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弟子回忆：先生就是传说中的存在

2008年6月10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在家中。 高剑平 澎湃资料

3月10日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逝世三周年的日子。三年丧是古代丧服中最重的一种。3月6日，朱维铮的第一个博士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生廖梅接受澎湃新闻专访，回忆恩师的点点滴滴。“朱先生总是在谈学术，即便是带学生和来访学者吃饭，在饭桌上也是’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这般畅谈学术。”廖梅说，“以至于朱先生去世后，我总觉得饭局怎么这么无聊、这么没有意思？”

做学术：字字句句都要有出处

朱维铮曾有一句名言：“你有乱说的自由，我就有纠正你的自由。如果你讲到历史，如果你乱说，我就要说你乱说，我可不管你是什么人。”而在廖梅的印象中，朱维铮生平最强调的就是“言必有据”、“论从史出” ，甚至字字句句都要有出处。

近日，廖梅正为朱维铮《中国史学史》的手稿印刷版做校对。按照她的习惯，每个出处都要去查原文，确认引文是不是完全按原文来的。就在几天前，廖梅在校对其中一段话时无意发现，不少其他学术论述都引用了“ 土死火生，火死空气生”、“万物换成火”这些句子，且注明引用源于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古希腊罗马哲学》。然而，当她去核对了才发现三联出版社1957年版《古希腊罗马哲学》其实写的是“火生于土之死”及“一切事物都换成火”。“那些作者很可能都没有去查原文，这种严谨的考证是很基本的学术工作。”

“我到后来才发现，我现在认真的习惯就是从朱先生那学习培养出来的。”在当年，廖梅跟着朱维铮做一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的整理，她负责康有为所著的《新学伪经考》，朱维铮要求她一定要去核对文中所引的原文出处。“他说，一来康有为很可能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编造了子虚乌有的引语；二来很可能引用时加以改动；三来可能失误漏引；最后也可能刻意在引用时断章取义。如果原文和《新学伪经考》有出入，要注出来让读者知道。”

于是，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廖梅就在浩瀚的资料中来回查阅、确认。“在图书馆找不到资料，还要去找古籍，又没有什么电子版。”在当时，她也觉得如此工作“无聊、机械、没有思想”，却不料这成为她今后史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任何一句引用都要有史料支撑，学术不为政治服务，’真实’可以说是朱先生的生命。”

而朱维铮对“论从史出”的严苛，也容易“得罪”不少人。比如因为一句“孔子是私生子”，他还曾受到威胁，若不“道歉”就上法院。廖梅还记得，她跟着朱维铮去开学术会议，多数学者一派祥和，唯朱维铮不是，总不时地提出批评意见，甚至直接指出对方史料有误。“我自己听到过，有人说’以后我们（开会）不请朱维铮了’。”

廖梅猜想朱维铮不是不知道别人对他有“意见”，但是他依旧如此，“他是对文不对人。”到后来，朱维铮会如战士一般，斩钉截铁地来上一句“这个地方，我还要住一住”，意思是说面对别人的不满，他不会逃跑不会躲起来，就是要在这里生活，继续发言，继续批评。连朱维铮自己都会自嘲说：“我就是朱（猪）圈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2011年12月15日，朱维铮52年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

教学生：根据学生特色指导研究

2011年12月15日，朱维铮上了52年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200多位各院系师生聆听他讲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那次上课是在没有电梯的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已是癌症晚期的朱维铮提早半个小时到。上讲台时亦坚持自己走，不让人扶。在止痛药的支撑下，朱维铮用微弱的声音讲完了近两小时的课程。廖梅说：“这不单是他的顽强，也是他对人的尊重。”

1990年，廖梅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生。在选择导师时，她听人说“朱维铮很有学问，又很严厉”，冲着这些她决定就入朱维铮门下了。老师之严她不是没有耳闻，但当她去找朱维铮，看到大几届的师兄们在门外围了一圈却都不敢进去的时候，内心还是起了波澜。

第一次见面，朱维铮对廖梅说：“你们（研究生）之间不要传话，免得引起老师之间的误会。”

“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朱先生和我说学术之外的事情。”

廖梅回忆，那时招生少，“学生都不够老师分”。1990年，在朱维铮那读研究生的就她一个人。两个人的研究室里，朱维铮边抽着烟边开讲，一脸威严，廖梅则听得“胆战心惊”。到了期末没有考试，就写论文。而在廖梅的印象中，朱维铮是一个非常懂得根据学生特色指导研究领域的人。

“有些同学比较老实，沉得住气，就被指导做年谱；有些思维活跃，就被指导去做理论性强的研究。” 每个学生研究的方向都不一样。廖梅在研二时就确定了要做汪康年的研究。当时朱维铮为她列了几个选题，要她自己选。廖梅选了汪康年后，朱维铮点点头说“选得好，我很支持。”

“那时我心里还纳闷呢，这不是你给我的选题吗？”廖梅笑言，直到自己后来也做了历史老师，她才知道那些选题全是朱维铮根据她的研究特色考量的。“他知道我心细，肯花功夫，也比较有思辨性。”

而定了选题后，漫长的研究才刚刚开始。那时汪康年是一个前人未曾涉足的课题，廖梅只能从厚厚的四大本《汪康年师友书札》入手，每篇都一一读过，还被朱维铮要求每周定期汇报。此外，朱维铮对学生论文的修改也非常仔细。“可以说是交一稿就改一稿，拿到手边就改。”写完初稿后，廖梅的稿子已满满的都是红批。“我都郁闷了，没有这么差吧。”后来，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成为圈内颇受肯定的学术著作。

朱维铮为学生修改论文的手稿

过日子：也注重生活品质

虽然朱维铮在学术上以严出名，但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学究。在去年10月18日朱维铮的落葬仪式上，朱维铮之子朱丹霆说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非常有生活情趣的人。“即使身处异境，也会苦中取乐”。朱丹霆对父亲的回忆，让廖梅了解到老师更鲜为人知的一面。

当时，朱维铮家前后都有两小片空地，他就在那专研种花，种到邻居生物系老师都称赞说：“朱维铮，我没想到你一个学历史的人能把菊花种得比园艺工人还要好。” 还有一段时间，但凡天好，朱维铮若不在书桌前，就拿着张“破纸”冲到外面仰望天空。原来那张“破纸”是他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星象图，他是要对着天空研究星象。而后来，朱维铮利用李约瑟等中外科学史家的研究成果，从天文学的角度，解读了司马迁的《天官书》和“究天人之际”的内涵。

在廖梅自己的印象里，朱维铮确实很懂生活，也注重生活品质。去上课时，朱维铮常穿西服，即便是寒冷的冬日，也穿着大衣再加一条围巾。“他从美国、香港回来，会买那里的衣服，胳膊肘那打着补丁。当时大陆还没有那样的款式，可洋气了。”

一年冬天，廖梅跟着朱维铮去杭州参加学术会议，碰上了复旦哲学系的潘富恩。朱潘二人相谈甚欢，白天就计划好晚上要好好喝一场，朱维铮还吩咐廖梅去外面买两包卤味回来当下酒菜。后来菜没吃完，就被朱维铮放在袋子里吊在窗外，还解释说当“天然冰箱”。当时廖梅就觉得生活中的老师其实非常有意思。

有一次，朱维铮的夫人王桂芬和对廖梅说，你们先生买的菜啊又贵又不好。廖梅就说：“您怎么能让他去买菜呢？他穿得整齐，走路笔挺，菜市场的人不宰他才怪呢。”而在廖梅的小说《象牙塔下》中，那个被同学们称为神一般的“郑教授”的原型就是朱维铮。“那时朱先生去教工澡堂洗澡，真的就有人说：‘神也要洗澡吗？’”

廖梅忍不住感慨一句：“其实，朱先生就是这样传说中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