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西肃托事件，梁兴初等600余人被捕、300余人被杀，根据地被瘫痪

红军时期曾在许多根据地发生过惨烈的大肃反，最严重的是张国焘在鄂豫皖、夏曦在湘西实行的肃反，大批党的优秀干部、红军优秀的指战员遭到迫害而冤死。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党中央及时叫停了正在陕甘根据地进行的肃反，解救了刘志丹、习仲勋、高岗等大批干部。但此之前，已经有400多名红军干部战士被杀。

党中央到陕北后，全国性的肃反已经事实上停止。此后虽然还有整风、抢救运动等多项运动，但多是免职、批评（批斗）教育为主。然而，在1939年，湖西根据地却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肃托”事件。事件从湖边地委发端，迅速波及整个苏鲁豫区，短短两个多月时间，苏鲁豫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四大队，共有600余党员干部被关押、拷打，300余名党员干部被杀。如果不是罗荣恒及时赶到制止，死亡名单将会很长很长......

“湖西肃托”造成了苏鲁豫区各级党委、政府组织机构瘫痪，人心惶惶，地方武装从15000人锐减到500人，根据地缩小了90%。被蒙蔽参与到事件中的雄师劲旅——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的干部战士，此后背负了沉重的心理和历史负担。

由于历史的原因，该起事件在当时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其遗留的问题一直到1983年12月才在政治上组织上得到平反和解决。

这起冤案，正发生在国难深重的抗战期间，大批的革命战士没有牺牲在抗战杀敌的战场上反而死在自己同志的手中，不但令人扼腕，而且也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由于不能连载，而要写清楚整个湖西肃托事件，故篇幅较长。

淮南西路与湖西地区

人们常说的淮海地区，大致包含现在的山东鲁西南，河南豫东南，湖北东北部、安徽皖北，江苏的苏北地区。这一片地区扼守要冲，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古以来民风彪悍，陈胜、吴广、项羽、刘邦，以至瓦岗寨、红巾军诸位首领，还有朱元璋等人，都诞生在这片土地。有一种言论，自古以来淮海地区未能单独设立淮海省一级的行政区划，而将其地分置周边各省，主要考量的一个因素是这个地区的人动不动就起来造反。这种说法刷视频的时候当个乐子听听即可。

唐武德元年（618年），高祖李渊下令废除隋朝旧制，改郡为州。由于幅员辽阔，中央政权直接管辖到州难免事无巨细，多有疏漏。

唐贞观元年（627年），太宗李世民在州的基础上划分全国为十道，道设监察使，对官员就近考绩，强化管理。这十个道中的淮南道，领扬州、楚州、滁州、和州、濠州、庐州、寿州、光州、蕲州、申州、黄州、安州、舒州，计13州、50县。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中部、安徽省中部、湖北省东北部和河南省东南角，即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湖北应山、汉阳以东的江淮地区。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在原有十道的基础上分全国为十五道。

唐朝时的“道”虽然不是一级行政机构，但是随着巡察区域的相对稳定，逐渐有了固定的区划概念。综合来看，唐朝时的淮南道的地域，比整个淮海地区稍小，可称为“准淮海”。

北宋建立后，赵匡胤在唐朝“道”的基础上划全国为十五“路”，以加强对府州县的管理。北宋的淮南路治扬州，地域大致与唐朝时的淮南道相当。《宋史.地理志》记载，淮南路所辖地域“东至于海，西抵濉涣，南滨大江，北界清淮。”拥有18个府州，跨今天江苏、安徽长江以北，湖北东北部，河南东南部，这一大片的江淮之地。

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分淮南路置，设淮南西路和淮南东路。淮南西路又称淮西、淮右，淮南东路又称淮东、淮左。二者常并称为两淮。

淮南西路治寿州(今安徽凤台县)，辖境相当今安徽凤阳、肥东和江苏江浦等县以西，湖北黄陂、河南光山等县以东的江北淮南地区。

淮西和淮东此后又分分合合，南宋时为抗金前线。宋高宗本打算将兵骄将悍的淮西军统交岳飞率领，但是宰相张浚心生嫉妒向高宗进谗言，宋高宗因而又改变了主意，岳飞忿而裸辞回庐山为母守孝。

张浚在收编淮西军时处置不当，造成了灾难性的淮西兵变——淮西军5.2万人连带家属6万，集体向北渡河投降了金朝。南宋一下子就损失了十分之一强的兵力，给抗金事业造成极大的被动。此后就是岳飞为了国家民族大业复出，统帅岳家军北伐，节节胜利之下被12道金牌召回，冤死风波亭。

元朝时，淮南东、西二路被废。

到了近代，人们更多的是以京湖双线为界，即京杭大运河或江淮五大湖，西部称湖西，东部是湖东地区。以长江为界，南部是江南地区。以淠河-大别山为界，西部是荆楚地区。以淮河为界，北部则是山南区域。

抗战时期的湖西地区位置更靠北，北跨淮河直抵黄河故道，南阳湖、独山湖、昭阳湖、微山湖由北而南（称为南四湖），像条项链挂在这方平原的东面。湖西地区沃野百里，铺展到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的二十余个县。这里紧靠津浦 、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

1949年设湖西专区，属平原省。1953年湖西地委和湖西专区撤销，划归荷泽、济宁专区。

苏鲁豫区委与苏鲁豫支队四大队

1935年，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别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郭子化任书记。

1936年底，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苏鲁边特委决定将其改为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

1937年2月，郭子化第三次赶赴西安，终于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得到党中央正式批准，并将其划归即将成立的河南省委领导。当时河南省委共有党员460人，而特委领导的党员就有300余人。

1938年5月，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边区特委归其领导。7月，边区特委撤销，郭子化调任省委统战部长，原特委所辖地区分别成立苏鲁豫、鲁南、苏皖三个特委。

1939年5月14日，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在湖西成立苏鲁豫区委，党委书记白子明，主要领导成员还有：组织部长郝中士、宣传部长马霄鹏、社会部长赵万庆、统战部长王文彬、青年部长孙衷文、军事部长张如、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等人。苏鲁豫区委（也称第五区委）下辖湖边和鲁西南两个地委以及两个中心县委、三个直属县委，全区有党员约万名，地方武装约一万五千人。

八路军苏鲁豫支队的前身为115师685团，熟悉军史的都知道，该团的历史与我军的军史一样长。

湘南暴动后，朱德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余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所辖四个团，红28团为南昌起义余部（往前追溯为叶挺独立团），红29团为湘南农军，红31团为秋收起义余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红32团为王佐袁文才部。八月失败后，红29团散去。朱毛率红四军主力下山后，王佐袁文才被错杀，红32团被编入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

1930年6月，红军第4军、第6军（后改称第3军）、第1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始称第1路军）。

1933年1月，撤销军的番号，军团直辖第7、第9、第10、第11师。6月上旬，军团再次整编，将下辖的4个师与红22师合编为第1、第2师，地方部队瑞金模范师编为第3师。

红军长征前，红3师调入红九军团，红15师（少共国际师）编入红一军团。

扎西整编时，红15师编散，补入红一师、红二师。由于湘江战役损失巨大，除红一军团保留师的建制，其余军团均直辖团。红三军团红6师（地方部队兴国模范师）打散，编入原红四师的红10、11、12团，红五师缩编为红13团。

长征到陕北后，1935年11月，恢复红一方面军和红一军团建制，军团辖红二师、红四师，红1团、红13团，参加直罗镇战役。1936年1月，以红1团、红13团组建红一师。

恢复红二师时，红6团打散编入红4、红5团，红2团编入红3团的两个营调红二师，改番号红6团。1936年12月，红一师抽调部分骨干，与新加入红军的500余陕甘籍战士重建红3团。

这里面，红4团的前身可追溯到井冈山红28团，红6团（老红2团）可追溯到井冈山红31团。

1937年8月，红二师、红四师整编为115师343旅，红二师的三个团分别整编为685团的1、2、3营。团长黄永胜，副团长兼政训处主任邓华，副主任王麓水，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吴文玉（吴法宪），副团长陈正湘，参谋长彭明治。

8月下旬从陕西三原地区誓师出征。8月底，在侯马调整团领导，黄永胜（老红3团团长）调任由红一师改编的独立团副团长（未到任），杨得志任团长，陈正湘和萧远久任副团长。梁兴祚（梁兴初）从抗大学习回来任3营营长。

1937年10月22日，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决定，“聂荣臻率第115师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的两个队、八路军总部特务团直属大队以及343旅和359旅工作团的部分，共3000余人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平型关战役的腰战阻击战后不久，独立团即向晋察冀进发，连战连捷。当时抗战热情高涨，很多热血青年和国民党军的溃兵纷纷加入我军，独立团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从1700余人扩大到7000余人，成立独立师（后改称第一军分区），邓华调任师政委，陈正湘调任独立师1团团长（原红1团）。

五台分兵后，营长曾国华带685团2营和1营4连留下来帮着聂政委开展根据地建设。4连最后留在了晋察冀，以该连为骨干组建了晋察冀四分区5团。

聂司令用从八路军总部要来的特务团一个连（好像是11连）交换，由连长刘志国率领，补充685团1营。如果685团在之后的扩编中未将该连打散，那么“刘老庄连”的前身当为来自特务团的这个连。

2营后来发展为曾国华支队，进入冀鲁豫，解放战争时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头等主力团。该团（第136团，原红5团、红6团）与139团（686团3营，红三军团红12团）构成第十六军的两大主力。

10月到12月，吴文玉到运城扩兵一千多人，新兵除补充1营、3营外，从3营抽调9连、11连和营机枪排编成新的二营。周长胜为营长，蔡元兴为教导员。编成的新二营是否有红军建制连，这一点至今在军史上有争论，当然都是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说。新二营5连和7连为主力，从营长到正副班长均为老红军，全营有红军200余人。后来平型关战役的伤员归队，也都补入新二营，因而红军成分并不低于1营和3营。

1938年1月，副主任王麓水调任343旅补充团政委，后任山东八师师长兼政委，1945年12月牺牲。副主任吴文玉升任团政委。

3月2日，林彪在隰县以北的千家庄被友军哨兵误伤，343旅旅长陈光代理115师师长，686团团长李天佑代理343旅旅长。

4月，副团长萧远久因肺病回延安治疗，后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三团团长，新四军五师十三旅副旅长兼参谋长，开国少将。

8月，344旅旅长徐海东病倒，回延安休养，685团团长杨得志升任344旅副旅长、代理旅长职务。685团由团参谋长彭明治任团长，吴法宪任政委。梁兴初营长升副团长，田维扬为参谋长，师政治部青年部长王凤鸣调任685团政治处主任。

9月，总部命令685团执行远距离作战任务，前往苏鲁豫皖边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直接归总部指挥。10月部队一边战斗一边向屯留集结，10月25日从晋西吕梁山出发，11月4日到达晋东南长治县马庄地区，靠近十八集团军总部。

2营（模范红五团）虽然脱离了编制，但是685团仍集合了井冈山红四军的精华，为我军战力最强的一个团。部队到太行后，朱总、彭总、左权副参谋长等首长前去看望了部队。

12月7日--9日，部队以苏鲁支队名义冒雪东进，三个营改称大队，共2700余人。27日到达微山湖以西的丰县和单县地区，28日晚发起崔庄战斗。战至29日上午，消灭伪军王献臣部800余人，俘敌1500余人，缴获步枪一千多支，轻机枪30余挺，驳壳枪30支 。当天下午，又击溃丰县日军100余人、伪军300余人的援敌。

1939年元旦，苏鲁支队同苏鲁豫特委和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会合。

1938年初，中共苏鲁豫特委在铜山、萧县、永城、宿县组织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中共鲁西南工委也在单县、金乡一带建立了抗日武装，并与上述武装会合，成立了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总队长李贞乾，政委郭影秋，参谋长李发。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

1939年1月，义勇二总队改编为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李贞乾任大队长，支队副司令员梁兴初兼副大队长，政治部主任王凤鸣兼大队政委。

6月，李贞乾率部挺进鱼台，在谷亭歼灭伪军七百余人，并活捉了伪县长。7月李贞乾担任鱼台县长，苏支整编，梁兴初兼大队长。

2月，沛县伪军籍兴科反正，编为独立大队，郭影秋任政委。

3月，115师师部到达山东，重归师部指挥。

4月，支队发展到8000余人。当时的大队改编为相当于团级的建制，每个大队下编四个营，每个营下编四个连。4月底进行湖西反扫荡作战，部队伤亡600余人。

5月，为执行总部“向南发展，开辟徐州以南、津浦线两侧地区”的决定，支队率一、二、三大队南下陇海路，改称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独立大队留守湖西。为加强四大队的力量，从其它三个大队各抽一、二个老连队，编入四大队。注意，由于此时部队已经扩编，因而编入四大队的老连队并不是红军连。

苏鲁豫支队主力南下豫皖苏边，经连续两个多月与日伪军的激烈战斗，打开了局面。部队进一步发展，将萧县县大队800余人编为苏鲁豫支队第七大队，不久，又整合了当地地方武装成立了路（陇海路）北游击第三大队。

6月上旬，部队相继进入芒砀山区休整。此时冀鲁豫支队除拥有7个团级的大队外，还有4个县属游击大队，发展到一万余人。

半年时间部队扩大了三倍多，但短时间内快速扩充也会对部队的质量产生一定影响。代师长陈光来到支队部主持整编，除2个连后被陈光带去师部编入其他部队外，其余7个大队整编为3个大队。

7月，苏鲁豫支队编为三个大队和一个特务营，每个大队编四个营，每个营编四个连，每个大队编有一个重机枪连，全支队共8869人。

第一大队由原一大队与路北游击三大队合编，大队长胡炳云，政治委员王东保；第四大队，由原第二大队主力与第四大队编成，大队长梁兴初（兼），政治委员王凤鸣（兼）； 第七大队，由原第三大队与第七大队、独立大队编成，大队长耿蕴斋，政治委员郭影秋；原二大队的一部与路南地方武装一部编为支队直属特务营。

主力南下时，留在湖西的四大队积极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并整合地方武装编成了第五大队。此次整编，决定将第五大队交苏鲁豫区党委，编为区委警卫营，同时把各县的游击大队也都划归区党委直接指挥。

之后，苏鲁豫支队再次分兵：司令员彭明治率七大队、特务营以芒砀山区和萧县根据地为依托，继续开辟徐州西南之萧县、宿县、永城、夏邑等地区，打通和新四军游击支队的联系，协助彭雪枫创建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政委吴法宪率一大队和七大队3营到津浦路东苏皖边区开展游击战争，打通与苏北新四军的联系；四大队由副司令员梁兴初率领在陇海路北，坚持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日根据地。

9月，第四、第七大队分别改称第二、第三大队。由于是战争年代，且此时正是湖西肃托的高峰期，因而各资料中仍称四大队。

凶魔与人性

按照已成定论的说法，造成湖西惨案的元凶是两个人。但其实还有第三个人。

第一个恶魔，王须仁

作为湖西惨案的始作俑者和积极行动者，其身份至今未查清楚。由于来历不明，只好将他定性为“暗害分子”。

后来调查，据说他是叛徒特务，是真正的托派，但其入党和自首的经过谁也不知道。现在只知道他是河北束鹿县人，北平大学学生，读书时入党，后在北平《晨报》上发表过反共启事。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学生南下到山东，先在地方军阀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政训处受训，后经中共鲁西南工委介绍到单县工作，加入了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

当年侥幸逃生的老同志，还依稀记得他一副很谦卑的模样，见人就点头、哈腰、握手，跟在白子明的屁股后面团团转，只是隔着一层眼镜，谁看得清他的眼光是人还是鬼？谁又会想到他整人的手段又是那么残忍、又是那么凶恶？

大概只有义勇二总队政委郭影秋一开始就厌恶他。当初，王须仁在义勇队当锄奸干事时出手就毒，如吊高下摔、十指插针，郭影秋便停了他的职，令其待用。然而，极善钻营和伪装的他，又很快博得白子明的赏识与重用，担任了湖边地委组织部长。

第二匹恶狼，王凤鸣

王凤鸣年龄不大，资格很老，1932年参加红军，作战勇敢，曾当过罗荣恒的警卫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本来，湖西肃托是地方党组织的事，王凤鸣虽然担任了湖西军政委员会的主任，但那是虚职，其主要工作重心应在部队，而不应过多插手地方事务。

王凤鸣之所以积极参与地方上的事情，有以下原因：

1、他个人野心膨胀，如今师部和支队司令部远离，企图在湖西地区称王称霸。

2、他与区党委有矛盾。当时部队扩充很快，地方上组织的一些武装不断被收编，区党委有些怨气，军事部长张如多次和王凤鸣吵架。

3、因为女人。王凤鸣看上了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而她竟然不给王政委面子，谢绝了他的追求。据说常部长另有所爱，对象是是区委统战部长王文彬。

战争年代，政委具有最后决定权。直到冀中五一反扫荡的薛村战斗，司令员与政委意见相左，八分区政委王远音行使最后决定权令司令员常德善服从，随后即遭日军合围。常德善亲自打机枪掩护部队突围不幸牺牲，王远音负伤后自杀殉国，八分区司令部及掩护部队23团2营、30团全部损失。据说，王政委自杀前给中央写了信让警卫员带出，痛陈厉害。此次战斗惊动中央，据吕正操回忆：“雪村战斗，教训沉痛。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

对于王凤鸣这位手握最后决定权的枪杆子，王须仁极力奉承，吹捧他是什么“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只捧得他飘飘然，气焰极其骄横，竟敢动用手中的军权，假冒中央的名义，大肆捕杀无辜同志，成为“肃托”惨案的主要凶手。

第三位责任人，白子明

虽然还被称为同志，但是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白子明又名白学光，山东博兴县纯化镇河里村人，1914年生，1934年在山东济南乡村师范读书时入党，曾担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1937年11月任鲁西南工委书记，1939年5月任苏鲁豫区委书记。

白某为何积极充当王须仁把肃托扩大化的后台，本人不说，因而并无确切的第一手资料。不过从时任区党委警卫营一连连长的史晓召（其侄女也被杀）1985年对党史部门的同志谈话中可一窥端倪：白**的思想品质恶劣，有个人野心，嫉贤妒能。他知道中央和分局明确区党委书记“非王即郭”的指示，所以杀了王文彬，又想杀郭影秋，只是未来得及。杀马霄鹏，是因为他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理论水平高，声望比他高。杀赵万庆，是因为他是社会部长，了解敌情，懂政策，也比他的水平高。

事件已经远去，王须仁也许一开始就是抱着搞破坏的心理，但是作为当时在湖西的两位军、地一把手的王凤鸣和白子明，他们积极参与并充当后台，其行为彰显的是人性的丑恶。

湖西惨案

苏鲁豫区委成立后，下属的湖边地委设在山东鱼台县谷亭镇。

1939年5月，湖边地委为了培养干部，在谷亭西北20余里的大田家村举办了干部学校。干校负责人由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兼任，日常工作由非党教员魏定远负责。参加学习的都是湖西各地来的爱国知识青年。

1、祸起

8月临近分配之际，有一部分学员，特别是沛县（刘邦老家，当时属安徽）来的学员想回家乡去，不愿留湖边工作，提出：“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的要求，又发现学员中有“同乡会”的组织。

中国人都很恋家，其实学员中有这种思想并不为怪，就连部队中都经常出现此事。比如第四大队后来扩编组成的教导五旅，南下支援新四军时很多战士就不愿意离家过远，两年后部队再次回山东时，很多当地入伍的苏皖战士也不愿意北上。

对于这种情况主要是要积极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如三五九旅中原突围后到吕梁整补，派人去山东招了一万的新兵，之后以野营训练的名义一路向西，越走越远，那些想回家的战士都认不得回家的路，最后投入西北战场成为二军六师。

然而，湖边地委领导发现这种情况后，警惕性异常敏感，怀疑有敌人在暗中破坏。当时地委书记李毅正患恶性疟疾，便把这件事交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处理。

王须仁未经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即将地委干校发生的一般性思想问题，捕风捉影地与托派联系起来，向地委汇报说:“干校里有托派活动，散布谣言，暗中煽动学生不服从分配，这都是魏定远在背后操纵的，他的问题最大。”

所谓托派，是苏联共产党中托洛斯基派的简称，斯大林曾在三十年代展开过大规模的反托斗争，造成冤案无数。陈独秀接受了托洛斯基的观点，于1931年在上海成立了托派中央，约有成员300人，但从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不过即使是托派，也不是反革命分子。

这里有一个背景。1937年11月，康生从苏联一回国，就大肆鼓吹“肃托论”，发表了《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指责托派是接受日寇津贴的汉奸、特务，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年后，康生就任中共中央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的要职。

反托派是苏联斯大林同志亲自主抓，当时很多人对苏联老大哥那是迷信得不得了。同时在康生的职务加持下，这本小册子的影响很大，使一些人产生了对托派的神秘感和恐惧感。

8月底，王须仁派人到干校将教员魏定远逮捕，押回地委审讯。

王须仁开口就问：“你是不是托匪？”魏定远回答不是。然后，先用皮鞭抽，接着老虎凳，继而灌辣椒水，魏定远仍然不招认。王须仁急了，找来一部摇把式电话机，把正负极绑在他身上，在一股电流的作用下，魏定远被迫承认自己是“托匪”。

“还有谁？”

又是一通用刑。“还有曹广善。”就这样，边打边问，逼供出一套有所谓省委、特委、县委、区委、支部、小组的托派组织。

9月3日，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在中共湖边地委驻地谷亭开会。王须仁将逼供所得材料，向参加会议的军政委员会领导作了汇报。

听说湖边地委发现了托匪，大家都紧张起来。军政委员会主任王凤鸣，副主任白子明，立即带着梁兴初、王文彬、张如等一干军政大员集体会审已经遍体鳞伤的魏定远。

魏定远哪见过这阵仗，也许是被打怕了，他没有当堂喊冤，而是按王须仁逼迫的口供重复了一遍。于是参加会审的领导人信以为真，一致认为湖边地委真的发现了“托匪”组织，决定深挖下去。

正在地委组织部等待分配工作的曹广善和地委干校干部郝晓光被逮捕。

曹广善糊里糊涂被推进审讯室，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皮鞭抽过来，很快，曹广善被活活打死。

地委书记李毅后来回忆：“我当时感到不好搞，怎样肃法也没有具体研究，就问某某同志，我们没有经验，下一步怎么办啊？某某说，你有王须仁在这里，还愁什么！”

这位某某同志就是白子明。整个湖西肃托事件中，这位区委书记从未对这种酷刑逼供的法西斯作风说一句反对的话。可悲的是，苏鲁豫区委的其他大员们也未能制止王须仁的行为，甚至还夸奖他“肃托有办法”。然而几天后，厄运就降临到他们头上。

有了白子明撑腰，王须仁全面掌握了湖西地区的肃反大权，更加肆无忌惮。被逮捕的领导有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鱼台县委书记史有功、鱼台县委宣传部长刘吼凤等同志。

当时四处捕人，日夜审讯，不承认就大刑伺候，叫人求死不成，求生不得，直到你供出名单。一些人受刑不过，屈打成招，并在王须仁的诱供下，胡乱编供。

据后来的《关于苏鲁豫边区肃托斗争的总结报告》记载：“审讯是非常盲目的，完全相信口供，致使托匪的名单越来越长，由党外而党内、由下级而上级，毫无限制地扩大起来。”

9月11日，湖边地委召开反托大会，王须仁上台作报告，大讲托匪如何狡猾，工作积极就是伪装革命，工作消极就是破坏革命，甚至把帽子戴得正不正、扣子扣得齐不齐等日常细节都说成是托匪的暗号。

一时间，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同志之间相互怀疑。

2、屠杀

托匪越肃越多，湖边地委惊慌失措，深怕托匪造反，便决定向主力部队求援。

当时在湖西中心区域活动的主力部队只有四大队。当王须仁提出要王凤鸣支持“肃托”，王凤鸣出于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未向苏支党委请示汇报，便妄自肯定湖边地委的“肃托”完全正确。

四大队此时驻扎在湖东邹县西部的郭里集，王凤鸣立即派特派员（四大队保卫科长）陈友仁前来帮助“肃托”，并接地委过湖与主力会合。从此，“二王”相互勾结，在湖西掀起了腥风血雨。

9月中旬，地委机关率鱼台县委、湖边大队等干部战士约千人从南阳坐船渡过微山湖，到达邹县郭里集，与四大队会合。

苏鲁豫区委政府工作部副部长陈筹当时正在湖边地委蹲点，事后他回忆：“在南阳，我和李毅、王须仁、袁汝哲住在一个院子里，王须仁说，袁汝哲鬼鬼崇崇的，在窥探我们的行动，行迹可疑，一定是托匪，要逮捕他，我们都相信了。”可见，此时王须仁已经达到了多么肆意妄为的地步。

李毅、王须仁向王凤鸣、梁兴初作汇报。王须仁假惺惺地请示道：“有这么多托匪，怎么办呀，王政委？”

“有托必肃嘛！”王凤鸣的回答铿锵有力，并当场决定：地委领导的游击队划归四大队指挥，所有犯人交四大队看押，肃托工作由王须仁和四大队保卫科长陈友筹负责。

9月15日，天空阴沉沉的。郭里集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四大队大队部的门里门外都有哨兵。在刺刀下，王凤鸣主持召开了军队、地委、县委机关干部会议。

他一手按着腰间的驳壳枪，开口就说：“托派有不有？有！托派多不多？多！苏联多，中国多，湖西也多，己经混进我们队伍里来了！谁是托匪，都跟老子站起来坦白交待！”

人们面面相觑，会场鸦雀无声。王须仁冷笑道：“你们不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他随即掏出一份名单点名，点到谁，马上就有几个战士冲过来，把人拖出来，扔在一边，当场逮捕湖边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秦建奎以下七八十人。

鱼台县政府秘书刘葆琴再也忍不住，站起来大声质问：“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托匪吗？”

王凤鸣喝令左右：“她有意见，拉出来审她！”

刘葆琴立刻被捆在长凳上，受尽酷刑。

当天夜里，一个连的兵力在郭里集东面的寨墙下挖了一个大坑，湖边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湖边游击队副大队长秦建奎、湖边地委警卫中队长孙立言、指导员权翌亭、鱼台县政府秘书刘葆琴和连排干部刘运洪、刘庆余等30多人被杀害。两天后，又杀害了金乡县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始人、党的领导人翟子超、王鉴览、张宾如和鱼台县委委员、地委干校教员董少宰和干校教员闻香言等10余人。

据当地老人卓成会回忆：“俺还记得那是快过中秋了，打湖西那边来了大部队，穿的都是灰衣服，男的女的都有。他们来了以后，也不和俺老百姓打交道，俺只听说他们是八路军。有天晚上就开始杀人了，把几十个人捆在一起，先要他们跪下来，然后就用刺刀捅、大刀劈，那些人喊呀、叫冤呀，寨子里的狗也跟着一起叫......”

就这样，湖边地委、湖边司令部、鱼台县委、鱼台县政府、金乡县委的干部大部分被无辜逮捕或杀害。

如今，郭里集的寨墙已不复存在，掩埋过烈士的地方长着青青的麦苗。每到清明节，郭里集中心小学学生们都会去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前敬献鲜花，可曾知道，就在身边不远处，八十余年前发生了亲者痛仇者快的惨烈。

3、疯狂

同一时间，白子明先后接到湖边地委、陈筹和王凤鸣的三份报告，反映根据犯人的口供，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长马霄鹏 、宣传科长朱华、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红军干部李发等干部有“托匪”问题。

作为湖西地方党的第一负责人，白子明如获至宝，既不作调查研究，也不向上级请示报告，便轻率地在区党委发动所谓“肃托”斗争。

他首先抓了宣传科长朱华、教育科长张基隆、团结日报主编魏钦公等一大批同志，并亲自动用酷刑，折磨毒打被审同志。

他们用琴弦把人的双手吊在梁上，人则蹲在地下，压杠子，抽鞭子，又用子弹恶狠狠地刮肋骨......坚贞不屈的魏钦公、吴筱砾、李从文等同志被处决。其中魏钦公中弹未死，从死人堆中爬出，在群众掩护下逃回家，养好伤后不顾家人的劝阻又找到党组织，继续革命。试问，世界上哪儿有这样的托派反革命。

终于，有人扛不住酷刑，开口了。“阴谋暴动”的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 、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参谋长李发、第五大队（区党委警卫营）一营营长孟宪琛、二营营长康文彬以及各连的连排长等六十余人被白子明一网打尽。

马霄鹏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受中共山东分局的委派担任苏鲁豫区委宣传部长，按照组织原则，区党委是无权逮捕他的。然而白子明他们丧心病狂，对其施以酷刑。

当马霄鹏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时，仍以诚恳的态度劝告白某：“某某同志，你要对党负责，千万别把自己人当作敌人呀！”

白子明哪儿听得进去，已经杀人杀红了眼，从9月10日至17日，先后在单县东南王小庄和丰县北的于王庄，杀害了李发、朱华、张基隆、孟宪琛、康文彬等50余名各级党政军负责同志。老党员马霄鹏，则在9月19日被活活打死在丰县于王庄村头的一座破庙里！

烈士们就义时，面对一排排黑洞洞的枪口，高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

湖西无名烈士墓

有些行刑的战士想不通，议论道：为啥托匪临死还要喊共产党万岁呢？白子明却说：“这才是老托匪呀，至死都不承认，多可恨呀！”

4、荒唐

9月18日，王凤鸣、王须仁率四大队由湖东郭里集赶到湖西丰北，包围了区党委驻地于王庄。

八路军包围了区党委，极大地震惊了人心。白子明连忙和军事部长张如去见王凤鸣。

一见面，王凤鸣说：“区党委除你一人外，皆是托匪。”

二人目瞪口呆，本能地反问道：“有这严重？”

“你们的区党委已经成了托匪的司令部，中央命令我率主力部队镇压托匪叛乱！”王凤鸣话音刚落，王须仁上去就揪住了张如的衣领。

王凤鸣看向白子明：“你的警卫员可靠吗？”白某己被吓得昏头转向，连声说：“不见得可靠。”于是，警卫员的枪被缴。

随后，王凤鸣下令逮捕了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青年部长孙衷文、组织部长郝中士（先软禁后逮捕）及湖边地委书记李毅。同时逮捕和软禁了区党委各部门大批干部。

第二天，荒谬的一幕出现：我八路军的一支主力部队，押着我苏鲁豫区党委全体人员，其中许多干部是被捆绑着，数千人浩浩荡荡，班师鱼台县谷亭镇。一场新的更大的杀戮即将展开。

面对这种严重危急的局面，身为区党委书记的白子明，不但不向上级请示报告，反而伙同“二王”积极地主持和参与审讯被捕的同志，并亲手动用酷刑折磨毒打被审的同志。

他们首先审讯了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和军事部长张如。王文彬是苏鲁豫边区的创始人之一，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张如原是人民抗日义勇队二总队的参谋长，对边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于这样两位党的高级干部，无论白子明或王凤鸣，不经上级批准，都是无权逮捕和审讯的，更不要说作为下级的王须仁了。而白某和“二王”却肆意践踏和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对王文彬、张如施用酷刑。王文彬和张如表现了顽强的意志和崇高的革命气节，绝不承认强加给自己的“托匪”罪名。

王文彬曾参与和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北平学联常委兼宣传部长，牺牲时年仅28岁

王凤鸣是主力部队政委，白子明是区党委书记，作为湖西地区军、地的最高领导，其一言一行无不代表党组织和人民军队，致使蒙冤同志的思想产生极大的混乱。再加上严酷的刑法，区党委青年部长孙衷文屈服于他们的淫威，指证王文彬、张如是托派，并编供出一套托派华东局的组织名单。

以下为孙衷文后来写的材料（节选）：

“审讯时由白子明恐吓和诈逼，王须仁和王凤鸣就动手用刑，还有一批武装保卫人员帮凶，我想这是怎么搞的？是不是很多党员干部确实有问题？

他们把我吊起来压扛子，又用一大把香火烧我的脸，后来又往我鼻子里灌水。一面灌，白子明就在一面直喊，叫我不要再对党顽抗了，说指证王文彬、张如他们都招了，用些党的语言来瓦解我的意志。我当时确实失去了顶住的信心，就承认了一声，是。可王须仁仍不松刑，继续指名逼供，问马霄鹏是不是？山东分局还有谁？郭子化是不是？是他们先指的名，我也就应了是。”

“在当时来说，死的关比较好过些，反正不是一枪就是一刀，难熬的还是刑法的折磨，这没个头。我当时的个人主义念头上来了，反正是死，翻供是死，不翻供也是死，别人咬了我，党的负责人冤枉了我，我又何必受那个苦呢？

这样做对党的恶劣影响我是知道的，不过我认为这不是我的责任，首先不讲道理的是他们，而他们又是依靠党所给的权和枪不讲道理。”

公审大会在谷厅镇召开。白子明和王凤鸣在主席台上宣布：肃托取得伟大胜利，现在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将顽固不化的王文彬、张如、史为功、常俊亭、魏定远等七十九名托匪从严镇压，立即执行！

王文彬、张如被当场枪决，暴尸街头。过往行人，抬头看见墙上的布告，只见布告上赫然写着“奉中共中央之命”，无人敢去收尸，任凭野狗撕咬。

被押赴刑场时，王文彬对主持会议的白子明说：“希望我是受冤屈的最后一个人。”

鱼台县委书记史为功、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湖边地委干校教员魏定远等一批同志则被捆绑着拖到野外集体屠杀。场面之惨，惨不忍睹。

年轻漂亮的常俊亭是我党在湖边地区著名的妇女干部，王凤鸣对她垂涎三尺，求爱不成就怀恨在心。他亲自持刀，把常俊亭活活劈死。

5、野心

惨无人道的肃托在谷亭持续月余，几乎是天天捕人，天天杀人......

杨得志率部队前往鲁西南途径湖西时听到了湖西在杀人的传闻，他找来了梁兴初和王凤鸣谈话，指出“你们杀人没有请示报告，这样很不好。”王凤鸣不为所动。

杨得志以为梁兴初与王凤鸣是一起的，而实际上梁兴初刚从路南返回路北，并不了解湖西肃托的情况。梁兴初后来了解了湖西地区情况后，开始出面劝阻王凤鸣。

115师首长接到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发来的急电后，电令王凤鸣、白子明立即停止捕杀。但他们拒不执行，反而制造谎言，说是中央和分局来电要他们继续“肃托”。

苏鲁豫区委肃垮了，湖边地委肃垮了，鱼台、金乡等县委及地方武装肃垮了。下面该肃谁？二王和一白说：苏鲁豫边区的党是由“托匪”发展起来的，必须彻底审查。

9月下旬，白子明以区党委书记的名义向各地委、中心县委、直属县委和各县地方武装发出通知，命令各县委区委委员、部队相应级别以上的干部及所带领的游击队到谷亭受训。

杀人的消息早已传播，明知此去凶多吉少，但是谁敢不去？各地的干部怀着悲壮的心情，集合队伍，告别亲人，陆续出发了。一到谷亭，人即被禁闭，游击队被编散补进四大队。就这样，又有300多名干部被逮捕。

当鲁西南地委和苏宿永中心县委的同志正要走时，幸亏被在当地活动的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分别劝阻，方幸免于难。

王须仁在训练班上恐吓道：“你们谁是托匪，名单都在王政委、白书记的口袋里，就看你老不老实、坦不坦白。”

又一轮恐怖和杀戮展开了。金嘉巨中心县委书记郭耕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杀害的。

由于鱼台县发生了“杆子会”暴乱，这三人便带着四大队和“受训”人员转移到丰、单、砀边境活动。在这里，他们把肃托制造出新花样——托匪“利用美人计破坏革命”。

正在“受训”的妇女干部郭仙云被逮捕，接着又逮捕了边区妇联主任孔真和副主任金彩凡等，逼出了所谓“托派苏鲁豫省委”。

据此，又逮捕了陈筹、孙兆立、郝中牟（李文）和山东分局派来做青年工作的干部刘剑等。

曾参与组织过肃托的陈筹，本己是区党委中仅存的一名部长，这一次也未能幸免。

大刑之下，又逼出所谓的“托匪华东局”，书记是山东分局统战部部长郭子化，主力部队中的托匪有大队长梁兴初、参谋长严立荣、政治部主任罗荣生等一批红军干部，由原抗日义勇二总队长李贞乾和政委郭影秋负责。除郭子化、梁兴初、郭影秋在外地，李贞乾等人随即被捕。

刘剑是刚被山东分局派来做青年工作的，到职仅七天，也被污蔑为托匪，打得吐血，被迫按他们的要求，说山东分局、党中央的几位领导均是托匪。

为了坐实梁兴初，他们将一位年仅18岁的女党员张令仪仰面朝天绑在长凳上毒打，又用大把烧红的香火，猛地按在她的脸和胸膛上......终于逼出所谓“梁兴初中了美人计、加入托派组织、勾结徐州日寇”的重大案情。

与此同时，在单县王小庄、郝平房等处又有数批同志被杀害，其中包括区党委社会部长赵万庆、丰县县委书记孙兆立及县委委员路光前、黄佑仁等。

郭子化、马霄鹏、王文彬、郭影秋、李贞乾、张如这些湖西党组织和抗日根据地创始人已经全部打成了托派，而王凤鸣、白子明一伙又将矛头直指主力部队、山东分局、党中央，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

6、抗争

梁兴祚（梁兴初）此前在芒砀山的苏支司令部汇报工作，回来走到半路，一排骑兵围上去，未来的万岁军军长就成了阶下囚。

压杠子，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把人吊起来用鞭子抽，这些又招呼到梁兴初身上。梁兴初感觉最难以忍受的是电刑，那种摇把子电话机一摇起来，电流针扎般刺遍全身，雷劈火烧似的，头痛如裂，心如箭穿。而这些，换来的是梁大牙一通通的怒骂。

梁兴初要求与王凤鸣面谈遭拒绝，唯一一次见面，是转换宿营地时的不期而遇。梁兴初正色道：“老王，咱们不能忘了在江西打“AB团”的教训，不能搞逼供信，不能随便杀人，杀人要向支队和师首长请示报告。”

未等梁兴初讲完，王凤鸣就喝斥押解的士兵：把这个“托匪”带走。又冷冷地扔出一句：死到临头，你还嘴硬？

李贞乾比梁兴初早几天被捕，他曾任丰县师范学校校长、丰县中学校长，抗战爆发后加入共产党，组织抗日武装，变卖家产支援部队，亲率所部多次打击日伪军，并动员全家26口人参加抗日工作。

90年代红极一时的孔府家酒，产自鱼台县酒厂。当年血迹斑斑的审讯室，就设在酒厂的后院。面对逼供，李贞乾严词拒绝。

一通酷刑下来，王子鸣、白子明一伙人又把陈筹拉来对质。陈筹被打怕了，小心地说：“我都说了，你就承认了吧。”

被打倒在地的李贞乾愤怒至极，挣扎着喊道：“你讲不讲良心啊，陈筹！”

区党委组织部巡视主任张子敬逃回家，打算去中央告状。他的老父亲见儿子被打得皮开肉绽，还以为是日本鬼子在冒充共产党乱捕滥杀。老人一口气跑了几里路，找到白子明质问：“你们咋弄的？你们可都是俺儿的知心朋友呀，过去还是地下活动，你们在俺家里不分昼夜在一起，他到处给你们找吃的、找穿的、保护你们，深怕你们被抓走了，可你们咋连自己人都不认了呢！”

白某一边用言语支应，一边急忙派兵赶到张寨，又将张子敬抓回。

湖西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对“肃托”由信以为真逐渐到怀疑到清醒，认识到这是一起越来越严重的冤案。一些受害干部的家属，想方设法不断向有关方面反映，有些被审查而逃跑出来的干部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山东分局和党中央报告。

此前，杨得志、崔田民得知“肃托”事件的一些情况后，曾电告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要求制止这一事件。加之一些零星的传言、报告，因此115师和山东分局的领导对湖西“肃托”的情况已有所了解，并几次发电制止。但白子明、王凤鸣、王须仁拒不执行上级的指示，事态仍在继续恶化。

郝中土、孙衷文（后被杀）、李毅、耿荆山等被关在一起，他们共同研究，写了一个材料，托一个被释放的小商贩转交给沛县干部刘昭筹，刘又找到湖上游击队队长张运海（张新华），二人一起赶到鲁南山区，向罗荣桓政委呈交了材料，使罗荣桓等同志对湖西“肃托”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听说湖西出了事，杀了不少人，连梁兴初都被抓了起来，连忙带熟悉当地情况的苏支七大队政委郭影秋赶往湖西。

彭明治

谁知王凤鸣根本不买他老彭的帐，反而喝令手下下了郭影秋的枪。“你还不晓得吧，连他都是托派。”

彭明治一时惊呆了。王凤鸣向彭明治编造说：“这个地方的托派非常厉害，部队中的干部变得很快。”彭不相信有这么多“托派”，王说：“这里的党是托派发展起来的。”

彭明治见李贞乾、梁兴初被打得身负重伤，更是震惊，便说：“你们要好好伺候，待罗主任来后发落。”

彭只带了警卫员就匆忙赶来，知道再不走恐怕连自己也交待在这，遂策马赶回路南。回到支队司令部后后立即电告115师师部，要求速派人来解决这一事件。

7、刀下救人

115师师部此时在鲁南山区，戎马倥偬间，虽曾接到过杨得志的电报以及零星反映湖西杀人的报告，罗荣桓并不是很清楚，虽曾数次去电制止，但未采取断然措施。

彭明治的急电和郝中土、孙衷文等人的申诉几乎同时到达，罗荣恒大吃一惊，没想到事态如此严重。立即电告王凤鸣，要求停止杀人抓人，并派师保卫部长朱涤新就近赶到湖西传达师部指示；向山东分局发报，请派领导与115师一同去处理此次事件。

10月26日，罗荣恒与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长张经武、山东分局统战部部长郭子化等同志会合，再次向王凤鸣发去电报，命令被关押的干部一律不得擅自处理。

11月初，罗荣恒等人在115师骑兵连等部队的护送下，穿过津浦线，抢渡微山湖，日夜兼程，在茫茫的风雪中向单县急驰。

青年时期的郭洪涛

沿途村庄，死气沉沉，墙上到处张贴着《为肃托初步胜利告苏鲁豫群众书》，老乡们见来了八路军，连门都不开。罗荣桓叹道：“这还只是初步胜利，要是彻底胜利了，只怕要翻天！”

王凤鸣自几天前接到师部电令后就已惴惴不安，立马派人到湖东侦察，到后来派去湖东侦察的人也被王凤鸣抓了起来。一白二王这伙人一边准备迎接罗荣桓到来，一边加快步骤，日夜刑讯逼供。郭影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惨遭毒打，几次昏死过去。显然他们想抢在罗荣桓等同志到来之前，逼出更多的口供，以便推卸自己的罪责。

罗荣恒一行抵达微山湖东岸后，四大队第二营营长江燮元（开国少将）率部过湖来迎接。当时罗荣桓问了一句：“你怎么不是托派啊？”

江燮元不解：“我怎么会是托派呢？”

罗荣桓说：“许多人都不是托派，还不是被打成托派了。”

江燮元这才恍然大悟，他把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汇报给罗荣桓。罗荣桓要求他留在湖东，不要再回去，不然也可能被王凤鸣抓起来。

此时，四大队和苏鲁豫边区党委已转移到单县朱家集。令王凤鸣他们恐慌的是，罗荣恒一行并不与之会合，而是驻扎在附近的小村庄，并且对他们派出警戒，屋顶架着机关枪，明显对他们不信任。直到吃罢午饭，王凤鸣和白子明才接到罗荣桓要他们过去的命令。

罗荣桓和郭洪涛住在一栋四合院里，中间是堂屋，按照事先安排，两人各在东西两边厢房分别与王凤鸣、白子明谈话。

王凤鸣一进门，罗荣桓就开口斥责道：“好你个王凤鸣，你在湖西称王称霸，胡作非为！你是部队干部，手伸得那长，谁让你抓地方工作呀？你抓人杀人不请示、不汇报，你到底想干什么？！党有肃反政策，有干部政策，你可以任意破坏？！你毁掉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来的威信！你是在帮助日本鬼子摧毁革命根据地！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罪吗？！”

“杀托派，都是有证据的。”王凤鸣狡辩道。他拿着一套事先准备好的材料，念给罗荣桓。

“你为什么要抓梁兴初？”罗荣恒单刀直入。

“他是托派，和徐州的敌人有勾结。”

“那么证据呢？”

“我有口供！”

罗荣桓盯着王凤鸣，“口供是怎么来的？”这下王凤鸣傻眼了，呆在原地说不出话，他知道这些刑讯逼供的供词是拿不到台面上来的。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根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次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罗荣恒拍案而起，“那些狗屁的证据！是你们用棍棒打、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摇电话机逼出来的！你就相信假口供！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我看，你还会把我当托派抓起来！”

王凤鸣这下彻底哑口无言了。

事后罗荣桓亲自到狱中看望被捕的同志。梁兴初一见罗荣恒，情绪激动，抱头痛哭：“罗政委啊，你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你了。”

李贞乾被打断了几根肋骨，单独关在一处牢房。罗荣桓去看他时，他因为伤的太重，爬都爬不起来，因为他没见过罗荣桓，所以对罗荣桓安抚的话语一直心存疑虑。

罗荣桓也很是痛心，在安慰了李贞乾一番后，马上让人送他到卫生所治疗，李贞乾这才知道，眼前这个人是真的罗政委，眼泪立马的流了下来。

郭影秋在被刑讯时，王须仁拿着一张纸在他面前摇晃，说是山东分局来的电报，说分局统战部部长郭子化已交代自己是托派，而且供出郭影秋也是托派。郭影秋只好说：”我是由郭于化介绍入党的，既然他是‘托派，那我只好承认我也是。”他回到牢房越想越觉得不对头，又翻了供。

就在罗荣恒一行到达的当天上午，郭影秋再次被刑讯。王须仁当着他的面，手持榔头，拷打义勇二总队民运干事陈景文，问一句，就照着他的头和脸打一下，边问边打，其情其景，极为惨烈。陈景文的鼻子被砸烂，牙齿被击碎，眼睛被打瞎，一只眼珠被甩到地下，最后他竟被打得天灵盖暴裂，壮烈牺牲！

王须仁厉声道：“你再不承认，他就是你的下场。”

几个小时后，郭影秋见到了罗荣桓。

“你认为肃托怎么样?”

“我认为肃托是正确的，可我是被冤枉了。”郭影秋受到此时条件的限制，这样回答。

“是谁冤枉了你？”罗荣桓问。郭影秋答：“是郭子化。”

“郭子化怎么会冤枉你呢?”

“郭子化在山东分局自首，承认自己是托匪，而且还供出我也是托匪。可是，我不是。“

“郭子化自首，还供出了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审讯我的人说分局来了电报。”

“岂有此理？”罗荣桓气愤地拍着桌子，站起来说：“郭影秋同志，我不是来审讯的。分局根本没有发过那样的电报，郭子化同志也从来没有自首过，这完全是捏造！郭子化同志也来了，你等一下就会看到他。”

郭影秋

许多年后郭影秋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四小时，我和李贞乾、郝中士、粱兴初几位同志，也被拉出去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之后，所谓‘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漫漫平反路

罗荣桓、郭洪涛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进行了初步处理：

• 第一，无条件释放一切被冤枉的同志，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恢复工作；
• 第二，解散“训练班”，把从各县集中起来的干部一律放回到原单位，并将各县、区委的组织恢复起来，进行正常工作；
• 第三，改组苏鲁豫区党委，为了稳定当时的局面，白子明仍为书记，郝中士、郭影秋为常委，孔真、刘剑为委员；
• 第四，软禁暗害分子王须仁，押送115师保卫部，将王凤鸣带回115师保卫部审查处理；
• 第五，将少数在“肃托”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或问题没有弄清楚的人送山东分局审查。

罗荣恒要统筹山东的抗日斗争，郭洪涛是在带干部队赴延安途中紧急赶来湖西，他们不可能在湖西多做停留。罗荣桓、郭洪涛虽然从根本上扭转了湖西地区极其恐怖的险恶局面，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战争环境中，来不及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彻底的处理，更不可能跳出以往的思维模式，意识到这是一起无须有的冤假错案。

郭洪涛是陕甘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曾是谢子长、刘志丹的政委。不过在陕北肃反时他负责后方肃反，刘志丹等人就是他抓起来的。可以说，在陕北肃反事件中他犯有错误。但是，在处理湖西肃托事件上，郭洪涛做出了积极正面的工作。

1940年3月4日，山东分局派社会部长刘居英带领巡视团到湖西，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写出关于湖西肃托的调查报告。山东分局经过讨论，发出了《一九四Ｏ年六月总结第五区党委肃托斗争的训令》。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给湖西肃托事件的定论是：肃托是正确的，错误在于扩大化。结果，在这一错误的定论下，遗留下来很多问题，致使这一冤案长期以来都得不到彻底平反。

《训令》根据当时的材料，最后将魏定远、朱华等七人定为真托派。

《训令》指出：“王须仁（已死）是来历不明和制造‘肃托’事件的首要分子，王须仁如果不是托派的大奸巨恶，至少也是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而对于王凤鸣和白子明，则认为是“主观上无组织观念，离开党的立场不执行上级决议与命令，客观上作了叛徒的俘虏，帮助了事件的扩大，是此次‘肃托’错误组织上政治上主要负责者。决定给白子明以最后严重警告的处罚，行政上撤销工作，另行分配艰苦工作。建议一一五师党委对王凤鸣开展斗争，并考虑及执行分局这一决定”。

对于在严刑逼供、诱供下被屈打成招的一大批受害者给予严厉处分。

错误的结论犹如一把盐，撒在饱受摧残的同志未愈的伤口上。

6月，潘复生接替被撤职的白子明担任苏鲁豫区委书记。潘复生1949年8月任平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52年任河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1966年1月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生产建设兵团政委，1967年5月兼沈阳军区政委。在文革中因执行“左”的路线被撤职，监护审查达9年。

潘复生到任后，依据《训令》，大力推行错误的善后政策，继续使一大批蒙冤同志遭受打击。许多人被戴上“自首”、“叛变”、“丧失气节”等帽子，失去工作，失去职务，失去党籍，精神上再一次受到极大的摧残。

边区妇联副主任金彩凤被定性为“叛徒”，多次上诉，潘复生置之不理，走投无路的她，于当年秋天愤然投水自尽，以死抗争。

对于这些不恰当的处理，许多同志都有意见，继续向山东分局和党中央反映。

3月30日，砀山县民主人士孟昭潜（字仰陶）等13名遇难烈士家属及当地士绅名流写信给山东分局并转呈陕北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反映“肃托”事件真相。山东分局将湖西“肃托”事件的调查报告和孟昭潜诸先生的信，于当年初夏交由徐向前带往延安。

毛主席得知“肃托”事件的详细情况后，随即给山东分局发来电报，对在“肃托”事件中被诬陷牺牲的同志深表哀悼，向被难烈士家属致以慰问。指出由于暗害分子王须仁的借刀杀人及主力部队、边区负责人王凤鸣、白子明的姑息纵容，遂使暗害分子假借“锄奸”，酿成冤案，使中共若干优秀党员及革命干部横被惨杀为此次事件之主要原因。对当地父老贤哲仗义执言，奔走营救及对抗战大业之关怀眷顾表示感奋难忘，并指示山东分局商同山东战工会妥为善后。

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决定》正确分析了“肃托”的发生原因，指出了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对王凤鸣、白子明做出了严肃的处理意见：“王凤鸣应立即撤销工作，开除党籍，交军法处判处徒刑”，白子明“撤销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预备党员”。同时还决定“对无辜牺牲者，应分别安慰抚恤”，“对于被诬陷同志因严刑拷打而表示自首，基本上应原谅他们的幼稚，不能当叛徒看待，不能一律开除党籍，应视情节分别给予适当处分。”

根据毛主席的电报和中央《决定》的精神，山东分局于1941年秋作出了《对湖西锄奸事件的总结》，并派刘居英再次到湖西处理这一事件。

刘居英在单县辛羊庙召开了隆重的平反追悼大会，为死难烈士申冤，宣读给孟昭潜等13人的《复砀山县被难烈士家属及当地士绅书》（按照毛主席电报内容），发布了《中共中央暨山东分局为湖西锄奸事件告边区同胞书》、《中共中央暨山东分局致苏鲁豫边区锄奸事件中被难家属书》，抚恤烈士家属，减轻一些受害同志的处分等。

1942年秋，刘少奇返回延安途经湖西时，郭影秋向他陈述了自己对“肃托”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刘少奇表示：“你反映的问题，我一定带回延安，请党中央认真研究，妥善处理，也请你转告所有受委屈的同志都要积极为党工作”。

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于1943年11月，中共平原分局书记黄敬于1944年5月都曾对湖西“肃托”事件的善后处理作了重要指示，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正确的指示没有得到贯彻落实。

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郭子化、孙志谦再次向党中央反映湖西“肃托”事件的有关问题，引起党中央进一步重视。“七大”之后，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五人小组，重新审查了湖西“肃托”事件。指出：湖西“肃托”事件是由于领导者大搞逼供信造成的，那些在刑讯逼供下被迫承认是“托派”的同志，不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所有处分应一律撤销。

七大代表孙志谦回到湖西，向湖西地委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湖西地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单县薛孔楼召开会议，再次就湖西“肃托”事件作出决定：湖西“肃托”事件的责任应当由白子明、王凤鸣来负。暗害分子王须仁借刀杀人，这个刀，就是白子明、王凤鸣借给他的。对那些在刑讯逼供下被迫承认是“托匪”并犯有这样那样错误的人，不能追究他们的责任。至此，湖西“肃托”的善后处理才基本结束，许多同志的处分正式撤销。但7个所谓的“真托匪”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尤其是事件的性质未予彻底改变。

1955年，郭影秋再次上书中央组织部，要求正确处理湖西的遗留问题，总书记邓小平亲自批示：对历史的责任问题等，就不必再提，对七个真托匪的问题，要查清情况，作出明确的结论，对被牵连同志的历史鉴定问题，应按中央精神，不作为历史关节对待，对死难烈士的家属应作好安排。

从批示就能看出，小平同志是本着一切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再追究白子明等湖西事件发起者和执行者的历史责任。然而，就连这份重要批示，也未能很好落实。

1982年，郭影秋、郝中士等九位同志联名写信给山东省委，再一次要求彻底解决这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山东省委在经过认真调查，掌握充分材料后，上报中央。

1983年12月23日，经党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转发了山东省委《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

一、湖西“肃托”事件的性质，是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彻底平反。

二、原定单子英、牛籍庵、朱华、朱新民、王天章、曹广善、魏定远等7位“真托匪”是毫无根据的、完全错误的，应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三、对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错杀、错处理尚未平反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昭雪。对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尚未纠正的，予以彻底平反，消除影响。1941年中央对被难家属已按烈属对待，这些家属今后可仍享受烈属待遇。对受冤枉的同志所戴的各种政治帽子和给予处分的，凡未纠正或纠正不彻底的一律予以彻底纠正。他们的档案中如存入有关“肃托”的结论、处理材料等，应由组织部门清理、销毁。

后记

罗荣恒到湖西后，王须仁便彻底隐藏了身形，罗荣桓也是后来在问被释放的同志时，才了解到王须仁这个人，并特意指示保卫部门进行审查。

当时决定将凶魔白须仁带回鲁南山区，送交山东分局社会部进一步审查。由于大意，并没有缴他的枪，他还有警卫员，只是让几名战士前后夹着他行军。

部队到达湖东的费县白彦村时，王须仁畏罪自杀（一说枪决）。

王须仁的死令王凤鸣胆战心惊，他再一次求见罗荣桓，跪在地下痛哭流涕，承认错误，称自己是受了王须仁的害，发誓要痛改前非，在战场上立功赎罪。

罗荣桓认为，王凤鸣以前表现也很好，之所以犯下如此大错，是因为受人蛊惑导致，觉得应该给他机会。

在王凤鸣的审查报告中，罗荣桓亲笔批示道：“主观动机是正确的，只是政治上幼稚，组织观念淡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

王凤鸣在接受批评教育后，被调到了686团当团长。可惜的是，连罗荣桓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1941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由于战争年代的延误，传达到山东时已是夏季。罗荣桓后来回复中央，表示赞同中央的决定。

罗荣桓将王凤鸣调到了师部，宣布了开除党籍的决定，本来想着等把王凤鸣送到延安后，再宣布对他进行军法审判。而且，对他也未严加看管。

王凤鸣在被宣布开除党籍后，已经认识到自己罪孽深重，必将遭受严厉惩罚，遂在1942年偷偷溜走，一头钻进伪军郝鹏举部当了汉奸，并改名换姓为“杨步仁”。从他改的这个名字就能看出，他是要与党对抗到底。

王凤鸣的别动队千余人，驻在连云港一带。他竭尽全力配合日寇，在军事上蚕食根据地，在政治上瓦解八路军。由于他对我军非常了解，所以给我军造成的损失相当大，他甚至利用在115师的关系，到处拉拢我军人员，原师政治部协理员罗保成等，被他拉了过去。

罗荣桓对未能严肃处理王凤鸣而感到自责和内疚，并向中央自请处分，还在公开场合检讨自己的过失。他特意安排部队狠狠打击王凤鸣、罗保成等。

教导2旅在旅长曾国华指挥下，展开反蚕食战役，连克敌伪据点16处，将伪别动队打得只剩200人，伪大队长叛徒罗保成和伪大队长尹玉琢、李振东等被生擒。然而王凤鸣毕竟有打游击的素质，得以逃脱，从此不知去向。也有一说法是王凤鸣后来投入黄百韬的部队，淮海战役时被解放军击毙。

湖西惨案的另一位主要责任人白子明，后来改名白学光，1940年6月被撤销区党委书记。2017年2月2日在青岛病逝世，享年104岁。

下面为其去世后《大连日报》的新闻报导：

白学光同志1913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兴县河里村，1932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青年读书会”，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济南乡师党支部书记，济南市委书记；鲁西南工委书记、苏鲁豫特委书记，苏鲁豫区党委书记、湖西地委书记；《大众日报》总编辑、《大连日报》社长；四野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四野政治部秘书长，四野特种兵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八一杂志》社长、军委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军委总后勤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部第五院副院长；济南市委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兰州市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兰州医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党委书记等职。1983年12月离休，1984年5月中组部批准其享受副部级待遇，2015年10月中组部批准其享受正部级待遇。

湖西惨案发生后，司令员彭明治得知后立即赶往湖西试图制止，而苏支政委吴法宪却对此无动于衷。罗荣桓后来责问他：“湖西出了这么严重的事件，你怎么不去及时处理？”他嘟囔一句；“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了，我来了也处理不了。”

罗荣桓认为他胜任不了政委一职，1940年2月将他降级当政治部主任，由朱涤新接任苏支政委。1940年11月，吴法宪被调任115师教导第2旅政委，此命令被刘少奇否决。不久，吴法宪担任八路军第5纵队政治部主任。

湖西事件后，12月，日军纠集日伪军1000余人向鱼台反扑，李贞乾不顾身上被拷打受的伤害还未痊愈，带领军民击退了日军进攻。1940年1月李贞乾被任命为湖西行政专员公署专员，1942年12月20日反扫荡战斗中，率领少量战士掩护大队突围，不幸中弹牺牲。

郭影秋解放战争时任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云南省省长、省委书记，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因钟爱教育事业，1963年谢绝了总理调其去国务院任副秘书长的邀请，后担任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在湖西错误的“肃托”中，王凤鸣、白子明、王须仁等人采取严刑拷打、指名问供、有供即捕等诬陷手段，不仅造成了乱打乱杀的恐怖局面，而且使湖西地区党、政、军、民工作都受到极大的损失。一大批原湖西地区的领导干部、忠实的党员和群众被无辜错杀，使党的组织解体，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威望下降，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当时具体杀了多少人并无准确的统计数字，抗战后建立湖西烈士陵园，各处收殓的遗骨即达200多具。

当时党内上下猜疑，人人自危，党组织处于极度混乱之中，许多抗日团体不解自散。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由于乱捕乱杀，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恐怖气氛较长时间内挥之不去，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逐渐疏远。一度出现不叫子女参加共产党、八路军，拒绝工作人员进驻，不供给给养的情况，使党和军队的工作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一些统战对象发生动摇，“肃托”前团结在党周围的青年知识分子，许多人转而投向国民党。甚至发生了一些群众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挑唆下组织”杆子会“与我军对抗的情况。

国民党顽固派趁机打击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采取各种手段将党的工作人员从其部队中排挤出来。党领导下的军队中，大批连排干部遭到逮捕和杀害，在军队中造成恐慌混乱，不少战士逃散，极大地削弱了抗日力量。

给毛主席写信的民主人士孟昭潜，其长子孟宪琛烈士，1929年入党，是砀山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曾带胞弟孟宪恭、堂弟孟宪理奔赴延安，聆听过毛泽东的教导。然而，时任义勇二总队第十七大队指导员的孟宪恭，见哥哥和堂弟死得如此冤枉和惨烈，感到自身难保，便悄然离队，投靠国民党。

日伪军趁机加紧对抗日根据地“扫荡”，使一些地区或伪化或为国民党顽固派抢占，根据地大大缩小，后来虽经三大队努力恢复，但仍由原来两个地委两个中心县委22个县缩小为1个中心县委12个县委（工委），根据地最窄的地方仅一里宽。

1942年刘少奇同志路过湖西时感慨道：”你们这个根据地啊，一枪就能打穿。“

湖西事件也造成了我军战略上的被动，面对日伪顽匪联合进攻湖西根据地，1939年11月，苏鲁豫支队奉令将在路南建立的萧县、夏邑抗日民主政权及部分部队移交新四军游击支队，彭明治率苏支在陇海路南的全部武装回师陇海路北。

12月，四大队（此时番号为苏支二大队）从湖西调往鲁南山区，从此与苏支主力脱离。1940年4月，苏鲁豫支队警卫营、苏鲁豫边区党委警卫营和鱼台地方武装合编为湖西大队，编入苏鲁豫支队。

苏鲁豫支队后来改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第一支队，115师教导第一旅，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被陈毅称为”华中主力的主力，党指到哪里，就是哪里的钢铁部队。”1949年番号为43军127师，原第一、第三大队即为379团（南昌起义团）、380团（秋收起义团）。

1940年4月，二大队扩编为东进支队，辖第一、第二两个大队，支队长梁兴初，参谋长胡大荣，此时王凤鸣还挂着政委一职。

东进支队东进后打了不少漂亮仗，1940年11月，东进支队改编为115师教导第五旅，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副旅长吴世安，辖13团、14团。

在淮海区合影。左一梁兴初、三吴世安、四张爱萍、五江彤、六金明

皖南事变后，教导五旅奉命南下支援新四军，改称新四军独立旅。原十三团改称第一团，辖3个营。原十四团改称第二团，辖2个营。独立旅担任新四军机动部队任务。

1941年3月，独立旅奉命返回淮海地区，同新四军九旅会合，共同执行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新四军独立旅敬立的抗日烈士纪念碑（现安置于泗阳县烈士陵园）

程道口战役后，淮海大队编为独立旅第三团。

1942年12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独立旅归还115师建制，北上山东，恢复教导五旅番号。

1943年3月，教导二旅、教导五旅与山东军区滨海独立军分区合编为滨海军区，教导旅番号撤销。滨海军区辖第4、第6、第13团。7月，成立三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兼13团。

1945年8月16日，滨海军区主力部队编为山东军区第一、第二师，警备第十、第十一旅。其中山东一师由一分区机关和滨海第六团、滨海第十三团，滨海独立第三团（原山东纵队第2旅第6团）编成。

挺进东北后，一师、二师与抗战时脱离国民党军的东北军常恩多师（111师）编为东野第一纵队。1949年全军整编，一纵整编为第三十八军，其中112师334团为原滨海6团，往前追溯为686团1营、红三军团红四师红10团，著名的平江起义团；113师337团为原滨海4团，343旅补充团，拥有686团特务连与侦察连两个红军连；338团为滨海第23团，往前追溯为344旅688团1营，红25军75师。因而，三十八军拥有334和338两个红军团。

滨海13团后来的番号是112师335团。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打了很多硬仗恶仗，如秀水河子歼灭战，激战飞虎山，死守汉江南岸......然而，更让人们记住的是抗美援朝二次战役的松骨峰战斗，作家魏巍据此写出了《谁是最可爱的人》。

335团的两把尖刀是1营的1连和3连，往前追溯为685团新2营的5连和7连，坚守松骨峰的为1营，美军主攻方向为1营3连。

至今，无论是三十八军老将军的回忆录还是普通读者，更愿意把335团的历史往苏鲁豫支队二大队、685团新二营上面靠，很少提及四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