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被贬不认怂的苏轼，走到哪吃到哪，用美食抚平心态

面对时间的飞速流逝和物是人非的现实场景，古人难免会发生生命短暂的感叹，而庄子则将这种关于生命的感性的认识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形成自己关于生死和现实中必然性的客观认识。

首先庄子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即“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其次庄子认为死亡是一种如同日夜更替的正常现象：“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最后庄子又用气的聚散来解释人的生死，即“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体现了庄子思想中朴素的唯物主义因子。同时庄子也将贫困荣达、饥渴寒暑等万物的变化归结于“天”“命”“情”，即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改变的必然性。

面对这种“必然性”，庄子采取了“安时处顺”的态度：“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强调我们要应物而行，顺应自然，不要因外大的变化而扰乱灵府，即“命行事变，不舍昼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随所遇而任之。”

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道家获得相对幸福的方法就是“以理化情”一样，即充分认识事物的自然本性，化解关于生活中必然性的悲观认知。

如庄子认识到人的生死的本质就如同气的聚散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就不会沉浸在死亡的悲伤中，苏轼对生死和现实中荣辱的更迭有着理性的认识，所以才能安于被贬之地，适于现实之境。

被贬之后的苏轼心态依旧良好

“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真人厌世不回顾，世间生死如朝暮。”“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这是苏轼被贬前已有的对生死祸福的冷静审视。

被贬之后，身处惠州和儋州这样的蛮瘴之地，苏轼更是深化了自身的“安命观”并表现出“安时处顺”的人生境界。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这是苏轼被贬海南时写下的文字。面对潮湿多雨、百物易腐的自然环境，苏轼生发出对于生命长短的认识。

即人的寿命是有终尽但无定数的，只要我们顺应生命自然的发展，就能安适其间，这显然和《庄子》“安时处顺”的思想是相通的。“我生有定数，禄尽空余寿。”

“天有时而定，寿考未易毕。”这些都反映了苏轼被贬海南时对生命有尽的必然性的认识。同时苏轼在《静常齐记》中也提及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规律，其所言“静”“常”即同于《庄子》所言的“天”“命”，都是一种“必然性”。

“忘”与“游”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最高的审美观，而这也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影响，“忘”就是超脱于现实万物，“游”即实现精神上的解放，与万物游而为一，以审美的态度来看万事万物，实现人生的艺术化。

苏轼即如此，他意识到宇宙的永恒和生命的短暂后，便将人生看成一种“寄寓”的存在，不再被生命的长短所羁绊，保持其主体的积极观照，在变化无常的人生中寻找生命的快乐。

在美食中发现快乐

苏轼初到黄州，即写下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这样乐于当地风物的诗句。此后，苏轼也没有选择消极厌世，反而以审美的眼光来欣赏周围的风景。

他感叹海棠在恶劣的环境中独自绽放的傲骨和美丽：“江城地瘴藩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也享受躬耕田野的乐趣：“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

后苏轼又被贬至惠州，他依然能够安之若素，坦然面对一再被贬这一事实，其言曰：“谁言穷巷士，乃窃造化权。所见皆我有，安居受其全。”

居惠州期间，苏轼出行赏景、品尝美食、自创美酒，尽享人生乐趣，建立“嬉游趁时节，俯仰了此生”的生活态度。面对“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的壮丽景色，苏轼感叹道：“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

苏轼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美食家，他善于发现并探索当地的美食，在惠州时曾作：“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尝滟玉蛆。……青浮卵椀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

不仅美食的种类很丰富，有枇杷、桑椹、槐芽饼和藿叶鱼，而且进行了色彩搭配，给人以味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

苏轼也洞悉食物搭配之技，在《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诗中将荔枝和众多美食搭配在一起并感叹道：“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充分体现其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苏轼同庄子一样认识并接受了现实的必然性，但相比于庄子的“安时处顺”，苏轼多了一份对生活的热情和认真。

苏轼“自适”的人生态度

在用“齐物”和“安命”的思想化解了关于盛衰荣辱和生命有限的悲观认识后，庄子和苏轼都选择追求精神上的充盈和自由。

不同的是，庄子追求的是脱离现实的绝对的精神上的自由，是通过“心斋”和“坐忘”来达到虚静的精神状态，进而超脱于世俗之外，使内心无所凭恃，进入“天人合一”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逍遥境界。

如其在《逍遥游》中所描述的人生至境“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应万物的变化，不局限于人生的某一阶段。

这是“一种透脱的心境—一种优游自在、徜徉自适的心境”，超越了现实和自我的羁绊。苏轼则只采取庄子超脱于现实荣辱的乐观豁达、宠辱不惊的态度，使自己在精神上更加自由，却没有像庄子那样完全脱离现实、抛弃自己的心智而心如槁木。

苏轼依然热爱生活并且积极追寻生命的意义，这一点和庄子的“逍遥论”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也是苏轼人格上的伟大之处，更是士大夫人格的典范。

即虽然自己在精神上超脱于功名利禄之外，却依然能够将“兼济”和“独善”统一起来，没有像陶渊明一样脱离仕途、辞官归隐而是受道家和儒家“游世”思想、佛教“随缘”思想和唐宋中隐文化的影响，实现了“心隐”。

即以出世的态度来入世，追求的是心灵上的自由与解放，能够摆脱外在功名利禄的束缚，拥有豁达乐观的心态，以审美的眼光来关照世间万物。

“自适”就是注重自我内心的丰满与自足，“把心灵感受和精神自由当作衡量人生价值的准绳”，这是苏轼及整个宋人在内的生活态度，他们不论在朝还是归隐都能做到明心见性、安然自得。

苏轼虽一再被贬，但他每到一地都能发现当地的美好，无论是美景、美食还是当地的风土人情，他尽情享受着生命的欢欣与愉悦。

因此苏轼的人生是一个审美化的过程。被贬黄州之前，苏轼孜孜以求天下事。被贬黄州之后，心胸逐渐开阔，开始有了精神上的追求。

以豁达的心态来领略人间百态

苏轼也因审美化的态度“培养了他的不惧不馁的人格特点”，不论面临什么险境都能泰然处之，类似庄子笔下的“神人”。

即使是被贬到黄州，面临生计困难的挑战，他依然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他躬耕自食，将劳动视为一种享受，在劳动中获得审美的愉悦，在黄州期间，苏轼创作了《东坡八首》描述他躬耕的场景和心态。

这是苏轼执着于生活的一面，对生活的超越则是指苏轼不局限于生活表面的痛苦，而能以一种超越常人的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去获得生活的快乐。

苏轼对生活的执着还体现在他即使被贬，还依旧心系国家兴衰和百姓疾苦。被贬黄州时他创立“救儿会”，力图改变当地溺婴的习俗。任杭州通判时，为了治水竟过家门不入。

居海南时，百姓不乐耕种，使田地荒芜，所食仰外，苏轼便劝百姓务农：“听我苦言，其福永久。利尔耝耜，好尔邻偶。”被贬偏远蛮瘴之地，苏轼却以当地人自居，言曰：“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这种乐观的心态使苏轼能够以感性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他欣喜于庄稼生长的美好，感叹于大自然造物的神奇，沉浸于乡间生活的美好。

苏轼“自适”的人生态度不仅体现在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上，还体现在诗人具有乐观豁达、旷达超脱的胸襟上。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至儋州，子由被贬到雷州，两人都遭遇贬谪的悲事，苏轼却安慰子由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离别何足道，我生岂有终。”充分体现了苏轼乐观旷达的心态。

《定风波》是苏轼被贬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所作，面对突然而至的大雨，苏轼没有抱怨气馁，反而言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表现出乐观旷达的心境。

这里的雨就如同官场突然遭遇的贬谪一样，官场上的起伏荣辱在他的心里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表现出苏轼对功名利禄、得失荣辱的超脱和洒脱博大的胸怀。

宋代有不杀文官之规，被贬至偏远之地已是对臣子最大的惩罚，归期也是遥遥无定的，苏轼却不以为然，反而像李白一样高呼：“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

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想象天上的神仙也在庆祝他北归的乐事，颇有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自信。苏轼对陶渊明也是极为推崇，作了很多“和陶诗”，追慕其悠然自得的心境。

结语

《庄子》一书蕴含丰富的人生哲学，其所论述的齐同万物的方法论以及“无待”的精神对苏轼的人生境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苏轼尽管经历了命运多舛的一生，但依然宠辱不惊、乐观通透，积极追寻生命的意义，在大自然中思考着关于宇宙人生的问题。

同时也使古代的文人在迫于现实不得不出世时，能为自己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并且以更加积极豁达的态度来看待世间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