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黄克诚病重住院，张爱萍握着他的手说：老师长，我来看你了

1986年初，黄克诚因肺心病加重，引起肺部感染而住进了三〇一医院。自从1977年恢复工作之后，黄克诚的身体健康情况就一直不太好，时不时就需要到三〇一医院接受住院治疗。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黄克诚算是三〇一医院的老熟人了，而且黄克诚还是一位心态乐观的病人，因为他每次住院都能认真配合医护人员的工作，积极接受治疗。

然而，这一次住院，让医护人员觉得有点奇怪——黄克诚似乎不太愿意接受治疗，他不仅多次拒绝医护人员为其注射药剂，甚至还在清醒的时候故意将插在身体上的吊针管子和针头拔掉。更让医护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每当黄克诚拒绝接受治疗的时候，他的夫人唐棣华总是流着眼泪向医护人员道歉：“他（黄克诚）就是这样的人，请你们不要介意，要不就遵从他的意见算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医护人员后来才知道了其中的原因。有一次，医护人员按照惯例准备给黄克诚注射药剂，可是躺在病床上的黄克诚却语气坚定地说道：“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要再因为我而浪费国家钱财了。一个人不能工作了，无所事事，还活在世上，又有何益呢？”听到黄克诚说的这句话，医护人员顿时热泪盈眶，感动得泪水直流。

原来，自从1985年9月主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之后，黄克诚的心态就发生了变化——他觉得自己不能为党工作了，那就没有必要再浪费国家钱财了。而且，黄克诚还认为自己的病很难好起来了，即使用再多的药剂也无济于事。对于黄克诚的这个心态，与他相濡以沫四十余年的唐棣华是知道的，因此在黄克诚拒绝接受治疗之时，唐棣华总是流着眼泪无奈地让医护人员遵从黄克诚的意见。

在黄克诚住院治疗期间，许多老战友闻讯先后赶到三〇一医院对其进行看望，其中就有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当时，张爱萍紧紧握着黄克诚的手，动情地说道：“老师长，我来看你了，你要保重身体啊！”说完这句话，张爱萍和黄克诚的眼眶都湿润了，因为一句“老师长”，瞬间将他们两人的思绪拉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黄克诚是湖南永兴县三塘乡下青村人，出生于1902年，而张爱萍是四川达县（今四川达州市）罗江口镇张家沟人，出生于1910年，比黄克诚小8岁。在早期革命生涯中，黄克诚和张爱萍有很多相似的经历，他们二人都在家乡从事过革命工作，又几乎在同一时间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后来都被派到中央根据地工作。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黄克诚和张爱萍慢慢结识了。那时候，黄克诚在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历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还代理过军团政治部主任；而张爱萍则长期从事团组织的建设和发展工作，曾参与编辑《青年实话》《少年先锋》等团组织和少先队机关刊物。1934年9月，张爱萍在红军大学学习结束之后，紧接着被派到红三军团工作，担任红三军团第4师第12团政委。

也就是说，从1934年9月开始，张爱萍就在黄克诚的手下工作，而且两人从事的都是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在红军长征初期，黄克诚和张爱萍开始慢慢熟悉，那时候黄克诚出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委，而张爱萍则担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黄克诚和张爱萍从相识到相知，又从相知到相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每当说到黄克诚，张爱萍总会提起他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一件趣事。那是1934年12月，红三军团第4师从广西龙胜县（今广西资源县）的两河口，向北进入湖南通道县境内。当时，红三军团第4师的师部驻扎在一座苗寨里，为了防止敌人偷袭，大家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有一天晚上，黄克诚所住的房子突然燃起了大火，张爱萍闻讯大吃一惊，他立即带着战士们前去营救。

当张爱萍和战士们冲进黄克诚的屋子之时，火势已经非常凶猛了。可是，黄克诚却坐在床铺上，双手不停地摸索着什么，浓烈的烟雾呛得他使劲咳嗽。张爱萍看到这一幕，急得大声喊道：“政委（黄克诚），你怎么还在屋子里，着火了，快点朝外跑啊！”可是，无论张爱萍如何喊叫，黄克诚仍是坐在床上不动弹。这时候，张爱萍气得对战士们说道：“你们赶快把政委抬出去！”

战士们得到命令之后，不由分说地上前将黄克诚抬出了屋子。在这一过程中，黄克诚张着两条胳膊一通乱抓，并不停地说道：“我的眼镜呢？我的眼镜在哪呢？”这时候，张爱萍才恍然大悟，黄克诚之所以在坐在床上不动弹，原来是在找自己的眼镜——患有高度近视的黄克诚，不戴眼镜根本看不清东西。当时的场面让张爱萍忍俊不禁，后来一说起这个故事，他总是一边模仿黄克诚找眼镜的样子，一边哈哈大笑。

黄克诚的性格坚毅沉稳，为人刚正不阿、敢于谏言；张爱萍性格豪爽直率，说话办事干脆利落、浑身带刺。他们两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一股永不服输的劲头和精神。俗话说，舌头和牙齿也有打架的时候，长期共事的黄克诚和张爱萍自然也不例外。1935 年 2 月，红军二度攻克遵义城，敌人调集重兵从乌江南岸赶来救援，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当时，黄克诚担任红三军团第10团政委，张爱萍担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这里要多说的是，在此前的扎西整编中，中央红军取消了师一级建制，除干部团之外，一共整编形成了16个团。根据红三军团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张爱萍率领第11团负责诱敌深入，然后在老鸦山主峰的左翼负责防御，而黄克诚率领第10团负责防守老鸦山主峰阵地。

在战斗过程中，凶狠的敌人首先对张爱萍率领的第11团发起了进攻。由于敌人兵力人数多、武器装备精良，所以张爱萍和第11团的战士们打得非常艰难。为了守住阵地，张爱萍被迫来到老鸦山主峰阵地，请求黄克诚能够分兵帮助自己防守。然而，让张爱萍没有想到的是，黄克诚断然拒绝了张爱萍的请求，因为当时担任第10团团长的张宗逊已经带领一部分战士出击了，黄克诚手上的兵力也不充足，根本无法再分兵帮助张爱萍。

被黄克诚拒绝之后，张爱萍气呼呼地回到了自己的阵地，并与敌人展开死战。后来，敌人一看拿不下张爱萍第11团的阵地，于是便调头进攻老鸦山主峰阵地。此时，黄克诚手上的兵力非常少，他亲自指挥一挺重机枪向敌人射击，可是根本无法抵挡敌人的进攻，结果导致老鸦山主峰阵地失守。在这样危急的局势下，彭德怀立即调兵遣将，红三军团下辖的4个团一拥而上，这才重新夺回了阵地。

在战局扭转之后，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紧密配合，向敌人发起了全线进攻，最终取得了老鸦山战斗的胜利。此战过后，红三军团召开战评总结会，此时的张爱萍依旧对黄克诚拒绝增援自己而耿耿于怀，他站起来批评黄克诚实在太固执，战术思想“不对头”、“见死不救”。彭德怀听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非常生气，当即把黄克诚撤了职，过了几天才恢复原职。

后来，张爱萍回忆起这段往事，说道：“在战评会上，对老鸦山一仗，我有看法。我说他们是保存实力，见死不救，我才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呢！”这一个小插曲，不仅没有让黄克诚和张爱萍之间产生什么隔阂，反而使他们两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了起来。经过这件事，黄克诚也充分认识到了张爱萍的军事指挥能力，这为日后他们两人的再度合作打下了基础。

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之后，黄克诚先后担任过红一军团第4师政委、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而张爱萍则被调到军委骑兵团担任团政委兼代团长，后来又被送到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黄克诚和张爱萍又开始在同一支部队中共事了。1940年8月，随着八路军第五纵队的组建，黄克诚被任命为第五纵队司令员，张爱萍则出任第五纵队第3支队司令员。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很快得到了重建，一共下辖7个师。其中，新四军第三师就是由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而成的。当时，担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的是黄克诚，张爱萍担任新四军第三师第9旅旅长一职。正是因为有这一段共事经历，所以后来无论黄克诚担任什么职务，张爱萍都习惯称呼他为“老师长”。

在这段时期，黄克诚和张爱萍的革命友情又增进了一大步。在张爱萍的心中，一直把黄克诚看作自己的兄长，始终尊重和维护着黄克诚；在黄克诚的眼里，一直把张爱萍视为自己的小兄弟，始终器重和关心着张爱萍。这里要多说的是，后来张爱萍出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就是黄克诚极力推荐的结果。这是怎么回事呢？

1941年9月，因为新四军各部队的历史沿革问题，黄克诚提出了将新四军第三师第9旅与新四军第四师第10旅对调的建议。也就是说，将新四军第三师的第9旅划归新四军第四师，将新四军第四师第10旅划归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的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新四军军部，以及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的同意。这样一来，第9旅和第10旅对调的事情就确定了下来。

不过，第9旅和第10旅对调，引来了一个问题——第9旅划给新四军第四师，那么第9旅旅长张爱萍怎么办？是不是也到新四军第四师工作？黄克诚心中自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他一心将张爱萍这个得力干将留在自己的身边。于是，黄克诚又向新四军军部建议，由于自己体质较弱且患有高度近视，再加上性格偏于谨慎，所以请求给自己配备一个得力的助手。

黄克诚心中的得力助手是谁呢？不用说，自然是张爱萍了！黄克诚曾解释道：“我这个人偏于谨慎，选择战机时，对可能造成较大牺牲的作战行动，有时果断不足，这都是作为一个高级军事指挥员在指挥大兵团作战时的不利条件。”在黄克诚看来，血气方刚、耿直坦率，敢作“拼命三郎”的张爱萍，完全可以弥补自己的这些缺点，这样就更有利于新四军第三师打恶仗打硬仗打胜仗！

事实是否真如黄克诚所想呢？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曾经回忆说：“张爱萍来到新四军第三师师部工作之后，尽管和黄克诚的性格有较大差异，有时候也不太和谐，但是他们却在第三师领导班子决策中形成了非常好的互补。他们两人经常为了工作上的事情吵架，甚至相互拍桌子，但是在事情过后，他们又亲如兄弟一般！”

当时，只要有大仗要打，黄克诚便会派张爱萍挂帅出征，并让张爱萍统一指挥盐阜地区的反“扫荡”斗争。而张爱萍并没有辜负黄克诚对他的期望和信任，他运用灵活多样的作战样式，先后多次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大“扫荡”。张爱萍每打一次胜仗，黄克诚总是喜笑颜开，心中乐开了花，深深地觉得自己将张爱萍留在新四军第三师是完全正确的。

当时，新四军第三师的一位老同志曾这样描述——黄克诚师长是“推食解衣空恋旧，慰海勤勤未敢忘”；而张爱萍副师长则是“狂人介士尽云从，年少将军气度宏”。几十年过后，张爱萍的儿子张胜曾经这样说：“黄老（黄克诚）的老成持重和我父亲的血气方刚相得益彰。应该说，他们确实是一对好搭档，尤其是黄老，度量大、顾大局、会用人，不服不行！”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无论多么盛大热闹的聚会也终有散场之时，一场聚会如此，人生也是如此。1944年9月，随着全面抗战进入局部反攻阶段，在新的斗争形势下，由于工作的需要，黄克诚和张爱萍这对亲密的革命战友最终分开了。当时，张爱萍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率领部队转战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的广大战场。

全面抗战胜利之后，黄克诚和张爱萍又分别迎来的新的重任——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挺进东北地区，执行发展东北的战略任务；张爱萍率领新四军第四师留在华中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后来，黄克诚先后担任东北军区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等重要职务；而张爱萍则在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之时，由于在战斗中头部受重伤而被送到前苏联接受治疗，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回到国内。

新中国成立之后，黄克诚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并在1955年被授予了大将军衔。张爱萍则历任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并负责组织指挥大陈列岛战役。1955年，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随着和平建设年代的到来，黄克诚和张爱萍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都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随着黄克诚和张爱萍不在一起共事了，可是他们的革命友情并没有因此而减弱，反而更加历久弥坚。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只有在身处困境之时，才能发现谁是真正的朋友。当黄克诚陷入困境之时，张爱萍始终保持着对“老师长”的客观公正评价，他曾经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我永远不会去做那种颠倒黑白的事情！”这就是真正的战友情谊，它看似平常、简单，但是在关键时刻却能生死与共！

1977年，在经历风风雨雨之后，黄克诚和张爱萍都恢复了工作，此时他们已经步入了老年，不过他们的工作劲头和精神依旧高涨。在担任中央纪律委员会常务书记、第二书记之时，黄克诚不顾年迈体衰、双目失明，始终坚持为党工作，并做了大量有益于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事。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张爱萍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1985年9月，由于身体原因，黄克诚主动从领导岗位退了下来。当时，有不少人劝说黄克诚，让他多出去走一走，到全国各地去调研。可是黄克诚却拒绝了，因为在黄克诚看来，去全国各地调研肯定要花钱，而这些钱是党和人民的，自己绝不能白白浪费。1986年初，由于肺心病加重引起肺部感染，黄克诚住进了三〇一医院接受治疗。

正如我们在文章所说，此时的黄克诚觉得自己已经不能为党工作，再加上自己的病很难好起来了，所以他一再拒绝医护人员为自己用药。这真真正正体现了黄克诚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在他的心中，只有党和人民！听闻黄克诚生病住院，当时担任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立即赶到了三〇一医院。

来到黄克诚的病床前，张爱萍伤心不已，他紧紧握着黄克诚的手，动情地说道：“老师长，我来看你了，你要保重身体啊！”听到“老师长”这三个字，黄克诚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或许在这一刻，黄克诚和张爱萍的思绪都回到了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回到了那硝烟弥漫的战场，那里是他们携手并肩奋斗过的地方，有他们深厚革命情谊的见证！

1986年12月28日，黄克诚因病医治无效在三〇一医院逝世，享年84岁。黄克诚逝世之后，有关部门起草了关于黄克诚生平介绍的草稿，来征求黄克诚夫人唐棣华的意见。唐棣华看到黄克诚那熟悉的履历，抹着眼泪将其中几处较高评价的词语划去，她语气平静地说道：“他（黄克诚）一生没有给自己争过什么，我们还是尊重他吧！”

1987年1月7日，黄克诚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当时，在黄克诚的悼词之中，有这样一句评价——“黄克诚同志具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德，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方面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让我们向大公无私的黄克诚大将致敬！向黄克诚大将和张爱萍上将历久弥坚的革命友谊致敬！#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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