个汽车兵。那人跟另外两个兵耳语一番后，说车里实在挤不下太多的人：“是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坐车，还是妻子带着两孩子坐车，你们自己决定。”

夫妻俩来不及商议，严启忠让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搭车走。他知道车子是去昆明的，他一路徒步前行。

徐沾云不愿与丈夫分别，可兵荒马乱，她又不能不顾及两个年幼的孩子，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此时的车上已经人满为患，大家逃难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当兵的一把夺下来扔到路边，骂道：“你命要紧还是东西要紧？挤不下了，挤不下了。”

徐沾云犹豫的瞬间，严启忠一把将她抱起，塞进了拥挤的卡车。

然后把两个孩子一一递给了她，徐沾云接过孩子，还没来得及说话，汽车启动了，只见难民潮中的严启忠嘴巴一张一合，具体说的什么，徐沾云一句也没有听清。

两个孩子看着没有上车的父亲，在车厢里哇哇大哭。徐沾云抱紧孩子也哭了。

路上逃难的百姓和溃败的士兵越来越多，要命的是，每当遇到河流障碍时，步兵往往就将车辆推入河中充当桥梁。

如此一来，原本花了钱才搭上汽车的老百姓就不干了，纷纷要求转乘其他车辆；汽车兵们拿了别人的钱，只好设法将这些人硬塞到其他车辆上以平息众怒。

车费价格“水涨船高”，到后来，当兵的漫天要价，上一个人竟然让交五块大洋。当时洗一件衣服大概是半文钱，1000多文钱才能换一个大洋啊。

经过十几天的颠簸，徐沾云带着两个孩子终于到了昆明。她一方面靠着给人做保姆维持生活，一方面焦急等待着丈夫的到来。

可战乱时的离别，常常就是永别呀。

没多时，解放大军冲锋的号角声又传到了昆明，徐沾云没有等来丈夫，她带着孩子随着逃亡大军来到了广西百色。

不久，百色也解放了，她们被解放军收容安置。收容队里，免费安排吃住，虽然没有大鱼大肉，但管饱，有米饭，有馒头。

每天，解放军战士还组织大家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

看到战士衣服脏破，徐沾云要替他们洗，战士们一个都不肯，说：“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也不能占群众的便宜。”

徐沾云被解放军战士的认真劲逗乐了，她想起了贵州兵营洗衣服的日子，想起了那个害羞脸红的小陈战士。

可都是些穷人家的孩子呀，徐沾云不敢想象他们竟然要在战场上相互厮杀。

一次，徐沾云跟几名解放军战士聊天，她说：“我哥哥和弟弟都跟你们一样是解放战士呢，我哥哥的指挥官叫王震。”

解放军战士一下子对她肃然起敬。可她却突然沉默了起来，她想到了丈夫严启忠，他可曾是国民党的兵呀。

最让她揪心的是，至今还不知道丈夫到底流落在何方，是死还是活？

那一年，很多人从衡阳逃难到百色，解放后，为了家人团圆，纷纷到广西去寻亲。

那天在街头，徐沾云遇上一位从衡阳来寻亲的熟人，对方说：“老严已经回到衡阳了，正在到处打听你的信息呢，原来你在这里。”

徐沾云紧紧地抓住那人的手说：“这是真的吗？哈哈，这肯定是真的。”

那人甩着手说：“看你高兴的，你都快把我手捏断了。”

徐沾云一刻也不愿意多停留，带上一儿一女立即启程回衡阳。

回程的路上，已经完全不同于几个月前的兵慌马乱，偶尔遇上行军队伍也只是纪律严明的解放军，更多的是返乡的百姓，大家脸上挂着喜悦的神色。

1950年春天，山上的杜鹃花开得艳红一片，徐沾云终于回到衡阳北门协昌机械铁工厂，她刚走到街角的拐角处，竟看见严启忠站在那儿，四处张望。

虽然知道是彼此，但两人几乎不敢相认。

在被解放军收容安置的那段时间里，是这么多年少有的安宁生活，加上能吃饱肚子，每个人都比以前长胖了。

严启忠快步迎上来，徐沾云反而停下了脚步，站在那里，微笑等着丈夫走近。

走近后，两人向对方看了看，目光在对方脸上停留不到两秒钟。克制住心中的欢喜，严启忠接过妻子的行李，牵起孩子的手，快步回了厂里。

原来，自从得知徐沾云带着孩子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严启忠就天天守在工厂门口，他知道妻子回来第一时间，肯定是到厂里面找他。

而徐沾云这才知道，丈夫和她分开后，尾随着迁徙的路线，餐风露宿，一路打听，一路寻找。

但步行赶不上汽车，等好不容易走到昆明，她们又逃往广西了，他只好继续上路。等走到广西，正好赶上解放。

此时衣襟褴褛的严启忠身上已经没有一分钱，看上去就像是个难民，他没有暴露自己汽车兵的身份，也被解放军收容安置了。

在收容队里，严启忠终于吃上了饱饭，睡上了安稳觉，也学会了《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首歌。

一段时间观察下来，严启忠发现和他想的不一样，每一个解放军战士脸上都充满了笑容，他们快乐、和蔼、可亲、可爱。很多年轻人报名参了军，严启忠也曾动过心。

但一想到自己曾在国民党部队待过，虽然打的是日本鬼子，严启忠就打消了参加解放军的念头。

在收容队学习了两个多月，由当地军区发给一张解放证和路费，严启忠回到衡阳。

全国解放，一家人劫后重逢，这勾起了严启忠的思乡之情，他决定结束漂泊的生活，回老家好好过日子。

徐沾云也对丈夫口中念念不忘的三十六亩村很好奇，满心期待地跟着丈夫第一次回了夫家。虽然此时，土改已经结束，丈夫既分不到房子，又分不到田地。

原来的老房子，已成了断垣碎瓦，无家可归，只好从邻居那里借了间僻房暂住。

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国营衡阳建湘机械厂正式组建，非常需要像严启忠这样懂技术的人才，写信邀请他去工作。

一家人又回到了衡阳。生活总算稳定下来了。严启忠喜欢在空白纸上摘抄报刊杂志上语录和诗词，这是在部队里就养成的习惯，徐沾云看多了，手痒痒起来，也陪着丈夫一起写。

严启忠看了很惊讶，惊喜说：“你写的字真的很漂亮。”

徐沾云听后十分喜悦，她开心说：“你别小看我，我也是读过两年私塾的人。”

被丈夫一鼓励，徐沾云在写字上面更用心一些，为了更有仪式感，还专门请人刻了个印章。看上去真的像那么一回事。

每次抄写完，都认真盖上印章，夫妻俩看着都哈哈大笑起来。

在衡阳，他们又生下了3个孩子，为了纪念严启忠回不去的浙江老家，他们给第五个孩子取名：严浙湘。

这个孩子就是我。

在我从小的记忆中，母亲凡事要强，父亲一直是劳动模范。

母亲后来也成了工厂里的正式职工，到全国经济困难时，她主动离职减轻工厂负担。她带领其他下岗女工，组成板车队，给建筑工地运砖头。

那时的母亲，一只手可以用搬砖夹子夹起五块砖，拖一车砖可走几十里路不歇一口气。我们兄弟姐妹在不上课的时候，都会去帮母亲推板车。

有了母亲运送砖头的收入，每个月，我们一家人又能吃上一次烧鸡公了。

而父亲凭着自己的专业技术，不仅时常受到政府的表彰，他的先进事迹也被写成报道在报纸上发表。

虽然生活不富裕，但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这一切，都在“文革”开始后结束了。

由于解放前参加汽车兵的“历史问题”，我的父亲严启忠被揪出来批斗。

每天早上上班之前，父亲都要去工厂的传达室领上一块“国民党反动军官严启忠”的牌子，把它挂在脖子上，即使上厕所也不能取下来，等下班后才能交回去。

革命群众随时可以对我父亲发动批斗，被五花大绑的他弯腰90度站在人群中，戴着红袖章的革命群众围着他，用木棍用皮带肆意殴打。

母亲也受到了牵连，她身前被挂着“国民党反动军官家属徐沾云”的牌子，在炎炎夏日的强烈阳光照射下，被勒令打着一双赤脚，踩着滚烫的马路游街示众。

一帮又一帮人来抄家，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母亲忍不住问：“我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缝纫工人），哥哥弟弟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是共产党员，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对方才不管这些，说我母亲狡辩，又是一阵猛烈打骂。一次次的批斗，让父亲不堪重负，想到连累家人，父亲心理一度到了崩溃边缘。

1967年10月14日早上，我父亲跟以往的每一天一样，喝下了母亲为他煮好的一碗泡饭，穿上一件破旧的棉袄，戴上一顶破斗笠，迎着清晨凄凄的寒风，迈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家。

中午，父亲没有回来，一家急了起来，开始到医院、江边、水库等处寻找，但没有任何消息。

当天晚上八点多钟，厂里通知我们，说父亲已经找到了，卧轨自杀。

父亲卧轨地点在衡阳市郊区一个铁路道口附近，据道口值班人员介绍，父亲在道口对面山上坐了一天，傍晚下来，就直接走向了轨道。

母亲没有哭闹，她冷静说去看看。对方说，没什么好看的，人已经压得粉碎了。

三天后，他们给了我们一张凭条，让我们去火葬场取回了父亲的骨灰。父亲身上发现多份遗书，有给单位的，也有给我母亲的。

母亲咬紧牙关，终于打开了父亲的遗书，看到第一句“沾云贤妻”四个字，泪水像珠子一样地往下掉，但嘴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父亲平常一般叫她“沾云”，如果是写信，更加温柔，称“云妻”。

母亲事后回想，父亲自杀前一个星期，突然变得话特别多，跟她讨论的都是儿女今后的生活，回忆的也都是儿女们以前有趣的生活点滴。

等到自杀的前两三天，父亲又突然变得非常的沉默，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出来。那时父亲应该是在写遗书。

在遗书中，父亲希望回到老家三十六亩村安葬。

母亲带着我们一起护送父亲的骨灰盒回家，母亲紧紧抱着他，一路轻声地说：“我们回家”，隔一段路，往车窗外扔几张纸钱。

落叶归根，我们把父亲葬在三十六亩村一个山包上。

他才41岁。

那年我已经11岁了，在学校的课堂上，老师指着我，告诉同学们：“什么叫叛徒？像严浙湘父亲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就叫叛徒。”

只有母亲知道，父亲自杀，不是畏罪，是想把包袱全部带走，那样就不会影响儿女们的前途。

可惜，我的父亲还是想错了。

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我们六兄妹上学、参军、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每当我们在学校里受到同学的嘲笑和欺侮，母亲总是对我们说：“你爸爸是好人，是抗战老兵，党和政府以后会给他正名的。”

只念过两年私塾的母亲，从此开始天天伏案替父亲写申诉材料，交给当地党委政府的就亲自送上门去，给省里中央的，就通过邮局寄过去。

那些年，母亲写的申诉材料，有好几麻袋。但石沉大海，没有任何音信。

1969年，我们全家被下放，再次回到三十六亩村。

我们住进了一间稻草房，这是父亲第二次带母亲回去时亲手搭建的。如果说有房才有家，这两间稻草房可算是他们唯一的家了。

能回来陪父亲，母亲觉得是件好事，她做了长久打算，她开始精打细算，用全部的智慧来养活一家老小上面。

母亲将稻草房划分出四个区块：四分之一用来当儿女的卧房，四分之一用来当猪栏，四分之一用来当鸡舍，四分之一用来当灶房。

每年的3月18日是父亲的生日，母亲都会煮起挂面，让全家人吃；到了10月14日，就是父亲的祭日，母亲都会去铁路道口烧点香纸。

风吹起灰烬，总有一两片，停在母亲从黑变白的头发上。

但为了儿女们的前途，母亲还是带着我和身患重病的三姐，两次重返衡阳建湘机械厂，要求落实政策。

建湘厂的负责人见我们实在可怜，将我们安置在四壁透风，屋顶漏雨的临时工棚里。可实在没钱医治，21岁的三姐病逝了。

就在同一天，我也患急病被送进医院，医生当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母亲白天她在招待所里洗被子，晚上来医院陪我，24小时不眠不休，几天就瘦得皮包骨头。

尽管如此，母亲从未叫过一声苦。我们都知道，只要父亲的问题不解决，她就不会倒下。

1979年2月11日，我们才等来父亲平反昭雪的消息——父亲不是叛徒，他是一名抗战老兵。

那一天，母亲在一张宣纸上，认真写下了：“感谢党的关怀，感谢老师的教育。”

父亲的问题平反后，压在我们身上的政治包袱也慢慢卸下了。我们兄弟姐妹的生活也渐渐安定下来，天南地北各自成了家。

辛苦一辈子的母亲常常被接到各家去住，可每住上一段时间，任凭我们怎么挽留也要离开，回到建湘厂她自己的老房子。

建湘厂的老房子，破旧、狭窄、黑暗、潮湿，独自一人生活的母亲，会是多么的孤独寂寞啊。我们也只能抽空回去陪母亲住。

有一天晚饭后，坐在灯光下我与母亲聊天，我问她：“妈妈，你觉得哪里是我们的家？”

母亲想了一下，说：“三十六亩村才是我们的家，那里，有你们的爸爸。”

我也终于明白，母亲为何要回老厂住，这里再破旧，毕竟有与父亲一起生活过的记忆。

2017年8月6日早上，母亲在建湘机械厂家属房附近散步，不慎摔倒，造成股骨断裂，并引起臀部大量出血，此时她已经89岁高龄。

8月19日，一直昏迷不醒的母亲，突然在病床上声嘶力竭地挣扎着，大声地喊道：“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你们的爸爸穿着军装来接我回家了……”

第二天，母亲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遵照母亲的遗愿，我们把母亲送回三十六亩村与父亲合葬。

分别了整整50年之后，他们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一生，永远永远也不会分开了。

1945年徐沾云与严启忠的结婚纪念照

在记录的这一刻，64岁的严浙湘兄妹虽受父亲的“历史问题”影响很深，但他们从没有怨恨过父亲。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母亲徐沾云的存在。

不管外界如何诋毁自己的丈夫，徐沾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她对丈夫的爱和信任。

在她的前半生，她经历无数次的磨难，但她从没有被击败。徐沾云的身上，有着女性特有的顽强生命力。

对于她来说，活着就是态度，也是价值。

因为只有活着，她才能够为丈夫申冤；也只有活着，她才能让孩子知道历史的真相。

徐沾云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

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可在留言中告诉我。

编辑：霞姐 喀秋莎袁

插图：宋老K

记录时间：202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