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法治 | 从英国案例看精神损害赔偿的边界

文 |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海商法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郑睿

英国的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几乎都是由判例法确立的。

在19世纪，精神损害赔偿不被英国法院认可。在Victorian Railways Commissioners v Coultas (1888) 13 App Cas 222案中，原告乘坐一辆马车通过一个路口时，险些被经过的蒸汽火车撞倒。原告以为自己即将丧命，发生神经性休克，进而导致其视力受损。事故险些发生的原因是作为被告的路口看守人存在过失，在火车距离过近时仍放行马车通过路口。法院认为，原告没有任何最初的人身损害，后续的人身损害是被告无法合理预见的。如果认可这种类型的损害，就会“打开大坝的闸门”，引发大量投机性质的诉讼。

但是，20世纪初，法院对精神损害的认识逐步发生了改变。在Dulieu v White & Sons [1901] 2 KB669案中，怀孕的原告正在丈夫的酒吧招待客人时，被告的雇员因过失驾驶马车冲进了酒吧。原告并未因事故遭受人身损害，但因受到了惊吓而早产并导致了其他身体疾病。法院判决，原告有权向被告请求损害赔偿。尽管判决并未明确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是否是精神损害赔偿，但该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当原告目睹事故而非在事故中直接受伤时，法院认为原告也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在Hambrook v Stoke Bros [1925] 1 KB 141案中，被告的雇员将一辆货车停在了陡峭而狭窄的坡道后，未关闭发动机就离车而去。原告怀孕的妻子当时正带着另外三个孩子在这条街上行走，奔跑的孩子们离开了母亲的视野，绕进了坡道的街角。此时，货车正好溜车，沿着坡道快速滑下，撞到了原告妻子面前的一堵墙上。因为担心孩子的生命安全，原告的妻子精神遭受刺激并流产，最终去世。上诉法院判决被告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判决的突破之处在于：第一，受害人担心他人的生命安全足以构成加害人承担责任的基础，该受害人可被认定为事故的次要受害人；第二，如果对首要受害人可能会受伤或死亡的恐惧是可预见的，并足以对事故旁观人造成精神伤害，那么首要受害人是否实际死亡或受伤并不重要。这意味着，加害人对次要受害人的责任源于前者违反了对后者应直接承担的注意义务。这种责任并不依附于加害人对首要受害人承担的注意义务。

次要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在接下来一个阶段得到广泛支持。在Owens v Liverpool Corporation [1939] 1 KB 394案中，司机因过失驾驶电车与一辆灵车相撞，并将灵车上的棺材掀翻。死者的家属（母亲、舅舅等）看到了这一幕后受到了惊吓，他们向电车公司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并获得了法院的支持。该案中，原告并不担心自己或他人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因为唯一可能成为首要受害人的人已经躺在棺材里了。

之后，该类精神损害赔偿案件又受到了进一步限制。在Bourhill v Young [1943] AC 92案中，一位车手因过失驾驶摩托车与一辆汽车相撞并身亡。事故现场附近有一辆有轨电车，站在电车后的一位孕妇没有目睹事故，仅听到了撞车声，就因神经性休克而流产。孕妇向摩托车手的遗产管理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未获法院支持。法院认为，根据案件事实，摩托车手不可能合理地将孕妇视为可能遭受人身或精神损害的人。法院为次要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设定了可预见性这一限制。

后来，判例法发展到了Hinz v Berry [1970] 2 QB 40案。丹宁勋爵为该案写下的判决书开头的一句话在英文判决中流传已久：“这正是肯特郡风铃草花开时节。”涉案司机因过失驾驶汽车撞上了正在路边野餐的一家人，距离车祸现场有一段距离、自身并没有危险的妻子目睹了丈夫丧生、孩子重伤，遭受了永久性的精神损害。丹宁勋爵判决该案中的妻子作为次要受害人有权起诉司机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至此，一条重要的侵权责任法规则得以确立：因过失而造成事故的加害人，要对在事故中遭受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的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有赔偿请求权的受害人不仅包括直接受到损害的首要受害人，还包括因目睹亲人死亡、受伤或面临真实风险而遭受精神损害的次要受害人。

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对精神损害赔偿限制的判决

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之后通过“三部曲”判决进一步限制了次要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条件。

“三部曲”之一是McLoughlin v O'Brian [1983] 1 AC 410案。原告的丈夫和三个孩子在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中受了重伤，其中一个孩子因医治无效死亡。事故发生时，原告在两英里之外的家中。事故发生两小时后，她才从邻居处得知了消息。她匆忙赶到医院，看到了满身血污的家人后，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判决原告有权向过失的司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案中，法院将次要受害人的范围从目睹事故现场的人扩大到了目睹事故直接后果的人。

威尔伯福斯勋爵在该案判决书中明确了这类过失侵权责任的三个边界：第一，有权请求赔偿的次要受害人的范围应根据其与首要受害人的关系而定；第二，要考虑次要受害人与事故的接近性；第三，要考虑次要受害人遭受精神损害的方式。

“三部曲”之二和之三都源于英国体育史上著名的事故，即发生在1989年4月的谢菲尔德希尔斯堡球场惨案。由于警察在维护秩序方面的过失，场内外发生了严重的拥挤踩踏事故，90余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成千上万的人在现场目睹了事故，更多人在电视机或收音机前通过直播和稍后的录播目睹或听到了事故全过程，很多人因此遭受精神损害。“三部曲”之二的Alcock v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1992] 1 AC 310案（以下简称“Alcock案”）是16起案件合并处理的案件。在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所有案件原告在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方面均败诉。2名原告在事故现场目睹了他们的兄弟和姐夫死亡。法院判决败诉的理由是，他们没有证明和首要受害人之间有足够亲密的感情联系。法院认为，这种感情联系在配偶和父母子女关系中是推定存在的，但在其他关系中需要原告证明。另外14名原告在事故发生时均不在现场。法院认为，他们与事故的接近性不足以使他们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Alcock案进一步明确了次要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三个条件：第一，次要受害人和首要受害人之间应有足够亲密的感情联系；第二，次要受害人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事故接近；第三，次要受害人应直接看到或听到事故，而非从第三人处知晓事故。

在“三部曲”之三的Frost v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1999] 2 AC 455案（以下简称“Frost案”）中，很多参与希尔斯堡球场惨案伤者救援的警察在事故后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其中5位警察向法院诉请精神损害赔偿，但均没有获得法院支持。法院认为，根据Alcock案确立的索赔条件，他们和首要受害人之间没有足够亲密的感情联系。法院还认为，尽管曾有案例支持事故救援人员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但Frost案与之前的案例不同。之前的案例中，事故救援人员在救援过程中都面临人身损害的风险，或至少合理地认为参与救援会使他们面临人身损害风险。因此，事故救援人员本质上是首要受害人而不是次要受害人。Frost案中的警察仅是次要受害人，故他们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就要受制于Alcock案明确的索赔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上议院司法委员会有两位法律勋爵都在判决书中写道：“判例法对次要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探索到Alcock案就应当告一段落了。法律向前发展的任务，应当交给立法机关。”

然而，2009年，英国司法部明确，这个领域的法律问题复杂而敏感，很多争论需要微妙的平衡。因此，总体而言，法院拥有继续发展该领域法律的灵活性，通过制定法解决相关问题并非最好的选择。

发生事故是次要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吗？

到Frost案为止，所有支持了次要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的案件都涉及某种程度的事故，即通过激烈的外部方式给一位或多位首要受害人造成损害或使他们面临损害风险的意外的、非预期的事件，如车祸、拥挤踩踏事故等。那么，在没有事故的案件中，目睹了伤亡的次要受害人还能向加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吗？例如，当医院因医疗过失导致患者死亡时，与患者有足够亲密的感情联系而又目睹了患者死亡情况的人，是否可以向医院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在Taylor v A Novo (UK) [2013] EWCA Civ 194案（以下简称“Novo案”）中，英国上诉法院尝试回答了上述问题。原告的母亲在工作中被一个安放不当的井架二层台砸伤，起初她看似恢复得不错，但在事故发生三周后，她在家中突然倒地不起，随后身亡，死因是静脉血栓引发的肺栓塞。砸伤事故发生时，原告并不在现场；但她在家中目睹了母亲突然身故，并因此遭受精神损害。英国上诉法院未支持她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理由是她目睹母亲去世的时间距离母亲的工伤事故太久了；尽管死亡本身既突然又出乎意料，但这并不是一起事故。法院指出，如果原告的母亲在事故现场死亡，原告于一天后在太平间看到了过世的母亲而遭受精神损害，根据Alcock案，原告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如果法院判决她在三周后因目睹她母亲死亡而得到了精神损害赔偿，民众对此可能会难以理解。

Novo案重申了事故是次要受害人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条件。2024年年初，英国最高法院在一份判决中回答了相关问题。

英国最高法院的这份判决是对三起情况相似案件的统一处理：Paul v Royal Wolverhampton NHS Trust; Polmear v Royal Cornwall Hospitals NHS Trust; Purchase v Ahmed [2024] UKSC 1（以下简称“PPP案”）。这三起案件的原告都因目睹近亲属死亡而遭受精神损害，要求被告赔偿。在每起案件中，死亡都是由于被告医疗过失，未能诊断和治疗危及生命的病症所致。在第一起案件中，原告（两个未成年的小女孩）与家人在外出购物时，父亲突发心脏病，在大街上过世，原告目睹了整个悲剧过程。在第二起案件中，原告7岁的女儿因为肺静脉闭塞症在学校发病去世，原告目睹了女儿去世的过程。在第三起案件中，原告的女儿在家中死于严重的肺炎，她的母亲外出回来后，发现女儿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身体尚有温度，手里还拿着电话。母亲发现自己错过了女儿最后的电话。她回放了电话录音，听到了女儿长达数分钟的垂死呼吸声。在三起案件中，被告的医疗过失分别发生在受害人死亡事件的14个月前、6个月前和3天前。

三起案件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到了英国上诉法院。法院驳回了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理由是受Novo案的约束，次要受害人只有在目睹事故及其直接后果时，才能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三起案件中的死亡事件虽然突然，但都不是事故，而是医疗过失所致。三起案件原告上诉，案件最终来到了英国最高法院。

英国最高法院组成了7人合议庭审理案件。尽管对原告深表同情，但合议庭最终以6比1的多数意见驳回了上诉。

合议庭表示，几个世纪以来，根据普通法已经明确的一般规则，一个人不能因他人的伤亡对其造成的影响而请求赔偿，无论这种影响有多严重。但是，判例法确立了一种例外情况，即如果一个人目睹了因被告过失而导致与其有足够亲密感情联系的人发生事故，造成伤亡或面临伤亡风险，其可以就人身损害或精神损害请求赔偿。这里的事故，是指以激烈的外部方式造成伤害或伤害风险的意外、非预期的事件，如交通事故。

三起案件的原告都主张，前述特别类型的案件应当包括或应当类比扩大至由于医疗过失而导致病人伤亡，进而使与病人有足够亲密感情联系的人遭受精神损害的情况。病人的伤亡本可以通过适当的诊断或治疗避免。

英国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认为事故和医疗过失之间不能合理类比，因此未支持该主张。法院指出，事故是一个分离的事件，通常很容易确定某人是否在事故现场，能否直接感知到事故及其直接后果。“接近性”是判断某人是否要对他人承担注意义务的必要条件，对事故的要求正是“接近性”的体现。前述Alcock案对此已予以明确。另外，在原告及其家人同时卷入的事故中，通常很难区分原告担心自身安全而导致的精神损害与担心家人安全而导致的精神损害。这也是这种情况下允许原告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正当理由。

与此相反，在医疗语境下，往往没有可以与事故相提并论的事件，因为病症可能在数天、数月或数年后才会出现。目睹病症所造成的创伤也是千差万别的，在法律上很难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另外，在没有发生事故的情况下，原告也不可能因担心自身安全而发生精神损害。

英国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还认为，根据社会大众当前的认知，医生的职责和提供医疗服务的目的并不包括保护病人的近亲属免受目睹病人伤亡而遭受的精神损害。如果法律认为医生有这种注意义务，可能会使医院拒绝家属探视和陪伴正在接受临终关怀的病人，这是不可取的。

在该份判决之前，英国法院的判例呈现出两种趋势：一是认为医疗危机必须具有突发性且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才足以使次要受害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二是认为精神损害必须由突发惊吓所致才能获赔。英国最高法院对PPP案的判决，明确了事故是被告对次要受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使得上述两种趋势没有必要在法律上继续发展：对“突发”的要求会使得判断相关事件是否适格存在很多边缘地带；对“令人震惊”的要求过于主观，无法合理预见。另外，随着医学对精神损害的认知日趋完善，“震惊”“休克”已经不是引发精神损害的必要条件。

英国最高法院对PPP案的判决，目的在于为责任承担划定一条尽可能明确的界限，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带来理智、正义和秩序。

〔本文相关资料来源于PPP案判决书和该案合议庭多数意见成员之一布里格斯勋爵于2024年1月19日在英国奇切斯特大学的演讲“Liability for mental injury（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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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判》杂志2024年第6期

中国审判新闻半月刊·总第340期

编辑/徐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