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0名女间谍潜入酒泉嫁给军队干部，王震一招妙计一网打尽

文｜历史求知所

编辑｜历史求知所

1949年，是新中国成立的一年，但同样也是多事之秋。那时解放战争还未完全成功，还有不少先辈仍在前线苦苦作战。

纵使敌人诡计百出，但我军也能从容应对。在解放新疆时期，我军成功解放酒泉之后，司令员王震却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

在百姓们欢庆酒泉解放的时刻，这封电报来得尤为不合时宜。因为这封电报上面写的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电报上面写着有人派出了四十名女间谍潜伏在酒泉，意图与我军干部结婚，伺机从内部瓦解我军。

这封电报让司令员王震忧心忡忡，这件事也引起了我党的高度重视。那么到最后王震是如何应对这四十位女间谍的呢？

这四十位女间谍的下场又如何？究竟是谁将这些女间谍安插在城中的呢？

«——【·蛇蝎美人潜藏杀机·】——»

在城中安插女间谍的人其实是国民党干部黄祖勋。1949年9月时，黄祖勋在这些间谍中挑选了四十位女间谍。

这些女间谍一个个貌美如花，同时也是间谍中的佼佼者。经受过国民党严格训练的她们十分善于伪装。

她们潜伏在城中，等解放军入城以后，她们就使出“美人计”，迷惑我军干部，趁机与我军干部产生感情，以达到与其通婚的目的。

这样她们不仅能够窃取我军情报，还能在必要时刻挑拨军心，使我军从内部开始瓦解。黄祖勋还给她们起了个名字叫“挖心团”。

不得不说，黄祖勋的这个计划确实毒辣，但是他的这个计划并非天衣无缝，我军的情报部门已经截获了这一消息，并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了司令员王震。

王震在得知这一消息之后，顿时愁眉不展。他不敢马虎，立即将消息报告给了彭老总。彭老总听到这个消息后，在感叹黄祖勋心思毒辣的同时也是忧心忡忡。

酒泉刚刚解放，百姓们都在欢心庆贺，这个消息肯定不能让百姓知道，以免引起恐慌，所以不能在城中大肆搜捕间谍。

那要如何才能不动声色地找出潜藏在城中的四十名女间谍呢？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城内也有不少的女同志，如何分辨女间谍和普通女性呢？彭老总意识到黄祖勋这是给他们留了一个难题。

彭老总命令王震尽快找出女间谍，必不能给这些女间谍潜入军中的机会。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王震也是当即立下了军令状，发誓一定在五日之内完成此事。

之后，王震便一直在思考如何分辨普通女性和女间谍。这时，王震想到，一直生活在这里的女性，她们的身边必定有联系人，比如亲人、朋友。

但是被安插在这里的女间谍她们的身边可没有这些关系网，被安插进来的她们肯定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融入当地的社会关系。

她们必定是游离在当地社交圈之外的，只要调查每个女性的身份背景以及社交关系就肯定能从中找到女间谍。

说干就干，王震迅速组织会议，交代各干部调查城中女性的背景信息，尤其是城中新来的女性以及未婚女性，都是重点调查对象。

解放军立即逐一排查城中女性，但为了避免引起恐慌，解放军并未说明是在寻找女间谍。

在解放军事无巨细的调查之下，一份城中可疑女性名单新鲜出炉。之后，王震又派人继续调查这份名单中的女性。

终于，在解放军坚持不懈地调查之下，他们发现了异常。身份有异常的是一位女教师，她的身份背景显示是因为亲人死在战乱中，只有她活了下来，然后才来到了酒泉。

她的身份虽然是教师，但是在此之前，这个女人并没有当过教师的经历。察觉其身份有异常的王震立即下令将其秘密逮捕。

在审讯之下，这位女教师最终还是说出了自己女间谍的身份。在知道这位女教师就是间谍之后，王震立即命人封锁了城门，并重点排查其周围的女性。

王震料想这四十个女间谍之间会相互联系，于是便派人在女教师的住所附近把守。这位女教师被带走后不久，便有几个间谍留意到女教师未归。

但是她们并不知道女教师已经被解放军带走了，只以为她是外出执行任务了，因此这件事并未引起她们的重视。

女教师久久未归，这让其他女间谍意识到应该是出事了，惊慌的她们立即相互通知这一消息。

就在她们相互联系时，被解放军一举抓获。仅仅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王震就抓到了三十七名女间谍。

他立即将这一好消息报告给了彭老总。听闻这一消息后，彭老总惊讶于王震的办事效率，但同时也对逃跑的三名女特务感到忧心。

见状，王震立即保证会在早晨六点之前将剩下的三名女间谍缉拿归案。王震也不是信口开河，因为酒泉已经被解放军严密包围，相信很快就能抓到这三名间谍。

果然，很快王震就抓到了剩下的那三名间谍。王震将这三名间谍与之前抓获的那三十七名间谍关在一起，等候我党的发落。

听到间谍被全部抓获的消息之后，彭老总大喜过望。黄祖勋这一狠毒的计划最终还是被我党瓦解了。

粉碎黄祖勋“挖心团”的计划之后，酒泉才算是真正解放，解放军也随即驻扎在了酒泉，百姓们载歌载舞欢迎解放军的到来。

那么为什么黄祖勋会制定如此狠毒的计划来对付解放军呢？这还要从酒泉解放之战说起。

«——【·阻碍解放令人头疼·】——»

1949年时，解放军已经解放了我国大部分地区，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地区被国民党把守着，酒泉就是其中之一。

酒泉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因为它是河西走廊的关塞，而河西走廊又是内地通往新疆的道路。

解放兰州之后，大部分国民党部队已经被解放军瓦解，但仍有少部分国民党部队逃到了酒泉。

当时距离新中国成立只差解放新疆、西藏，这些驻扎在酒泉的国民党认为酒泉是阻碍解放军解放西部地区的一个好地方。

酒泉与西部地区仅有一墙之隔，所以解放酒泉对我党来说十分重要。并且，酒泉在经济上也有着重要的作用。酒泉盛产石油，国民政府大部分的军用石油都来自酒泉，可见解放酒泉的意义十分重大。

但要解放酒泉对解放军来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当时驻守在酒泉的国民党部队有四万多人，所以说解放酒泉乃至解放西部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充分了解敌人的情况，我军在行进的路上一直在研究国民党部队的兵力状况。在我军的日夜研究下，终于发现了国民党部队的破绽。

那就是他们内部不合。驻守在酒泉的国民党部队中，有的是战败逃亡至此的，剩下的则是本来就驻守在西北地区的部队。

那些逃亡至此的国民党部队认为不应该再继续抵抗我军，他们见识过我军的勇猛，知道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所以主张用和谈来平息酒泉之战。

但是原本就驻扎在西北的国民党部队却不这么想。他们主张与我军应战，等蒋介石的援兵一到，他们就一定能在酒泉之战中取胜。

双方各持己见，闹得不可开交，因此国民党部队中存在很大的分歧。就在此时，主张和谈的一方见无法说服另一方于是就偷偷联系上了我军。

他们要与我军合作，一起解放西部地区。而另一方主张应战的国民党部队在得知主和派已经联系上了我军之后，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蒋介石。

他们告诉蒋介石这里出了叛徒，有人要和解放军合作，希望蒋介石能够派兵支援。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来支援西北。

但即使得不到支援，主战派还是打算要和我军作战。驻扎在西北的国民党干部刘任打算联系其他国民党部队，让他们运送一批地雷过来。

但让刘任没想到的是，他联系的那个国民党部队早就已经投靠了我军，所以刘任根本得不到装备的支援。

这让刘任十分的生气。暴怒之下，刘任便打算先一步解决部队中投靠了我军的那些人。

刘任放出消息去，说要报复那些投靠解放军的人。没想到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和派的那些人被吓得连夜出逃，剩下的一小部分人也重新投靠了国民党。

这下子，主战派的人数激增，这让我军非常头疼。最终，中央军委在仔细研究了当下的形势之后，派遣王震将军为此次作战的指挥官。
«——【·巧用妙计拿下酒泉·】——»

接到命令以后，王震将军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为了防止敌人逃到新疆地区，王震决定带兵翻越祁连山，挥兵直下酒泉。

王震也没有选择与国民党部队硬碰硬，而是采用了“招降”的计划。王震选择在国民党中寻找一位有威望的人来进行和谈。

最终，王震选定了国民党部队第二十九军的参谋长刘振世。经过我党的劝说之后，刘振世早就已经投靠了我军。

而且刘振世在国民党中的人脉颇多，派刘振世去和谈那再好不过了。对于这个任务，刘振世也欣然接受。

果不其然，在经过刘振世的游说之后，有不少国民党干部都率领部队投靠了我军，这下解放酒泉已成定局。

即使败局已定，但是时任国民党九十一军军长的黄祖勋却还不想放弃，只不过当时大多人都已经投靠了我军，黄祖勋手底下已经没几个人能调遣了。

狠毒的黄祖勋仍不放弃，他让手底下仅剩的几个人组成一支“冲锋小队”，让他们不管不顾地冲向我军警备司令部，试图以此来扰乱我军军心。

但黄祖勋现在俨然已经变成了一只“无头苍蝇”，不仅自己乱蹿，还乱指挥。他严重低估了我军的实力，他派去的“冲锋小队”没一会儿就被我军制服了。

此时的黄祖勋眼看无法与我军抗衡，就打算跟着刘任一起逃跑。但他根本没想到，刘任这个老朋友不仅没打算带他一起逃跑，还把他当成了“替罪羊”。

刘任担心回到重庆之后会受到蒋介石的处罚，所以他就打算让黄祖勋来替他顶罪。当黄祖勋打算乘坐飞机一起跟刘任逃跑时，刘任却突然对黄祖勋说让他回去多拿一点黄金 ，自己会在这里等他。

黄祖勋没有起疑，打算回去取黄金。但是没想到他刚一转身，刘任就命令飞机起飞。就这样，黄祖勋被留在了酒泉。

被抛弃的黄祖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便想做出点事情来趁乱逃跑。他让自己的手下开着飞机轰炸酒泉，同时还在城内四处放火。

就这样，乔装打扮的黄祖勋趁乱逃出了酒泉。在逃出酒泉之前，黄祖勋就留下了“挖心团”的毒计。

不过这条毒计也被我军轻松化解了。解放酒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一次重要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解放展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和严明的纪律，还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新生活的曙光。总的来说，解放酒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一次伟大胜利。

它不仅标志着国民党在西北的彻底失败，也为当地人民带来了新生活的希望，展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善战和严明纪律。

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