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世友将王必成带上革命道路，后来关系不睦，主席调和也没用

1927年11月，鄂豫皖地区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麻起义，许多地方武装迅速组织起来，逐步开始建立根据地与反动派做斗争。

像开国上将许世友就率领一百多名赤卫队员加入红军，从此开始一段传奇的革命生涯。

由于道路艰辛，这一百多人中，能活到建国后的不多，80年代还健在的更是少之又少，最后只剩下了许世友和王必成二人。

按道理来说，两人渊源这么深感情一定很好，可现实正好相反，王必成从南京军区调走，主要就是许世友的原因，到1984年，许世友还不点名地批评过王必成。

为何二人会到这种地步？最终矛盾是否化解呢？

许世友和王必成老家是相邻的两个村，很早就已相识。当地兴起农民运动后，两人也都投身其中，许世友因为有过从军经验，当上了赤卫队队长，王必成则是下面的队员。

后来他们一起参加红军、一起在红四方面军闯出名气，直到抗战才在不同地区发展。等到解放战争，二人又同在华野麾下作战，所部都是主力纵队。

抗美援朝，他们也都是在1953年才率部入朝，在异国他乡还有过交流。回国后，许世友在华东军区任副司令员，55年改编后任南京军区司令员。

王必成则先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后调任为上海警备区，属于南京军区许世友的下属。著名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也跟许世友、王必成有关。

1960年初，许世友路过上海，王必成特意宴请，专门买了几瓶茅台。

几番推杯换盏后，王必成说这顿饭必须要留下“买路钱”，让与许世友同行的宣传干部沈西蒙帮上海警备区特务团三营第8连写个戏。

8连驻地位于红灯绿酒之中，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整个南京军区都有耳闻，沈西蒙很早就听过这些事，眼下王必成亲自相邀，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后来沈西蒙在八连足足待了40天，一边体验生活，一边搜集素材。

经过多次修改，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完成创作，搬上舞台、荧幕后，“南京路上好八连”名扬四海，一直到现在都是我军的一面旗帜。

许、王两位将军相处多、关系好，本来能将这份革命友谊坚持到最后，可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波改变了这一切。

据许世友秘书李文清在《近看许世友》中说，大运动初期，南京军区也受到影响，“造反派”多次针对许世友，让他不堪其扰，干脆给军委打报告，跑到大别山里的军区农场养病。

司令员离开，军区还是要运转，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王必成以及另一位副司令员林维先、副政委鲍先志等人就代为主持部分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造反派”依然多次冲击军区机关，势态在不断恶化。身处大别山区的许世友非常愤怒，给王必成等人下令坚决抵御这种行为，必要时可以开枪。

但此时中央并没有给出指示，采取极端手段只会激化矛盾，所以王必成他们没有照做，这让许世友认为是不听自己的话。

为稳定局面，王必成等人还无奈接见了“造反派”代表并被迫在同意搞“四大”的意见书上签了字，这更添许世友的怒火。

那些“造反派”先前可是把许世友的住处都打砸了一通，眼下军区内部却有人搞妥协，这在许世友看来，就是想联合把自己搞下去。

因此，当一批需要军区司令员签字的材料送到许世友面前时，他一把推开，还愤怒地说：这是在乱军，要自毁长城，告诉军区，都不准发布。

其实就那个时局而言，王、林、鲍他们也很不容易。面对混乱，主官许世友扛不住压力抱病了，他们却不能走，必须留下来应对。

在意见书上签字也是迫不得已，谁能顶得住那么多人的攻击。此时上级的态度也不明朗，眼下“造反派”势大，谁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授意，所以他们只能按照所见来做出应对。

这些苦衷，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许世友没有去想，他只认为是王必成等人在背后“煽风点火”，要夺取军区大权，所以，心里就存了成见。

后来中央认为动乱严重影响到群众生活，再乱下去恐怕难以控制，遂进行了一系列调整。部分单位、省市实行军管，许世友也回到南京军区继续掌权。

时过境迁，先前跟“造反派”妥协过的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等人，处境就比较尴尬了。

好在毛主席知道三人并非要跟中央对着干，也是迫于无奈才做的选择，就将他们接到北京总参第一招待所安顿，这一住就是一年多。

1969年末，三人得以重新安排工作：王必成调任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调任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鲍先志调任为济南军区副政委。

人虽然是调离了，但许世友依然耿耿于怀，毛主席也是知道此事，多次想办法为他们化解，可惜没有效果。

1971年8月南巡，此时另一件大事已迫在眉睫，但主席仍挂念着几位将军的恩怨，31日晚专列路过南昌时，主席特意见了许世友。

在讲完一些安排后又说道：你要打倒的三个人都是好人，这次就高抬贵手、刀下留人吧。

向来听主席话的许世友反常地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就一直含糊不清，主席当然明白这背后的意思，只能叹口气作罢。

在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三人里，许世友最不能原谅的就是王必成，秘书李文清曾询问过原因，答曰：

我跟王必成是老乡，我把他带出来一起参加黄麻起义，这么亲密的关系，别人反对我也就算了，就他不该。

1982年春节前夕，时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王必成因不习惯北方的天气，申请到南京养病休息，住在普陀路1号。

此时许世友已经离休，住在中山陵8号，两处相距不远。王必成还是想解释一下当初的事，就特意在过年时上门拜会。

伸手不打笑脸人，王必成做到如此，许世友也不好拒之门外，两位老战友终于坐下来聊了一聊。

他们从参加革命说起，共同追忆了曾经的战斗经历，情至深处，王必成哽咽：许司令，当年赤卫队100多号人，现在就剩你一个队长和我一个队员了，我们都是革命的幸存者啊。

听到这话，许世友暂时放下别扭，跟王必成握了手，并在分别时将他送到门口。但许世友心中始终有刺，不太愿意跟王必成有过多来往。

正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两人退出领导岗位后都定居南京，所以在中顾委里一同被划在了驻京外委员华南组。

1984年1月，华南组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轮到许世友发言时，他再次把往事翻了出来，不点名批评道：

我们的老同志之中，也有犯过错误的人，比如原先南京军区的三个老红军，对错误至今都没个表态。

大家都清楚，这“三个老红军”指的就是王必成、林维先、鲍先志。如此翻来覆去，王必成脾气再好也受不了了，立即起身离开。

参会的聂凤智跟许世友、王必成关系都很好，还是希望几位老战友解开心结的。这件事不处理好，只怕他们二人见面都不愿意见了。

想了想，聂凤智先找到许世友，指出他在会上的言论是错误的，南京党委已经作出过决定，为王必成、林维先和龅先志在过去岁月中的所谓错误平了反。还这样说，实际上是不尊重南京军区党委的决定，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许世友听后摆了摆手：我知道错了，以后不再说了。搞定这边后，聂凤智又去找王必成说：我替许司令向你道个歉，他已经表态了，今后不说了。

王必成是爽快人，立即表示此事就算过去了。因为有聂凤智的调和，同年6月华南组第二次会议，许世友和王必成都出席了。

王必成对许世友还是有感情的，轮到他讲话时，他先把当初的来龙去脉完整说了一遍，然后诚挚地看着许世友说：

“老队长，我们都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快去马克思那里报到了。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些老同志要多栽花、少栽刺，有利于团结的话多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多做。

当年你要我开枪，但我请示过总参和军委，都说军队不能调，枪不能开。毛主席后来也专门给你讲过，他们三个是好人，希望你高抬贵手。”

说完这些，王必成环顾一圈：各位同志，我今天在对当年的往事作了一些说明，提出几点意见，仅供大家参考。这些说明和意见，我不会加强于人，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大家都可以反驳！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许世友身上，只见老将军站了起来说：“王必成同志，你说得非常好。”

接着他过去紧紧握住王必成的手，几十年的恩恩怨怨终于烟消云散。

参考资料：1、李文清.《近看许世友》

2、康月田.《恩怨重重:许世友与王必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