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假我以文章——唐晓峰老师谈《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

这部《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的推出实际上对历史地理学的价值又是一次充分的肯定，我对这件事非常高兴。

那么，这本书一下子把地理学这个角度提出来，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用地理分析的提示。真的，地理对于中国来讲，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地域国家来讲非常重要，它有非常复杂的地理构成，也有非常复杂的地理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如果和文明过程结合起来的话，这个地理过程有5000年的时间。

其实，在中国大地上5000年的过程当中，这块大地上的面貌风起云涌，内容非常丰富，而且大地本身从华夏文明的创建开始，一直到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在这块大地上实际上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文明成果和文明的成就，有许多名地理名词只要一提出来，我们立刻就可以联想到它是中华文明的象征，长江和黄河都是自然体，但是只要提到这两个的名字必定是中华民族的，还有很多高山，也是如此。这是自然体被高度地人文化、文明化，这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你看中国自然的名山大川，其实都可以找到他们的文化的含义，我在美国的时候和他们交流，我问美国人有没有文化名山，也许印第安人他们有，但是他们的势力太小。我问后来去的这些欧洲人美国有没有文化名山，他们一个也想不出来，而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名山太多了，数不过来，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山河的这个文化属性，或者说文明属性，是我们华夏文明在这块大地上的属性，我觉得这部书是充分地体现了这个方面。应该说，这是非常好的向社会提供的很有价值的读物。当然有很多人文地理的东西本身就是我们文明的成果，它不是不仅仅是我们的第二环境（除了自然环境以外的人群），它也是文明本身的人文体制度，所以我们这部书里所讲的各种重要的人文体制度，实际上就是我们文明本身的组成部分，是环境，但是也是本身，这个是在地理学方面非常强调的。地理不是外在的东西，是社会本体的东西，这是很重要的地理学提出的事情。

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大地，我们老说接地气，什么是地气？我们中国地气有5000年的深刻记忆，所以我们要接地气，必须接上5000年的文明。因为现在中国，从认识中国文明来讲，我们一直在认真地对待一个数字，就是到底我们有多么长的悠久的历史，现在我们已经很自信说我们有5000年，那5000年的文明过程，在大地上有非常复杂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如果不讲清楚，对于中国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

有一些哲学家就讲人的知识，一定是从三种文本获取的。一个是我们最熟悉的书本，就是文字的文本。其实还有两个我们可能是不自觉的，但是它也是重要的我们的知识的来源，一个是口头的，你听到长辈、师长所有人对你讲过的话，口头所流传的这些东西，是人类认知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这是两个。

那第三个就是大地，你走在大地上的所见所闻，所看到的大地的景观，你会获取大量的知识，很多知识只有在这个过程之中你才能获取，所以说大地本身是人类获取认知的三大原始文本之一。我们这部书从地理学的角度来注释中华文明，我想是完成了这样一个，或者说提示出这样一个角度，我们要认识中国，认识中华文明，我们不能忘记大地，不能忘在大地上发生过的事情和大地本身所发生的变化。就这片土地，原来是我们说的东亚，但现在因为有很多具有文明象征性的遗址记录这个地方，提到长城，提到大运河，没有人会否认说这是中国，这是中国大地的文明属性。由大地上的这些所有所形成的，所固定下来的这些文明象征物所组成的东西，是我们文明的非常突出的表征的一个方面。不光是诗歌，李白甚至也讲大地假我以文章，他也把大块文章，大地也看成是一个包含了很多内容，我们可以阅读的对象。

我们这本书，从抓住地理学的这个角度，从列出了20多个题目，聘请了有研究的21位作者把中华大地最重要的事情书写一遍，解释一遍，是在大的当代时代任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我觉得这部书的确是有它的特殊价值。

品读中国 | 唐晓峰：华夏文明中的山脉

★ 唐晓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山西汾涑流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历史地理研究”负责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

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华夏文明是个多山的文明。在两千多年前的《五臧山经》一书中，就专门记载了山地的广阔与神奇。古人认为山地与人类密切相关，而且是多方面的。这种多方面的相关性，古人理解为山地的神性。高山具有神性，在人类早期地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稍晚的《禹贡》，则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记载了九州具体的名山。九州是现实的文明世界，九州之内的高山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舞台上的独特风景。

在文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山脉一方面具有政治、军事、交通价值，另一方面又具有思想、艺术价值。这两个方面的价值，在中华文明历史中均有充分的体现。

山脉与历史

以交通障碍为基本属性，山脉在政治、军事方面具有不可回避、无须论证的重要作用。人类社会群体的发展在触及山脉的界线时，必然面对选择。在守成的一方是屏障，在积极进攻的一方是逾越的目标。屏障使一些群体得以持续生存，而逾越则是更大的地域整合必须完成的任务。

对于发展的群体，在山脉面前思考并实践探索的主要是“要道”。对于守成的群体，思考并努力构建的主要是“雄关”。同一个山谷，一攻一守，是一对人文属性，是人文行为赋予山脉形体的双重价值。在中原的山脉中，古人既有“太行八陉”，也有“天下九塞”。陉是通道（陉，连山断处，又通径，为通道），塞是防守。太行八陉中有井陉，天下九塞中也有井陉，它既是陉，又是塞。这正是双重价值的一例。

▲ 太行山

太行山可视为中华文明的第一历史名山。太行山内外有着比较复杂的人文关系，一方面，太行山外面的山麓地带，特别是东南方一带，是早期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诞生过不少大小都城。另一方面，太行山里侧却是“戎狄”的天地。山地适宜戎狄活动，他们“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具有另一种与平原农业社会不同的生态系统。山内的戎狄与山外的华夏，有着很长时期的攻防历史。

晋国是被分封在山西南部山区的华夏诸侯国，开始时势力不大，被戎狄包围，“拜戎不暇”，后来逐步强大，向北发展。晋国及其拆分出来的韩、赵、魏，逐步统治了太行山内的大小盆地，实施经济开发，政治稳定，戎狄或被同化，或被逼迫到边缘地带。赵国更是向北拓展，直达阴山下。

华夏文明触碰了阴山，随即开启了宏大的历史。阴山是中国北部的名山，历史名气颇大。不过，在许多历史叙事中，却被概念化为一种巨大的天然的屏障，其意义只在于分割两个大地理单元，分割两种经济，进而分割两大民族形态。另外，阴山似乎总是与战争一起被描述，被认识，被记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种概念是错误的。阴山具有历史纽带的一面，沟通是阴山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

中国中部的秦岭山脉横亘东西，与太行山南部及中条山接近。这些山脉之间是古代华夏文明的轴心地带，著名的函谷关就在这里。函谷关不是华夷分界，而是华夏地理结构内的自分，具有突出的军事以及社会文化意义。洛阳为首都的时代（东周），老子从东向西走，是出函谷关。后来长安为首都，于是反过来，从西向东走算出函谷关。这个“出入”的称呼的变化，反映了古代华夏世界政治地理结构的反转变化。

秦岭山地构成宏观气候分界线，南北两方气候不同，远古以来孕育了不同人文群体。北方为华夏故地。秦岭南面，西有四川盆地，东有汉水流域，古代各自发达。四川盆地曾有巴蜀文化，三星堆遗址令人惊异。汉水流域乃楚国地盘，楚君曾自称为“王”，问鼎中原。

在古代经典地理文献《禹贡》中，将楚地称为荆州，将蜀地称为梁州，为“九州”中的两州。《禹贡》如此描述，已经将秦岭南部归入华夏，这是长期文化融合的结果。早时的二里头文化曾沿秦岭东端南传，如果二里头文化果真为夏代遗存，则夏朝已经开始了南扩的历史。到了商代，已经在长江附近建立据点，今湖北黄陂发现了地地道道的商朝文化遗址，有城邑、宫室、贵族墓葬。周朝在汉水北部封建诸侯，称“汉阳诸姬”（周统治者是姬姓）。

▲ 昆仑山

秦国从秦岭西边通道进入四川，壮大国势。自渭河流域向东南，另有一路，斜穿秦岭，经武关到达今南阳一带。这一线交通在关中建都的时代也是极其重要。刘邦就是由这条道路，抢在项羽前面攻入咸阳。《史记·秦始皇本纪》说：子婴为秦王才四十六日，“沛公破秦军入武关，遂至霸上，使人约降子婴”。秦岭南北方政治的整合是华夏文明发展的又一巨大成就。

再来看燕山。燕山接续太行山，继续向东勾勒出古代华夏区域的边界。这些山脉的走势，仿佛是“天以限华夷”，很是完整。燕山南面是大平原，北面是蒙古高原，又是两个人文生态世界。燕山阻挡北面季风，南部山脚下适宜人居，早有人群集团在这里发展。周武王灭商，为了安抚天下各种势力，分封了一些中立的集团。在今天北京这块地方，有一个中立集团被封为蓟国（都城在今宣武门一带）。不久，周朝派自己的人来，在南边不远的地方建立燕国（都城在今北京房山琉璃河）。天下是周人的，燕国当然势力更大，找个机会便将蓟国灭掉。燕国随后成为北方大国，但初期仅局限在燕山以南的平原地区。

燕国的发展，战略方向之一是向北翻越燕山。《汉书·匈奴传》载：“燕有贤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国遂占据整个燕山山地，并在燕山北坡修筑长城。燕国之举，掀开了燕山南北两方争雄的历史。燕山虽不及太行、秦岭绵长，但其南北两方的争雄，仍然是中国历史中头等地位的大事。

以燕山为中心做宏观地理观察，西北方是蒙古高原，南方是辽阔的华北平原，东北方是东北平原及山林。在中国王朝历史后期所出现的历史地理事实，足以说明燕山地位之重：正是来自这三个大地区的人，依次建立了统治整个中国的庞大王朝。从蒙古高原来的蒙古人建立了元朝，从南方来的汉人建立了明朝，从东北来的满人建立了清朝。燕山脚下的北京城，作为这个历史大旋涡的中枢，成为中国的京师首善。

燕山上的长城，见证过波澜壮阔的历史。燕国首先在燕山北部修建长城，秦朝因之。到北朝时期，北齐改在燕山南部修建长城，后代继续修缮利用。燕山可以说是伟大的长城之山，燕山长城与京师最贴近，时间最持久，形态最壮观，守卫的是一系列南北往来的著名通道，如居庸关、山海关等。关，属于山脉，属于社会，属于历史。自然的高山，配以古老的人文雄关，是我国高山文化十分突出的特色。

五岳：高山神圣性的代表

拨开历史中的战争风云，我们看到山脉历史的另外一面，即厚重的思想文化属性。在思想性方面，当首推五岳。五岳是具有方位代表性的神圣高山，它们是文明核心地域范围的象征，是华夏文明地理构建中极具特色的成果。

中国高山众多，同大川一样，是最显而易见的自然地理景观。一些位置重要、形体显赫的高山，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最早被赋予了人文含义，它们就是古代的“名山”。对“名山”，古人又依不同的标准，将它们分类组合，排成名山系列，构成象征意义，五岳便是其中之一。

▲ 元代五岳分布图

元至顺元年（1330）

五岳是华夏地理文化中五大名山的总称，是王朝政教、宗教信仰、自然审美共同推动的产物，有悠久的历史，也有很浓的意识形态色彩。五岳包括东岳泰山（主峰海拔1532.7米，位于山东泰安泰山区）、西岳华山（海拔2154.9米，位于陕西华阴）、北岳恒山（海拔2016.1米，位于山西大同浑源县）、南岳衡山（海拔1300.2米，位于湖南衡阳南岳区）、中岳嵩山（海拔1491.7米，位于河南登封）。

▲ 泰山上的“五岳独尊”石刻

五岳概念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地理思想史的一件大事，而五岳本身则是古代文化地理与政治地理的重要内容。众所周知，运用礼仪制度与道德规范对政治进行有力的辅助和补充，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大特点。两周以至秦汉时代，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形成期。在政治地理方面，完成了充分的封建制的实践，以及由封建制向郡县制的深刻转变，从而解决了对广阔国土进行一统性政治建设的艰巨的历史课题。五岳从概念到事实的确立，是这一政治—文化地理过程的重要侧面。它一方面以礼仪道德的形式支持着对辽阔国土的一统性的建设，另一方面则展现了中国文化是如何向自然景观灌注浓厚的礼法政治含义，从而使其成为独特的描述华夏文明的地理语言。

基于它们的自然基础与社会声望，五岳在历史中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文化，这主要表现在宗教文化与自然审美文化上。中国道教、佛教本有利用高山山势的传统，五岳不可避免地受到格外的青睐。在朝廷的默认或首肯之下，道教与佛教登上了五岳，一些宗教建筑甚至成为岳的景观象征。另外，自从南朝兴起自然审美文化，即山水审美，五岳就成了这种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东岳泰山之雄，西岳华山之险，中岳嵩山之峻，北岳恒山之幽，南岳衡山之秀”，是五岳各自的风姿。

在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中，借助高山景观的情思抒发，源远流长，每个大时代的颂歌中都有山的位置。比如：“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泰山岩岩，鲁邦所詹”“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中国的山脉资源丰富，千姿百态。对于山脉的各个方面的书写，是中华文明中值得自豪的文化遗产。

本文由《品读中国》责任编辑李春伶根据视频讲话整理，略有删改。文后书摘来自《品读中国 : 风物与人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 北京 : 中华书局 :科学出版社, 2023.9）一书“04 华夏文明中的山脉”，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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