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打响逆城市化第一枪！背后藏着三重考量

中国虽大，但其实只有两个地方，一是城市，一是乡村。中国人口十几亿，但其实也只有两种人，一是城里人，一是乡下人。

中国两千年的主旋律之一，不论是革命还是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一个问题，就是农民怎么办的问题。

城与乡，以户籍制度为代表的二元结构，长期以来，横亘在中华大地，阻碍着人口的自由流动。

尽管近年来户籍制度在不断松绑，但仍是出去容易，回来难。想回迁，要么无门可入，要么只针对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等群体。

但湖南，如同再次站上近百年前的湘赣边界，又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近日，湖南省公安厅对外发布：2016年2月3日湖南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后，将户口由农村地区迁往城镇地区的户籍人口，可以凭居民户口簿，申请将户口迁回原迁出地落户。

时隔三年再次旧话重提，回迁的条件几乎没有限制，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不论你在村里还有没有家，有没有亲人朋友，只要想回，就能回。可以说打响了欢迎城里人自由回乡的第一枪！

湖南这是要开历史倒车，抑或更高级的逆城市化？

按照城市发展的规律，逆城市化一般都是城里住不下了，交通住房环境各种毛病出来了，人们追求更高层次、高质量的生活才会往郊区等边缘拓展。

但湖南，一个城镇化水平拖后腿的省份，落后于全国平均，连一片辽阔的青海都比不上，凭什么走在改革前头？

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有过两次动员城镇人口返乡：

第一次是1962年，当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决策失误经济受到严重损失，动员了2000万城镇人口返乡；第二次是1968年至1975年，全国动员1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还不包括大批干部下放和“再教育”。

前一次，因为经济问题。后一次，因为政治导向。每一次，都意义非凡。

如今站在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潮头，湖南却逆势而为，一而再地提出放宽人口回迁，背后意味，耐人寻味。

第一重考量，给予“新移民”回头的机会。

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当向上流动的速度减缓，空间变小，越容易滋生社会的不确定性。简单说，不是什么人进城就能更幸福，或者平稳地扎下根。

尤其是对低工资的人而言，人们渴望打破阶层壁垒向上流动，但是当无法通过合法手段实现财富增长，社会救济手段又跟不上，就难免走向反面。

比如近年来令人闻风丧胆的电信诈骗，其中最主要的“马仔”就是那些没有工作、收入很低的一群人。

根据智谷趋势不完全统计，在去年从缅甸遣返的人群中，居然湖南人居首。而一项来自学界的统计，也显示在2021年，湖南成了全国从事电诈最多的地区。

湖南的怀化、邵阳、衡阳、郴州、永州，均成了电诈的高值区。而且外溢效应明显，与湖南接壤的江西、广西、广东以及福建、四川五省，已经呈现集中连片的态势，甚至被扣上“南方电诈中心”的帽子。

我们当然无法将这一现象简单归结为城镇化急于求成，或者经济低迷。

只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并非人人都是统计数据里的宠儿。只要滋生的土壤不变，总会有难以为继的人承受重压，新移民和农二代这类最乏积淀的群体，感受更甚。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次回迁虽然对个体没有任何区分，但是有一条红线，必须是2016年2月3日湖南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后迁出去的。

因为这群人，正是在2015年国家推进“三个一亿人”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出现的。

2015年，国家发改委发布，要扎实推进“三个一亿人”城镇化方案的实施。“三个一”也就是一亿人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

这其中，主体绝大部分就是农民。

正是在此种背景下，湖南在2016年实施了户籍改革，放松了城镇落户限制，大量农民工、农民子弟流向城市，成了“新移民”。

说得残酷一点，2016年之前想出去的人，只要想点法子，实现农转非还是不难的。

而只有等政策驱使了才转出去的，实际上已经说明他们本身就根基不深。

要么是随大流，要么是尝到了什么甜头。比如湖南第二“省会”、坊间称“有400万湖南人”的深圳就给出人才补贴，本科一万五，硕士两万五，博士三万，不少农民大学生趋之若鹜。拿钱的前提就是要有深圳社保，也就是要来深圳打工，给城市创造价值。

应当说，过去正是因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才有今日的城市化进程、工业化发展、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他们，是城市发展的底色。

但从社会层面而言，大量涌入城市的新移民、流动人口，生存压力也往往最大。如果大家过得好，就都相安无事，但如果成本增加，竞争加剧，他们也最容易受到冲击。

全球化呈现颓势和解体，叠加疫情因素，大国脱钩、经济下行成为趋势。戴锦华在谈及县城文艺现象时说道，从全球来看，大城市越来越呈现出对资源的垄断和对资源的榨取，机会的不均等越来越普遍。因此在此种环境下，顶在头上的城镇户口，反而成了众多人的桎梏。

湖南此刻提出，正是给想回家的人，敞开了一条明路。毕竟珠三角、长沙，作为最主要承接湖南农民的两个地区，如今在众多“新移民”看来，都已经不具备性价比。

先看珠三角，第一，这里几乎是高成本的代名词。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发现大城市的日子并不像前辈说的那么容易。

今年春节回湘，听到一个伯伯和阿姨聊天，伯伯说自己儿子在广州的房子只有80平。阿姨说不可能吧，在广州那么多年呢，她的孩子在家乡买的都是一百四十平。可谁让人家把房买在了广州经济最发达，摩天大楼最多，还有“宇宙中心”的天河呢？

有人说，在深圳成家立业，自己和娃都上了户口，但奋斗十几年，一家老小还是只住得起城中村，一个污水横流，电线乱拉，气味浓郁，抬头看见的不是天空而是别人家窗台的地方。

就连小孩，也只能上旁边的公立幼儿园，老师也不像中产世界里的牛津剑桥起步，清北只能却步，而是那些民转公留下的高中毕业生、中职生、大专生。

城中村给了外来人口最后一丝体面，也摧毁了他们对大城市的向往。底层，怎么撬动起一线大城市高不可攀的房价？

来源：知乎网友

第二，一份稳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

2023年6月，中国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上升至21.3%，达到了统计局公布该数据以来的最高数值，甚至有北大学者称青年失业率最大值已经达到了46.5%。

年薪几十w被优化，月薪过万成了空头支票，越来越多的白领走向灵活就业。与此同时，新移民主要从事的制造业、建筑业，这几年也伴随着珠三角地区“机器换人”和房地产的熄火，蓝领的饭碗同样动摇。灵活就业的池子，越兜越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至2021年底我国灵活就业达2亿人，占劳动人口近1/4。目前该数字没有更新，但你我可以从身边的环境进行感受。

因此，尽管广粤大地依旧塑普盛行，辣味遍地，但广东对湖南的吸引力，正在逐级下降。

再来说长沙。人人只知长沙是一线城市的房价洼地，可无人想过这里的人也备受高物价、低工资的煎熬。

“搞网红城市，工资不涨，房租不降，消费越来越高”

“臭豆腐，梅干菜烤饼，涨价涨得人都傻了”

“以前三块钱一个，现在十块钱一个”

笔者到现在都记得在家只买了一串葡萄加几个橙子，花了157大洋。新闻里说阳光玫瑰难逃烂市命运，但是不包括长沙。

来源：知乎网友

长沙的高消费，不仅有体感，更有观感。根据各地公布的统计数据，智谷趋势发现，2022年，长沙的消费占收入比在中部六省中最高，虽然赚的多，但是花得更多，最大的一笔支出，就是在“吃”上面，可以说，长沙人赚的钱，都吃进了嘴里，喝进了肚里。

而同为万亿城市，长沙的消费不仅超过武汉，还超过了南京，尽管人均收入落后一截，但花钱能力更胜一筹。

难怪网上有个段子，说长沙年轻人如果晚上夜宵回去，只有25块钱，不够打车了怎么办。答案是他们会用25块钱买包烟，然后通过网贷打车回家。

再加上没有性价比的工资，难搞的老板，动不动就要“你要哦改咯”的火辣脾气，让一些久未在湘的人难以适应。

来源：知乎网友

于是全国人民都想挤进来的长沙，到了本地人眼里：只剩房价一个优势。

来源：知乎网友

原本从农村到城市，人们是在流动中寻求上升的通道，如今历史的河流转向，还没有扎好根的他们，只在流动中感受到无助。

大洋彼岸的例子，已经给我们亮起红灯。在巴西和墨西哥，城市化也曾被视作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方式，但机械过度地推动，已经导致贫民窟扩张、社会底层失业率居高不下等恶果。

第二重考量，农业、农村亟需新的力量。

如果说以前的三农问题是李昌平发出来的那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那么现在就是农村没人，农民没钱，农田没人种。

根据笔者的回湘见闻，领补贴的时候，人们积极；下地的时节，却看不到人；马路边的庄稼长势最好，犄角旮旯的地里，却是杂草丛生，甚至长成了参天大树。

越来越多的地荒，越来越多的人走。虽说农村人口规模逐渐减少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根据湖南统计局的分析，湖南农村人口还存在以下特征：

1、农村人口呈少子化、老龄化

2、农村常住人口“中间少两头多”，青年人群体长期在外生活居住

3、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长期外出

4、农村人口中男性较多，但女性常住比例较大

5、农村常住人口中有配偶者居多，多数男性趋于晚婚

也就是说，现在的湖南农村不仅没年轻人，连小孩也没了。

去年年底，湖南就在全国率先提出农村原则上不再新增幼儿园。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梳理，2021年，全国在园幼儿同比下降0.27%，而湖南同比下降0.86%，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湖南2021年减少的在园幼儿人数，占全国减少的总人数的15%。到2022年，湖南的下降趋势达到5.8%，仍是远超全国。

在率先推出幼儿园撤并的同时，湖南还提出了村小的撤并。比如新田县宣布全县农村教学点从2019年104所优化整合成16所，优化整合率达84.6%。浏阳市要在三年内将整合优化100人以下小规模学校一半以上。

撤的撤，并的并，那些原本一个年级五个班，一个班四五十人，如今凑来凑去也只有一个班了。

更残酷的是，2020年，作为人口大省的湖南，人口出生率就降到8.53‰，为1950年以来新低。到202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就首次为负，走在众多省市前面。

而排除自然增长，人口还在持续外流！

湖南人，都去哪里了？

“东南西北中，发财去广东”。

从80年代开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就已经在吸引湖南老乡。靠着南北大动脉和隔壁邻居的地理优势，大批湖南人奔赴南海潮，个别地区甚至到了要“封锁门户”的地步。

根据湖南日报报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几年，从湘北岳阳到湘南郴州，近千公里通向广东的公路线上，出现了有上百个封锁的关卡，只为了那些生猪、粮食，不要流入广东。因为农产品的大量外流，已经导致湖南本地出现“广东物价”了！

二三十年后，这一趋势依旧盛行，走在深圳街头，最常听见的不是白话，而是一口塑料普通话。

网友说总算想明白高启强为什么一定要干掉蒋天了，因为受不了他的普通话！

湘菜馆更是遍布大湾区，27000多家的湘菜馆，数量仅次于湖南，比本土粤菜馆还要多一千多家。

媒体统计，高峰时期，在广东的湖南人差不多1000万，相当于一座城的长沙人都跑广东去了。尽管广东对湖南的吸引力正在逐年下降，但庞大的基数，让湖南依旧坐稳广东外来人口的头把交椅。

而中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指农村人口。

湖南人社厅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湖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达1685.69万人，而湖南农村常住人口一共才2551万人，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人都跑出去了。（注：外出从业人员在外居住时间虽然在6个月以上，但收入主要带回家中，经济与本户连为一体，仍视为家庭常住人口）

在大谈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果一个村庄连自己人都一心往外走，何谈引进他人呢？

更何况，三湘大地肩负着保障粮食安全的重大责任，以占全国2.8%的耕地生产了占全国4.4%的粮食，水稻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

尽管机械化、智能化是农业的大方向，但是当下依旧还需人力维持。而且少子化的湖南农村，不仅仅是青黄不接的农业人口结构不平衡的问题，还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隐忧。

真要发生什么事，农业大省也扛不住。

第三重考量，第二轮土地承包就要到期，新一轮大洗牌即将开始。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过去严控户籍人口流动，农民挤破头也要进城，正是因为城里有太多的好处。比如城里孩子部队回来叫转业，有正式单位，农村孩子回来叫退伍，只能种田。城里人退休了有养老金，到处旅游还跳舞，农村没有退休一说，只能活到老干到老。

如今各地放宽城市落户政策，甚至推出落户补贴，大概已经说明，原来那些说服人进城的理由，已经不行了。甚至反了过来，回乡比进城，更难了。

在农村，最值钱的莫过于土地。曾经一些迁出去的人想再次回来，便遭遇了同村人的反对：修路建灯做贡献的时候没你，要分红了，要拆迁了，凭什么有你？

村民虽然有意见，不过上面的人却是诚意满满。

2020年12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印发《湖南省户口登记管理办法》，正式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而且《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2016年2月3日后将户口由乡村迁往城镇的公民，要求返回办理乡迁城时的迁出地落户的，可以申请将户口迁回迁出地。第二十四条规定，依法取得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并办理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公民，可以申请将户口迁入农村宅基地的所在地。

也就是说，实际上，早在几年前，湖南就已经释放可以回乡的信号了。

为什么今年又再次重申，而且进一步细化了规定，降低了回乡门槛呢？

除开上述提及的情形失速，还有就是时间不等人了。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全国完成了“二轮土地承包”，而承包期正好30年，2025年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在全国逐步到期。

根据国家的土地政策，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也就是一家5口人，迁走了4个人，剩下的1个人在村里，也还是有原来5口人的地。而有的人家2口人，增长为5口人，也还是原来2口人的地。

这种“人少地多”、“人多地少”的利益矛盾，如何调解目前还没有方案。但是随着这几年第二轮承包到期，一场新的分配即将开始。

为此，在这个节点，让人们提前准备，将户口回迁，不得不说是用心良苦，未雨绸缪。

只是，户口回村，还只是第一步。后续如何让城市资源下乡，回来的人留得下来，湖南还有长远的工作要做。

结语

一瞥漫长的千年岁月，城市总是繁华又脆弱。刘心武便写道：小乱进城，大乱下乡。而和平时期城市发展的最大敌人，用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话来说，是中央政权持久的抑商倾向，一固农本，更固政本。

但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城镇在中华大地已由寥若晨星化为繁星点点。戴锦华在一则视频中分享，如今一些县城的繁荣程度，丝毫不亚于第三世界国家的首都水平。

只是城市的架构和运作极为复杂与脆弱，稍有不慎，便可能走向反面，这更加考量内部系统设计的精巧和领导者运筹帷幄的能力，从而免于落入西方所说的“墨菲法则效应”。

当下，站在农村凋敝无人，城市成本居高不下与不确定性风险蔓延并存的历史交界点，湖南放开人口双向流动的阀门，或许并非要推动逆城市化，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城市化，一给城市调整的时间，二给人们更广泛的选择权。因为，唯有扩大人们的权利，才能增加人们的利益。

应当说，不论基于何种考量，从年初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到这次开创全面放宽农村落户的先河，湖南，再一次展示了敢为天下先的闯劲。

而他面临的困境，对于同属于人口大省、劳动力输出大省、农业大省的中部兄弟，譬如河南、江西，何尝不是提供了一个方案蓝本。

或许不用多久，更多人口的双向流动，将如星星之火，在中部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