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到1943年各根据地能够转入恢复时期？

1941年到1942年是敌后军民最困难的时期，各根据地在日军疯狂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中急剧缩小，为什么到了1943年又进入了恢复时期?

日军在战略上走下坡路，抗日根据地度过最困难时期进入 1943年后，随着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盟军在欧洲即将开辟第二战场，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败并丧失了战略主动权，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日本当局为摆脱在太平洋的不利态势，集中力量对付来自美军的进攻，急于结束对华战争。侵华日军企图通过扶植汪伪政权，打压诱降蒋介石政权，从而促成蒋汪两大政治势力的合流并统治中国，从而达到打击分化抗日力量，稳定日本在华战场局势的目的。

此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强调确保重要资源开发地区、中心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并以伪军接替部分日军担任守备，以便抽出兵力用于太平洋战场和在中国战区内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华北日军为填补抽调兵力后留下的缺口，将部分旅团扩编成师团，其总兵力仍然有所减少,战斗力开始下降。伪军虽因国民党军大量“曲线救国”投敌而不断增加，但士气不高，战斗力低下。

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军民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战胜困难、度过难关的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通过实行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运动，已经度过了1941年到1942年最艰苦的时期，基本上制止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并连续挫败了敌人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仅1942年，敌人对华北各抗日报据地共进行千人以上兵力的“扫荡”达77次，其中万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达15次。各根据地虽然遭受了很大损失，却经受了锻炼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从1942年冬，冀南、冀中、冀东等抗日根据地开始恢复，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均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

实行“敌进我进”，以武工队深入“敌后之敌后”

针对敌后战场的新形势，八路军实施了“敌进我进”的方针，来无影去无踪的敌后武工队是根据地军民在反“蚕食”斗争中的一大创造。最初，一二九师组织了深人敌占区开展斗争的武装宣传队和小股部队，“钻到敌人肚子里去作斗争”，由于效果好而迅速在各根据地推广，被称作是活跃在敌人心脏地区的轻骑兵。日军在对根据地和游击区进行蚕食的过程中，兵力配备上“前紧后松，前强后弱”。由于堡垒纵横，八路军大部队无法进入敌占区，武工队人员精干,在敌后来去自由,能够有效地发动群众,拔除据点,惩治汉奸，炸桥毁路，搜集情报，真正成为抗日军民的“怀中利剑，袖中匕首”。

1943年4月，日军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扫荡”，首先逼迫豫北的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孙殿英部投降，然后大举侵入太行根据地企图围歼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主力于清漳河两岸。八路军及时判明了敌人的企图，总部和主力部队在敌人合围完成前及时跳到外线，内线留守部队在民兵的配合下，利用地雷战结合打冷枪的办法，极大地消耗和拖住了敌人。外线部队和太岳、冀南分区的部队对敌人采取了攻势行动，迫使日军退守平汉、正太、同蒲铁路沿线。

同年7、8月，为消除伪二十四集团军对太行区和冀鲁豫区的战略威胁，扫除下一步开辟太南新区的障碍，八路军太行、冀南主力部队发动林(县)南战役,同时冀鲁豫军区发起卫南战役予以配合。此役通过成功运用奇袭强攻,穿插分割、围点打援等战术，歼灭日伪军1.2万余人，解放林县以南、辉县以北拥有40余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此次豫北大捷，是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之后进行的最大一次战役，在军事上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蚕食企图，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而且在政治上摧毁了敌寇“以华治华”、培植伪军的政策。

群众性游击战遍地开花，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又是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的一年，不仅在规模和范围上表现出普遍性和广泛性，而且在战术上也充分表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在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将精兵简政与主力军地方化相结合，鼓励和帮助民兵、自卫军就地坚持斗争，村不离村，乡不离乡，守土抗战。各军区军事建设的重心，都由扩大与巩固正规军转为加强地方军和民兵的建设，不仅有助于克服根据地财政困难，减少非生产人员，而且对于充分发挥群众武装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其战斗力，促进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也有着重大意义。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大不脱产的民兵、自卫军充分发挥其对本地区的地形熟悉，与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优点，一手拿锄头一手拿刀枪，生产打仗两不误，经过长期的对敌斗争，不仅创造出了合乎本地区特点的游击战形式，自身的战术技术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冀中地区民兵创造了埋伏在敌人碉堡附近、敌人一出门就与以迎头痛击的“堵门战”和根据敌人活动规律埋伏在村边树林活捉落单敌人的“捕捉战”。晋绥地区的民兵划定了联防警戒线,警戒线上设立哨位,哨位前方部署侦察人员，把岗哨延伸到敌人据点附近，一有情况及时报警。山东地区的民兵在开展“麻雀战”的同时，还开展了敌人走到哪里民兵打到哪里的“车轮战”，同敌人转圈子的“推磨战”，以及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

1943年春夏，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又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从3月起，王仲廉在苏北.韩德勤在淮北、李仙洲在山东都向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发起进攻，均被击退。在一系列军事挑衅受挫后，蒋介石又调集几十万军队加紧包围边区，准备占领关中分区并进而攻占延安。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及“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方针,一面在政治上充分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一面在军事上做好反击进攻的准备。中央军委除了从晋绥边区调三五八旅加强陕甘宁边区防御力量，还从华北各军区抽调部队前来保卫边区。面对中国共产党方面在军事上的严阵以待以及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蒋介石被迫停止了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彻底破产。

粉碎日军“扫荡”、“蚕食”并打退国民党当局的反共高潮，加上大生产运动的顺利展开，解决了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困难局面。1943年末，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人口由上一年的5000万人恢复到8000万人。主力部队虽在实行地方化后有所减少，地方武装却有了大发展，更适合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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