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准新郎竟离奇死亡，1980年邯郸市“10·15”凶杀案侦破始末

1980年11月20日，这天，河北邯郸市的马素珍怀着悲痛的心情来公安部。

丧偶多年的马老太太诉说的是10月15日她下班回家，发现儿子马玉田死在床上。当时家里没人，儿子腕上的手表、箱中的存款折和准备结婚用的一些物品也都不见了。后来法医验尸，说她儿子是病死的，做出“急性肺水肿引起的猝死”鉴定书。她认为儿子死得不明不白，要求上级公安机关查明死因，追查凶手。

公安部很快将此案转当地公安机关查处。

邯郸市公安局的向正吉同志认真听了马素珍的倾诉，并向市公安局党组和中共邯郸市委作了汇报。他们研究后认为，虽然死者已经法医鉴定，但群众来访应当重视，人命关天，不可轻率。

1981年2月，邯郸市公安局、市检察院抽调有办案经验的向正吉、傅瑶台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对马玉田之死展开了全面的复查。

《死亡鉴定书》上说，马玉田是因“急性肺水肿引起猝死”。什么原因造成“急性肺水肿”呢？

办案人员多次请教名医、药剂师，查看药典，终于搞清了，肺水肿可由安眠药物中毒引起。在调查中，他们又得知，在尸体解剖化验时，曾发现死者胃内物含有安眠酮。

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在那份《死亡鉴定书》中，却只字未提？

办案人员迅速赶到省公安厅，取出妥善保存的马玉田胃内物送公安部作进一步化验；同时，又开棺取出死者的脑组织，一并送验。检验结果，不但胃内物含多种安眠药成份，而且脑组织内也发现速可眠和苯巴比妥钠成份，其含量超过致死量两倍以上。至此可以肯定，马玉田不是病死的，而是因安眠药物中毒导致肺水肿死亡。

然而，马玉田之死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办案人员深入到群众中调查。街道干部说，没有发现马玉田和不三不四的人接触，他表现良好；马玉田所在的工厂领导介绍，他作风正派，工作积极，身体健康，没有到保健站要过安眠药；马玉田的母亲证明，儿子没有任何悲婚厌世情绪，死前两天还高高兴兴地从北京买回结婚用品，筹办婚事。

种种迹象表明，马玉田不可能是自杀；联系死者的手表、存折等物失踪的情况，可以认为马玉田之死很可能是一起预谋的杀人案。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害马玉田？是仇杀、图财害命还是有其他原因？

为了解开这个疑团，办案人员不顾连续工作的疲劳，又马不停蹄地去走访。访问中了解到，发案那天，除了马玉田的未婚妻侯敏和马玉田的同学李某到过马家外，再没有其他人。侯、李二人是在上午8点半和8点40分先后进门的，9点左右他俩又和马玉田一同出去。11点左右，李某背着浑身泥土的马玉田回家，侯敏跟在后面。后来侯敏和李某先后离开马家，马玉田却再没出屋。这个情况，是邻居亲眼看见的。

显然，侯、李二人应该是主要怀疑对象。

这两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在调查中得知，李某，20岁，副食店的进货员。为人老实诚恳，作风正派，是马玉田的挚友，平时与马玉田从来没有矛盾和经济纠葛。他到马家，是为了约马玉田帮他买自行车。他到马家是在侯敏之后，离开马家是在侯敏之前，没有单独作案的时间。

侯敏，21岁，1975年下乡插队时与马玉田相识，建立了恋爱关系。侯、马二人相爱多年，而且婚期已定，礼品办妥，难道她能下得了毒手杀害未婚夫吗？马、侯、李之间有没有三角恋爱关系？会不会是侯、李二人合谋作案？查了半天，找不到充分的证据。

正在办案人员进退维谷之际，另一支侦查队伍对死若的存款折有了重大发现。他们在本市一个储蓄所里找到了马玉田存款的底账。在底账上记载着，马玉田死后半年之内，每月还照存20元，直到半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4月16日，全部存款才被取走。

办案人员分析这个怪现象，一致认为，偷存款折的人肯定十分了解马玉田的底细，是与本案有密切关系的人。他们发动储蓄所职工反复回忆，终于记起，这位存款和取款的人是个个子不高、留短发的俏丽女青年。办案人员出示侯敏的照片，请他们辨认，营业员说是“很像”。这条新的线索，又把侦查人员的视线集中到侯敏身上。

他们再一次深入走访居民群众，有一位女工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发案当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她在院门口碰见侯敏推着一辆“26型”自行车从马家出来，车把上挂着书包。后架上夹着一本书和注射的针盒。

这个情况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极大重视，因为在以前的多次谈话询问中，侯敏只说那天上午到过马家一次，从来没说下午到过马家，这显然是故意回避。

这两条线索鼓舞着办案人员乘胜追击。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侦查，凶手是谁比较明朗了。要想最后突破，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马玉田的好友李某。而李某这个人，办案组接触过多次，除了说那天是找马玉田帮助买自行车外，其他一概绒口不言。看来他是有顾虑。由于办案人员出色的思想工作，终于使李某觉醒，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1980年10月15日上午8点40分左右，李某到马玉田家。见马玉田还没起床，侯敏在一旁坐着。李某说明来意，马玉田表示同意跟李某一起出去买自行车。这时候，侯敏要给马玉田打针吃药，叫李某到里间屋去。李某在里间屋听侯敏说：“还打庆大霉素，吃土霉素、Vc。”接着就听到喝水科敲药管的声音。不一会儿，马玉田起床洗脸，然后就本某、侯敏一起出门。走到和平土产门市部时，侯敏与马玉田、李某分手，自己回家了。

马玉田和李某两人又走了不远，到了邯山路口时，马玉田忽然说；“我想睡觉，”说着说着，就摇摇晃晃地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李某忙问，“你怎么回事？”

“我头发昏，想睡觉，是不是侯敏给我打了安眠针？”他叫李某推他到侯家去问。

到了侯家，侯敏说：“打的是庆大需素呀！”

这时候，马玉田已经不省人事。李某着急地问：“要不要送医院看看？”

侯敏答：“不用，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就借了一辆三轮车将马玉田送回家。

到马家之后，李某不放心地问侯敏：“有事没有？不行就送医院。”

侯敏挥挥手：“没事，你别管了。”

这样，李某就离开了马家。

第二天上午8点，侯敏登门找李某问：“小马死了，你知道吗？”

李某答：“知道。”

侯敏眨了眨眼，严肃地说：“昨天我给小马打的是庆大霉素，这事只有你我知道。公安局问你，你知道啥说啥。”

情况已经昭然若揭了，条条线索都指向侯敏：马玉田是安眠药物中毒死的，发案那天除了侯敏给马玉田打针吃药，再没别人。侯敏有作案时间，她是医生，也有作案条件；候敏给马玉田打针吃药，让李某回避，这说明她作贼心虚，作案心切；马玉田昏迷时，李某一再提出送医院，侯敏却坚决不允许，这说明她是害怕暴露；侯敏几次和办案人员谈话，都不谈10月15日下午曾去过马家，而这个时间恰好是法医认定马玉田死亡的时间；马玉田死的第二天，候敏匆匆忙忙找到李某，表白自己给马玉田打的是“庆大霉素”，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根据以上情况，公安机关于1981年10月20日，依法逮捕了侯敏，并从她住处搜出了马玉田的存款折、手表等罪证。

由于办案人员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候敏不得不交代犯罪动机及犯罪事实。

侯敏1975年与马玉田相识，建立了恋爱关系后，两人相爱好几年。1978年，侯敏考入邯郸卫生学校，1980年毕业分配当了医生。随着身份的变化，思想感情也渐渐变化——她觉得自己是干部，马玉田是工人，不般配，便想摆脱他，但又没有正当理由断绝关系，陷入了无边的苦恼之中。

思想的恶性膨胀，使她不顾一切，铤而走险。

1980年6月，她萌发了谋害马玉田的恶念。利用去某医院实习的机会，她私开处方，冒名领取两盒20支苯巴比妥钠，开始了犯罪准备。

10月15日早晨，侯敏带着安眠药物来到马家。马玉田那几天因为静脉注射感染在家休息。侯敏进屋十来分钟，不巧，李某也接踵而来。侯敏犹豫片刻，把李某支到里间屋，然后将十多片安眠药假作土霉素和Vc片叫马玉田吞下；想接着打安眠针，又怕注射时间长露出马脚，就打了两支庆大需素作掩护。后来马玉田虽然昏迷过去了，但没死。侯敏不甘心，下午三点左右又悄悄窜入马家，趁马玉田昏迷之机，连续两次给他注射了10支苯巴比妥钠，马玉田立即死亡。

杀人之后，侯敏打开箱橱，抄走了存折及其他一些结婚用品，临走时又捋下马玉田的手表。身为医务工作者，侯敏深知法医验尸的厉害，为了逃避法网，作案后她曾多次找她父亲的老同事、法医曾某，苦苦哀求曾某，设法帮助她掩盖杀人罪行。

身为法医的曾某，竟然丧失立场，徇私枉法。在尸体解剖化验时，曾某就发现胃内物有安眠药成分。但他有意不向领导报告；市公安局化验员发现情况不对，据理力争，曾某才不得不将化验结果送省公安厅复查。省公安厅的正式化验结果上，证实死者胃内物确实含有安眠酮。曾某又将这个化验结果偷藏起来，匆匆作出“马玉田因急性肺水肿引起猝死”的《死亡鉴定书》。

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公安战士，没有被任何假象迷惑，历经一年的艰苦复查，终于查清了这起复杂案件。侯敏落入法网，执法机关的败类曾某也被依法逮捕。

1981年7月，邯郸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杀人犯侯敏死刑；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判处侯敏死刑，级期2年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