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女儿李特特：党内高层领导都烦我，因为我总找他们“化缘”

李特特，出生在国家领导人的家庭，似乎应该过上安逸富足的生活，享受着人们羡慕的目光。她的人生却远非如此，充满了坎坷和挫折，甚至曾经听说，有人说她“总找高层领导化缘”，那么这个背后到底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蔡畅和李富春是当时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对特殊夫妻。他们结合了个人理想和家庭责任，但这并非一帆风顺的过程。李特特作为他们的女儿，也在那个时代的动荡中成长，承受着不同寻常的压力和教育。

蔡畅次怀孕时，她和丈夫李富春面临了一道艰难的抉择。蔡畅原本计划终止怀孕，以便专心参与革命活动。在葛健豪母亲的强烈反对下，他们最终决定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对蔡畅来说，这次怀孕和生育经历成为他后来接受绝育手术的原因之一。而对李富春来说，这个孩子的到来可能唤起了他内心深处的责任和使命感。

在成长过程中，李特特深受父母革命活动的影响。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时期，她经历了频繁的搬迁和身份变换，生活在恐惧和压力之下。蔡畅和李富春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不得不不断化名换姓，这也让李特特感受到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孤独。

而再一次深夜里，他们匆匆化装完成了一项任务，回到家中，却发现李特特吓得大哭不止。蔡畅尽管用心安抚，但李特特的哭声依然无法停止。为了不引来不速之客，蔡畅不得不将李特特暂时关在储藏室里。

幸好，李特特的哭声唤醒了同住的周恩来。他迅速出现在储藏室门前，将孩子抱了出来。

事后，周恩来责备蔡畅：“对待孩子要有耐心，不能着急，更不能用体罚。你们把孩子关在黑暗中，我都觉得心疼。”

在那个时代的影响下，李特特养成了少言慎行的品质。她后来自觉地为父母的事业提供了帮助，成为了他们革命行动的一员。李特特曾自豪地说：“我从4岁起就参与了革命工作！”

1938年，面对着祖国的危局，中共中央做出了重要决定，将一批革命烈士遗孤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办的儿童保育院学习，李特特也被纳入其中。来到苏联后，她踏入了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的硝烟弥漫，国家危难之际，李特特和其他年长一些的孩子们被派往军事训练营，准备为后方支援工作做好准备。在那段时间里，她在医院里拼尽全力照顾伤员，不分昼夜地换药、喂食，甚至亲手将一筐筐残肢埋葬。在严寒的冬日里，她与莫斯科的百姓们一同挖掘反坦克战壕，为国家的安全竭尽所能。

直到1944年，李特特才得以重返校园，开始在莫斯科鲍曼工程技术学院继续学业。1948年，她转入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深造。24岁那年，她与一位俄罗斯青年结为夫妻，一年后，他们迎来了一个可爱的混血男孩。

1952年，李特特毕业于莫斯科吉米辽谢夫农学院，携二儿子回到祖国。尽管她的父母已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但她并没有因此享受到特殊待遇。在父母的鼓励下，她带着年幼的儿子投身北大荒的开荒事业，默默奉献了三年岁月。

当丈夫被调往北京工作后，语言不通使得他们之间的交流逐渐减少，最终导致了他们的离婚。在这段困难的时期里，李特特并没有沉溺于悲伤之中，而是选择了接受新的挑战。

195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了原子能应用研究所，李特特被调至北京，开始了新的工作。她在研究所担任情报翻译工作，致力于搜集和整理有关核辐射和放射性同位素在农业方面应用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她的努力建立了一座庞大的资料库，为中国的农业科技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

1964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标志着中国在核技术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李特特也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她的工作为中国的原子能应用研究所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持，为中国的科技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退休。尽管国家为她提供了一定的福利，但她并没有选择安享晚年，而是毅然投身到义务扶贫工作中。她用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责任。

1989年3月，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李特特主动承担了基金会的重任，并慷慨捐出5000元。基金会成立之初，资金短缺成为了最大的挑战，为了筹集扶贫资金，李特特不得不四处奔波。她回忆道：“有时候为了说服人们捐款，我们真是口干舌燥、奔波劳累。我这个年纪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时哪曾干过向人家要钱的勾当？可是为了那些贫困的人，我只能硬着头皮去做了！”

李特特的通讯录里满是中国政界高层领导人及其子女的联系方式。她曾开玩笑说：“我父亲以前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经常交往。但现在他们都不太愿意接我的电话，似乎有些讨厌我了，因为我打电话给他们的目的都只有一个——‘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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