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张传玺教授回忆解放后在青岛七年半春风化雨健康成长

原籍山东省日照县涛雒镇涛雒四村的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传玺，本已在县城上简易师范学校，为了上官办中学，1945年8月从涛雒街里逃难至青岛，从此在青岛打工生存、求学进取，参加革命活动，经过个人不懈努力，逐步成长为中学生、大学生、人民教师、国家干部的传奇经历，1957年2月，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离开青岛，期间长达十一年。

前辈的人生轨迹，是时代的缩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突如其来的苦难面前，不向命运屈服，坚定信念，自己去努力，去改变。风雨之后见彩虹。

他的回忆分两个阶段，即青岛解放前四年和解放后七年半时间，他在第一部分中回忆：

“3、成立“长风社”，积极参加以“反南迁〞为中心任务的护校斗争，迎接解放。

我在苏北时期，看过一些书报，听过一些舆论，也对自己在青岛的一些经历进行过反思总结，这些都对我回山大复学后的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复学后，被编入中文系一年级，被选为班代表，负责与山大学生自治会联系。

9月初，我发起成立进步社团“长风社”，自愿入社的社员有我们的全班同学、中文系二年级和外文系同学，还有青岛女中的两名高二女生，约有30人。

我被选为社长，下分五股，各有股长，主要活动为组织社员学习进步书刊，唱革命歌曲，出墙报，参加校内的大型学生活动。

1949年3月，我班女生、社员刘卓约我谈话，她是中共琴岛市委山东大学地下工作组（组长马绪登）的成员。

从此时开始，我通过她，接受地下工作组领导，带领“长风社”，参加山大的“反南迁〞护校斗争。

我改组了“长风社”的领导班子，我仍为社长，增选刘卓为副社长，以加强领导。

不久，校学生自治会换届改选，进步社团在地下党的指导下，组成了几个强大的竞选团，以与反动势力对抗竞选。

我社与“海风社”合组为“小百姓竞选团”，支持“磐石竞选团”，夺得竞选的胜利。

在新一届自治会中，刘卓被选为自治会副主席，我任自治会总务股干事。

自治会的主要任务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通过各进步社团和各系各班，发动群众，揭露、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策划将山大“南迁”的阴谋，坚决“护校〞。

自治会原拟准备在5月1日至7日，举办一次大规模的“红五月”纪念周，借“五一〞、“五四”、“五七”等几个节日，以扩大革命的宣传。

后因反动当局要乘机镇压迫害，我们接受地下党指示，改为组织团社出“联合墙报"，以表达纪念"五一"、"五四"，迎接新时代到来的决心。

墙报木板，由我们自治会总务股负责在图书馆门前建立，用木架钉大张三合板制成，宽1米半，长百余米。

4月30日，各社团贴出了各自的墙报，五颜六色，争奇斗艳，宛如彩龙挂壁，气如长虹。

我社的刊名"长风"，绘巨型帆船航行在大海之上，象征"乘长风破万里浪"。

"社论"由刘卓执笔，首篇是我写的一首名为《怒吼吧，五月》的诗歌，歌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伟大壮举。

联合墙报贴出后，震动了全校，墙报前挤满了人，有些人边看边议，盛况空前。

可是反动当局恼羞成怒，更加紧对山大的监控与施压，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山大，迫害、抓人之事随时会发生。

根据地下党指示，刘卓等人先后转移到胶东解放区，我仍坚守岗位，白天在校组织护校斗争，夜晚到校外安全处觅宿。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6月2日青岛解放。

二、后7年半，春风化雨，健康成长

后7年半（1949年6月2日﹣1957年2月），青岛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百废俱兴，蒸蒸日上。我的生活可分为四个阶段。

1．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转入山大新设历史系学习。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长风社恢复了正常活动。

在驻校军代表和中共市委驻校工作组的领导下，组织社员学习《约法八章》和进步文件，参与组织学校的"欢庆周"工作，组织慰问解放军和工厂工人。

在这些活动中，长风社承担了演出《兄妹开荒》、《炮台村》及一些唱歌舞蹈等节目。

7月中旬至8月中旬，山大举办全体师生员工都参加的"夏令学园"，长风社参与部分组织工作，还以本社社员为主体，组织中文系教师和部分同学参加学习。

8月中旬，山大开始"建团"，我与刘卓被批准为山东大学的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全校入团的共有20人。

我们与青岛市的第一批团员在青岛电影院一起举行入团大会，宣誓时的监视人是地下时期的原青岛市委书记，这时的市委组织部长宋子成同志。

9月初，全校开学上课。

根据上级指示：长风社与校内其他进步社团解散，社员们各回本系本班，团结同学，共同进步。长风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刘卓转到水产系学习，我转到历史系学习。我后来到昌潍地区参加土改，一个月后回校。

2、到私立文德女中，任政治教员。接管文德，任副教导主任。

1951年2月，我接到通知，青岛市教育局派我到青岛私立文德女中任政治教员。

文德是1932年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一所私立女子中学。

校长、教导主任、教师等均由教会或校方自行聘任，与政府无关。

解放初期，情况仍是如此，但按照规定，政府有权派政治教员进校任教。

我在文德女中除教授高中政治课外，还兼教历史课，并兼任青年团少先队和学生会的辅导员。

这年秋天，国家收回教育主权，学校脱离教会。

次年春季，学校由政府接管，改名为山东省青岛第八中学，并派来新的校长，我被任命为副教导主任。

7月，我作为青岛中等学校的代表，出席"青岛团代会议"。

9月，又被选为青岛市教育界代表，出席"市第一届劳模代表大会"。

3、调任第七中学副教导主任兼第一机关干部业余中学教导主任。

1953年3月，我被调到青岛第七中学（原私立圣功女子中学）任副教导主任兼青岛市第一机关干部中学教导主任。

我很看重业余学习，对青年教职员的进修也很关心。

1951年9月和12月，《光明日报·历史教学》副刊发表过我的两篇署名文章。

1954年10月，山大《文史哲》发表我的《项羽论评》一文。由于这些文章都与中学的历史和语文教学有直接关系，因之有较大影响。

1955年4月，青岛中学党委、团市委举办"青年教师自学经验交流大会"，请我在大会上介绍个人进修的自学经验，报告后还组织讨论和大会发言，这对我是很大的信任和教育，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4．调任第四中学教导主任，考取北大博士研究生。来京三个月后，接到青岛的平反通知。

1956年7月上旬，青岛市教育局调我到山东省党校学习哲学，时间近两个月，说是培养干部。

课讲得很好，副校长讲"辩证唯物主义"，教务长讲"历史唯物主义"。

8月底回青，教育局又调我到青岛第四中学任教务主任。9月份评级，我被评为国家干部17级（中学干部4级）。

不过此时，我已报考北京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了，导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教授。

11月，我接到录取通知书。次年（1957年）2月中旬，我离开青岛四中，到北大报到。

我在青岛11年多的生活经历内容丰富，中国共产党对我的启蒙、引导、培养，我永远不会忘记。

山大、文德（八中）、七中、四中的同伴、教师、学生对我都有感情，也有帮助。

我们之间许多往事，编织成了我的一段意味深厚的生活史，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