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接见清朝禁卫军司令，笑道：长得不像是大将军

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就此意味着大清王朝彻底终结，同时这也宣告着，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灭亡。

这1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末代的皇帝从此成为了普通的群众百姓，以往至高无上的皇亲贵族也成为了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在这些皇亲贵族当中，溥仪的亲叔叔爱新觉罗·载涛是经历最为奇特的一位。

从尊贵的王爷，再到普通的平民，在那个时代动荡的年代里，他宁愿饿死，也不去当日本人的走狗汉奸，这种血性也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为其人生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末代皇叔爱新觉罗·载涛

载涛是清朝道光帝之子醇亲王的第七个儿子，溥仪亦称其为“七叔”。

从十几岁开始，载涛就开始学习骑马射箭，他不仅骑术精湛，而且对马匹也是深有研究。

不管是任何一匹马从他面前经过，载涛都能立即说出这匹马有几岁口，几乎是十拿九稳，从不出错。

就单凭直观来看，载涛还能快速的分辨出哪些是骑马，哪些是驭马，哪些是驮马，哪些是耕马。

特别是关于改良马种方面的知识，载涛更是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

早在光绪三十年间开始，载涛在陆军贵胄学堂学习的时候，对骑马、驯马以及各方面有关马匹的知识，就已经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光绪三十四年，大清还专门任命载涛做训练禁卫军的大臣，主要负责建立皇家军队。

在此期间，载涛远涉重洋，去到法国索米骑兵学校进修，在皇室军队建成之后，载涛还当上了军咨府的大臣。

载涛最初的那种爱好，也在此时变成了相当的职业。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载涛离开了禁卫军司令的职位，但骑马驭马仍旧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在山老胡同居住的那段时间里，西杨威胡同有个远近闻名的马号，而这就是载涛当年养马的地方，他也经常到这里骑马训马。

载涛骑马的花样很多，他最喜欢的项目就是骑马越过障碍，但是在抗战爆发之后，北京城的大街上，入目可见的都是日本人的大洋马，中国人都被剥夺了骑马的权利。

载涛在愤懑之余，就把自己所有的马、车都卖掉了，从此以后也不再骑马。

直到北京城解放以后，毛主席任命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马政局顾问，他才又重新有了骑马的机会，并为军马改良献计献策，就连我国一位军马场的干部也曾经称赞载涛是“我国的伯乐”。

1950年11月中旬的时候，正逢朝鲜战争打得如火如荼。

当时中国在空军领域处于劣势地位，敌军对我国交通运输线狂轰滥炸，中国部队的卡车等运输工具并不适应朝鲜崎岖的山地情况，这也一度延缓了我军炮兵的行动。

针对这场不对等的战斗，中央军委决定向朝鲜前线输送25000匹快马，用以解决后勤补给的运输问题。

当时朱德总司令亲自打电话给载涛，要他给出具体的意见和措施。

载涛为此亲自率领工作组奔赴内蒙古、东北等多个地区选购战马，最终如数将这两万多匹战马送过了鸭绿江，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这也是中国现代史上首次大规模运送战马出国的罕见壮举，载涛也因此受到了中共中央的嘉奖。

清朝覆灭之后，满清贵族的地位也随之一落千丈，之前锦衣玉食的生活也不再存在。

不少人还怀抱着复辟王朝的心思，就拿溥仪来说，甚至还不惜为此做日本人的傀儡皇帝，甚至卖国求荣，但他的亲叔叔载涛与这些人相比，却是个截然相反的人物。

当年，溥仪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时候，不少皇室贵胄还争相前往投靠，妄图在这里能恢复往日的风光，但载涛却是这种不愿与其同流合污的人。

彼时的载涛失去了贵族的身份之后，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他的生活也变得穷困潦倒，为此还不惜将府邸卖给了辅仁大学，甚至还在德胜门外摆地摊以维持生计，但即便如此，载涛也并没有因为贫穷而丢掉自己做人的底线和原则。

当载涛得知溥仪做日本人的傀儡，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他非常气愤，还专门跑去发电报谴责自己的侄子，直言这就是日本人策划的一场阴谋，还大骂溥仪丢了民族气节，是个卖国贼。

“九一八事变”之后，溥仪还派了专人前来，打着辅助完成复兴大业为借口，邀请载涛前去做官，游说载涛加入日本人的阵营。

当时载涛作为大清的最后一位将军和亲王，在国内的声望也是极高的，因此，日本人也有意对其进行拉拢，甚至还给出了相当诱人的条件。

要知道，凭借载涛的身份，哪怕是在当年北平沦陷之后，载涛也依然能够轻松拿到高官职位，像以往那般享尽荣华富贵，然而载涛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这在当时那个条件下，他也是极有可能遭到杀害的。

尽管知道会招来这些后果，载涛还是决然地表示，自己不会去给日本人当官，还发誓自己就算穷死，也绝不会跟这些人同流合污。

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载涛不为所动，这些事情也直接导致叔侄二人反目成仇。溥仪登基的第二年里，还专门从长春赶回去扫墓祭祖，准备宣告祖先自己又重新坐上了皇位。

日本人为了制造舆论，要求北京城内的满清贵族，不论老少都要前往迎接溥仪，载涛对此坚决不从，甚至还挨家挨户地劝说其他皇族，不要去做日本人的走狗。在当时那样的困境中，载涛这种不畏强权、高风亮节的高尚节操也赢得了许多人的敬重和称道。

载涛的个人选择，就是要与数万千的中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一处。

载涛和毛主席

建国之后，载涛的人生也翻开了一页新的篇章。

他先是在北京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找到了一份工作，主要做的就是协助调查户口、管理环境卫生等各种繁杂和琐碎的事情，同时他每天还要和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打交道。

对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载涛也干得格外认真。

群众们眼里那个高高在上的亲王，也在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一位亲切友善的好邻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口中的那个“七爷”，也渐渐变成了“老载”。

载涛也欣慰地觉得，自己终于真正融入到了老百姓中间。

载涛和周恩来总理的交集源于一个叫做李济深的人，此人曾经担任过中国政府的副主席职位。

李济深和载涛是相交多年的好友，他深知载涛的优良品行与才能，再加上载涛又有研究马匹相关的专长，于是李济深便将载涛引荐给了周总理。

在之后1955年7月5日召开全国第一届第二次人大会议的会场上，载涛还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毛主席在此之前也听闻过这位末代亲王的名号，如今两人见面，毛主席亲切地握着载涛的手，笑着说道，“都说载涛同志曾经做过清朝的禁卫军总司令，但看先生这一身文人的风骨和书生气息，长得也不像是大将军啊。”

毛主席笑呵呵地和载涛开起了玩笑。

其实按照载涛当时的形象来看的话，毛主席的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假。

载涛本身的身材并不是很高大，再加上他这些年来的日子过得很是清贫，身体也有些营养不良，因此给人的感觉看起来也是有些孱弱。

再加上载涛身上这个禁卫军总司令的头衔，还是大清朝廷当年要他训练皇家军队而特地给的一个职位，但实际上，载涛并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

因此，不论是从载涛的气质、还是长相来看，他都并不像是一个驰骋沙场的大将军，但他骨子里带的那种皇室成员的贵气却是与生俱来的。

而载涛这边，面对毛主席的打趣，显然还是有些拘谨的样子，因此当下也并没有接话。

毛主席看出了载涛心中的一些不安，便又主动给载涛发了一根香烟，而后继续和载涛拉起了家常，还亲切地问起了载涛如今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亲自签字，任命了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马政局顾问。载涛接到这份任命的时候，心中也掀起了重重波澜。

1950年，载涛利用自己在相马和驯马方面的专业知识，写出了一份改良马种的提案，这份提案很快就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认可，这才有了这位曾经的亲王在新中国成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新时代里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的故事。

讲到后面，毛主席又问起载涛，有没有去看望过自己的侄子溥仪。

想到溥仪先前做下的那些卖国求荣的事情，载涛无奈的摇了摇头，而后就是一声长长的喟叹，他的心中也充满了无限的愤怒和悲哀。

此时的载涛早已在多年以前，就因为溥仪投靠日本人一事，叔侄二人也早已断绝了联系，如今乍然间从毛主席口中听到溥仪的名字，载涛也是思绪万千。

毛主席也看出了载涛此刻低落的心情，便好言说道，“有空的时候，你做叔叔的也多去看看他吧。听抚顺那边的同志说，溥仪近来的学习和思想觉悟都很好。他也是你们爱新觉罗家族的一份子，有你们这些亲人的帮助，他也能争取早日成为新中国的普通群众。”

在两人的聊天结束以前，毛主席还不忘叮嘱，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事情可以来找组织帮忙解决。

毛主席笑道，“我就是《红楼梦》家里的那位老夫人，不怎么管事，周恩来总理才是真正掌家的，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去找他。”

在这之后没几天，毛主席身边的一位同志就来到了载涛的住所，接他一起去抚顺战犯管理所见一见溥仪。

载涛的心里十分感动，他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毛主席，竟然真的把这件小事情给记在了心上。

载涛就这样坐上了前往东北的火车，最终在战犯管理所中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侄子溥仪。

在此之前，并没有人通知溥仪有人会过来探亲。

当看到载涛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溥仪整个人都愣住了，眼看着载涛一步步走近自己身前，溥仪竟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而后紧紧的抱住了载涛，嘴里还不住地喊着“七叔”。

载涛也拥着溥仪，叔侄二人一同流下了泪水。

两人多年以来的心结和恩恩怨怨，就在这次会见中完全解开了。

如今大清朝廷已经覆灭，昔日风光无限的皇亲国戚，在后来也是要么离散，要么改姓，只剩下载涛和溥仪之间成为了彼此最重要的亲人，同时也是彼此的依靠。载涛的到来，给溥仪吃了一颗定心丸。

在此次见面中，已经是新中国高级干部的载涛向溥仪讲起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关怀，还向他讲起了爱新觉罗的族人在新社会生活的情况。

同时他还不忘叮嘱溥仪，一定要好好改造，好好学习，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溥仪也连连点头称是。

自从1969年开始，载涛因为偏瘫的原因就一直卧床不起，他的家人一直在旁精心伺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也对载涛的病情十分关切，常常派人到他家里探望，送医送药。

1970年9月2日，载涛在北京病逝，终年83岁。

去世的时候，载涛的家人只是给他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后他的骨灰便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