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中共地下党员，李登辉如何选择"退党"？真相：他一生都在背叛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1995年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达理的文章——《李登辉其人》。

这篇长达1万多字的文章，列举了大量事实，对李登辉分裂祖国的面目进行了彻底揭露。

然而，李登辉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又是如何爬上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的地位的呢？

1、“上等台湾人”的背后

1923年1月15日，在台北县三芝乡埔坪村的一个小康之家——“源兴居”，随着一阵哇哇的哭声，该家的第二位少爷来到人世，这就是后来贵为台湾当局最高领导人的李登辉。

其时，岛内大规模的反日武装斗争，因不敌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而转入低潮，而日本殖民者为加强对岛内民众的分化与监控，在岛内各地加强了警力部署，一些被日本殖民者认为是“良民”的人也被选中扮演“眼睛”或打手。

李登辉之父李金龙正是在这一历史环境下，出任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刑警，李家也就成为了“上等台湾人”。

这为李登辉后来能到条件较好的学校接受教育，并到日本求学，乃至认同日本提供很深的家庭与社会背景。

李登辉祖籍福建永定，客家人，与新加坡资政、前总理李光耀系出同族，由李登辉的第十四代上祖渡海入台。

其祖父李财金务农为生，亦经营过屠宰业。李登辉的哥哥名叫李登钦，被日军征兵派调菲律宾，最后阵亡。弟弟李炳南，曾任贸易公司的总经理。但是，李登辉从不在公开场合说自己是客家人，也从来不说客家话，家庭礼拜都是用闽南话进行。

李登辉的童年是在三芝乡埔坪村度过的。上学后，李登辉开始接受完全日本式的教育。

小时候的李登辉并不聪明，只是因为长得高而担任过汐止小学一年级男生班的班长，随着家庭住址的变化，在六年小学过程中，曾三易学校，由汐止小学而三芝小学，再至淡水小学。

但是，李登辉从小表现出一副温驯的样子。更由于频频转移就学环境，使其同学及玩伴也屡屡转换新的面孔，他经常被别人视为“陌生人”，这可能造成了他独立于群体之外的心理因素，导致他后来沉默、内向的一面。

李登辉的某位小学教师后来也一再证实，李登辉在小学时“是很听话的”，他在三芝小学的同窗称，“阿辉读书时好像很少和同学一起玩，也很少说话”。

小学毕业后，因为日本人实行“差别教育制度”，一些教学质量较高的学校只招收日本人子弟及个别成绩“特别优异”或有特别家庭背景的学生，这使学习成绩本不突出，又非日本人子弟的李登辉在升学问题上遇到了不少麻烦。

在小学毕业的第一年，李登辉报考了师资水平与教学质量在当时的台湾都名列前茅的台北师范学校，结果是榜上无名。

随即，李登辉又报考在岛内称得上一流学校的成功中学，结果又以名落孙山而告终。

2、亲日的缘由

连遭两次落榜的打击后，李登辉在家补习了一年的功课，再去报考台北师范学校，结果还是没有考取。在报考好学校三次无果之后，李登辉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次年，李登辉插班进入教会学校——淡江中学。

其实，这所学校在当时的台湾仍属贵族学校。在这里，李登辉仍是口才木讷，在同学与老师的眼中仍不起眼，亦无什么优良的纪录。

李登辉如同许多其他的平凡学生一样，戴着有校徽的帽子，穿着黑色的上衣，下课后拖着木屐走过淡水街头，书本则是用一块蓝布包扎着斜挂在肩上。

到了十五六岁时，他开始遭遇到“自我”困扰，并有些自我狂想。

据他后来回忆：

“那时候，自以为有多了不起，骄傲得很。在学校和朋友不能和睦相处，回到家里和父母闹意见。这些问题发生时，也会问自己，为什么‘自我'这样强？自己的意见总是要坚持到底？”

在校期间，他大多独来独往，有问题也喜欢一个人思考，少向人请教。他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是《浮士德与魔鬼》。唯一参加的团体活动是剑道训练，他学会了忍、准、狠的要诀。

这一学问，使得李登辉在后来岛内暗潮汹涌的政治斗争中无往而不胜，将一个个反对他的人挤出政局。

1942年，李登辉从淡江中学毕业，进入台湾师范大学的前身台北高等学校。李登辉进入三年制的台北高等学校时，班上的中国学生只有四位。

当时，如果不是公务员或贵族大绅的子弟，是不可能进入这样的高等学校的。1943年，李登辉还未读完台北高等学校，就到了日本在京都的帝国大学求学。因为日本不准许台湾殖民地的学生攻读法政科系，这使得这位来自台湾的学生只能选择农业经济。

日本的文科大学生必须从军，李登辉也因此当过一名日本陆军的炮兵中尉。

李登辉在日本读书期间，随着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日本本岛的情况越来越糟。美国的跃岛战术使战火一天又一天地逼近日本本土，轰炸机不时到日本上空作地毯式轰炸，民间的食物补充也越来越缺乏，整个社会人心惶惶。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

8月9日，第二颗原子弹又在长崎爆炸。李登辉在这里自然也是终日提心吊胆。

3、“共产党员”李登辉的“退党”奇遇

在日本学习期间，李登辉所接近的同学友人不乏是马克思主义的追随着，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位绰号“泰山”的杨廷椅。

杨当时是台湾赴日学生集会所“乌秋寮”的常客，耳濡目染之下，使李登辉也曾自我期许要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青年。

据他自己后来回忆，在日本就读时，最喜欢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他对日本政论家河上所著的《社会主义问题》及马克思的《资本论》感兴趣，而认真加以研究。

在日本，他目睹了日本本土和殖民地之间的行政效率和都市建设落差，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很仰慕。由于李登辉所受的是完整日本式教育，在他日后的说话及文字中常常出现近似日本语法的名词，如“一代建国”“一个牺牲、两个灵魂、三个能力”等等，令人看了似懂非懂。

也正是由于李登辉一向不喜“旧观念”、“旧思想”，使李登辉的日语比中国话流利，闽南话比客家话流利。

也许是其日本情结太深，虽然两度留美，共三年半，但英语并不流畅。美国前总统福特访问台湾，被安排与李登辉比赛一局高尔夫球，从开杆到结束，两人没寒暄几句话，只靠宋楚瑜奔走传话。

“中央通讯社社长”洪健昭曾任李登辉的翻译，据他透露，李登辉在接见外宾时，当他无法以英文表达时就说台语，有时突然用日语，翻译要三种语言都会才能胜任。

1947年暑假，李登辉参加了一个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读书会”的筹建工作，并且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这一工作的还有其他几位中共地下党员。

据称，李在工作中与另一中共党员发生了矛盾，使他的思想观念有了转变，开始觉得“科学救国之路”可能比“政治救国之路”更适合于他，因此，他以要求安心做学问为由，决定退党。

地下党组织于当年9月间批准了李登辉的退党申请。

至于其退党的深层原因，据国民党老牌特务、亲手侦办李登辉“共产党案”的谷正文回忆：

“依我后来约谈的印象，我认为李登辉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并不深刻，也无特殊热情，他加入共产党，大抵只是看到国民党当时在大陆的颓败，再加上周遭知识分子的拉拢而已。而他背叛共产党，其实也不是对它产生什么深仇大恨，而是缺乏实际的参与热情，日渐疏离的必然结果。”

4、如何进入政坛？

1948年，时年25岁的李登辉从台大农经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月薪500元台币。

1949年，李登辉与其同乡曾文惠结婚。1951年，李登辉考取“中美基金会”的奖学金，前往美国中部的依阿华大学研究农业经济与物价关系，为期一年半，获得硕士学位。

这是李登辉首次抵达美国。这也为李登辉在今后台湾的学术界与政界得到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后据李登辉自己回忆，在留学美国的日子里，他的生活并不宽裕，仅有一份微薄的奖学金，不但要维持他自己在美国的一切生活费用，还要寄一部分回家。

据说，在那一段时期，除了黄大洲给予他资助外，后来投身于民进党的黄信介也曾在经济上给予他协助。两人因而建立起长久的友谊。在美国做研究时期，李似乎并未参加什么活动。

回台后，李登辉得到台大同学郭婉容的大力帮助，立即在台湾大学出任讲师。此时，李登辉除了在台大任职外，并担任了台湾合作金库的研究员，此后一直有兼职，收入在一般人以上，家庭生活也获得改善。

1954年，台湾尚未完全安定，金门海面仍有空战，美国对台湾的援助增多。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是年亲拨了一大笔经费，用来改善台湾大专院校的设备环境，并吸收了东南亚华侨学生到台湾读书。

于是，台湾大学教职员工的待遇和福利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时年31岁的李登辉在台大继续教学的同时，在其老师徐庆钟（当时正在台湾政坛走红)的介绍下，李登辉又兼职到台湾省农林厅任技士兼经济分析股股长。

这样，李登辉开始了其身兼三职的生涯。1957年，李登辉又成功地挤入当时待遇高（月薪200美元，合新台币8000元）、福利好的“农复会”。

他从技佐、技正，而后升任到农业经济组组长。在台湾仅有的带空调的办公室里上班。李登辉在“农复会”里一干就是12年，其间，还兼中兴大学教职，也曾到政治大学讲课，因而与当时同在政大的李元簇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可能是后来李登辉提名李元簇出任“副总统”、国民党副主席的原因之一。

到了1965年，在“农复会”任职的李登辉近水楼台先得月，获得美国洛克菲勒农业经济协会及康奈尔大学的联合奖学金，赴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一年，李登辉正好42岁。

5、与康奈尔的联系

康奈尔大学是美国著名的学府之一，号称“长春藤”学校。此地华盖云集，名流如云，美国的农业政策的决策层绝大部分都出于此校。

李登辉当时的指导教师，就是当时“美国农经界的重镇”梅勒教授。据曾在康奈尔大学教过李登辉的华裔学者费景汉教授回忆，梅勒和他，以及另一华裔学者刘大中教授对李登辉的学术思想影响较深。

李登辉在康奈尔所用的名字是T·H·Lee。当时康奈尔的环境对他并不全然陌生。因为从台湾去读书的人数不少，和他同期的有陈和田、高英茂和黄文雄，还有比他早去的刘泰英与黄大洲。这些人后来都受到李登辉的多方照顾。

特别是黄大洲，黄在台大时是李登辉的学弟。但黄大洲先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社会学，李登辉反而变为他的学弟。由于黄大洲的家境比较好，在经济上帮助过李登辉，更协助过李登辉写就论文，因而，李登辉后来官运亨通时，黄大洲也扶摇直上。

由于李登辉事经沧桑，又年事已高，对此次学习机会十分珍惜。

他在上课之前，总有充分的准备，事后，也复习的比较好，并且早早地为毕业论文做准备，这都是一般年轻学生所不具备的。因此，曾经当过李登辉导师的斯丹教授也称李登辉当时是一位认真、努力求学的学生。

在美国期间，尽管李登辉的家中已小有积蓄，但仍十分注意勤工俭学，每当学校放假，其他青年同学成群结伴地外出旅游时，李总是在找活干。据说，当时的康奈尔大学校园里，还可经常看到李登辉“孤独”的身影在剪修草坪、花木。

1968年，李登辉终于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农经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农工兼资本移动问题——1895到1960年间台湾个案研究”，长达400余页，洋洋数十万言，阐明了半个世纪台湾农业发展的过程，探讨了农业对台湾经济中资本形成的贡献。

在论文中，李登辉把台湾经济分成农业、工业两个基本部门；在此基础上，分析如何使农业把剩余产品和资金转移到工业发展上的内在机制；阐述了农业向工业部门输出消费品、生产原料和外销产品，而向工业部门购入消费品、农业生产原料和资本财产的循环过程；说明农业输出扣除其输入，就是农业对台湾经济发展中资本形成的贡献。

李登辉在论文中得出的结论是：

台湾的农业在不久的将来，从劳动力、土地、资源、生产等方面来看，都将臻于极限；台湾经济中以农养工、以农促工的阶段已“功成身退”，未来应是工业回馈农业的时代。

由于李登辉的论文证据充分，论证可信，使其荣获1969年美国农学会的全美杰出论文奖。

李登辉在康奈尔留学时，经常与台湾学生聚会，地点是斯太街的留学生寓所。李登辉常以他拿手的“牛排宴”款待来客，因而得到了“牛排李”的绰号。

在众多台湾学生中，以李登辉的年纪最大，他又被尊为“德高望重”的老大哥，知名度也较高。为了在节日聚会时不让小学弟扫兴，一向沉默寡言的李登辉也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开始不露声色地暗中苦练小提琴。

果然，在圣诞节当晚，当身材高瘦的李登辉上台演奏小提琴时，台下听众无不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一曲奏罢，居然博得满堂喝彩。

此外，在康奈尔的琼斯高尔夫球场，李登辉还学会了打高尔夫球。这为李登辉后来推动所谓的“银球外交”打下了基础。

6、李登辉与“台独”的渊源

李登辉从日本回到台湾后，插班在台湾大学农业经济系。

而曾与李登辉同时在日本求学的彭明敏也刚从日本回来，就读于台大法学院。后来，二人也都被留校任教。因两人多一层，同赴日本经历，加上两都对国民党当局颇有不满，因此，两人关系显得格外好，经常坐在一起探讨各种问题，此一情形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据彭明敏回忆说，他与李登辉在台大时经常长谈，李登辉对国民党当局的“肥料换谷”政策批评激烈。

彭明敏还称，就在因他本人在1964年中秋节前被当局以“叛乱罪”逮捕的前一天，他还与李登辉在一起。

彭明敏对国际法颇有研究，本是蒋氏父子着力培养的台籍“青年才俊”，很早就被聘为台大法律系教授，后又曾被选派为台湾当局在联合国的法律顾问，并受到蒋介石的亲自“召见”，蒋并有意对其进一步的培养，但彭明敏却并不领蒋氏父子的情，始终不愿加入国民党。

后来，彭明敏的政治主张明显趋向“台独”。

1964年，彭明敏与其学生谢聪敏等人一起炮制出所谓的《台湾人自救运动宣言》，宣称“‘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呼吁台湾民众起来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团结一千二百万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诚合作，建设新的国家，成立新的政府”。

就在彭明敏的《自救运动宣言》即将从印厂拿出散发时，被台湾的情治机关及时发现，彭明敏等人被捕。

后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彭明敏流亡到了美国。1965年，李登辉再次赴美求学时，彭明敏正在美国推动其“台独”活动，据传彭与李在美国又多有接触。

另外，由于蒋氏父子在岛内推行的“戒严”体制，使岛内的“台独”分子噤若寒蝉，但在美国、日本等地的“台独”分子却异常活跃，并有成立了不少“台独”组织。

1968年，“台独”分子在美国成立了“台湾独立联盟”，鼓吹“暴力革命”，主张通过武装起义、暗杀等手段，推翻蒋氏父子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

当时与李登辉同校且互称“老大哥”与“小学弟”，关系密切的黄文雄等人就是被该组织吸纳的成员之一。黄文雄在康奈尔大学是学政治的，在加入该组织之前，就极力鼓吹“台独”。

据李登辉某次向“国安局”供认，黄文雄某天在和他一起吃牛排时，向在座的人灌输“台独”理念，结果几人搞得不欢而散。

1969年4月24日，正在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时任台湾“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在纽约市布拉萨酒店门口突遭“台独”分子黄文雄与郑自才的枪击，幸而无恙。

由于李登辉与黄文雄两人过从甚密，而黄文雄又成了“台独”组织中的杀人凶犯，案发后，黄在岛内的一些往日的好朋友，包括李登辉等自然被岛内的情治组织再次盯上。

此外，李登辉在康大的老师刘大中教授，1967年返台任“赋改会”主任。

据台湾《自由时代》的一篇报道透露，当刘大中在台湾负责进行赋税改革的消息传回美国后，康大的一些台湾留学生在校刊上发表匿名文章，批评刘在台湾助纣为虐，“替蒋介石压榨台湾人的血汗钱。”

这篇文章据说“事实上不是李登辉所写，而是另一位‘台独'运动人士写的，但是当时国民党在美的特务人员却硬是栽在李登辉的头上，报告直指李登辉匿名撰文抨击刘大中。于是，‘台独分子'涉嫌打击政府官员刘大中的黑资料，就此列入有关李登辉的‘秘密档案’中”。

这成了当时的国民党特务怀疑李登辉与“台独”有牵连的又一依据。

由于李登辉的“台独”嫌疑，使他一度陷入一生中“最苦闷的时期”。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