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中华”与反清复明丨《明清与李朝时代》

2017年，韩国上映了一部讲述明清易代之际朝鲜的影片《南汉山城》，围绕1636—1637年朝鲜的“丙子胡乱”展开。

随着后金与明朝矛盾加剧，后金迫切需要解决朝鲜问题。于是皇太极改元为清后，出兵朝鲜。朝军节节败退，国王仁祖不得不从王都汉阳退守南汉山城，这也是本片片名的来源。

△电影《南汉山城》海报

再造之恩

朝鲜对明朝“事大以诚”，一方面在于儒学的传入，另一方面就是万历援朝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倭乱；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为此在朝鲜，再造之恩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

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出任关白，开始侵略朝鲜。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明神宗二十年，日本分三路直逼汉城。此时的朝鲜王朝，已“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使得“郡县望风奔溃”。朝鲜国王不得不放弃汉城，先至开城，后至平壤，又至义州，“旦暮且渡鸭绿江”，向明廷派出的“请援之使络绎于道”。明廷应朝鲜之请，发精兵赴援。1598年，明、朝联军乘丰臣秀吉病亡、日军撤退之机，在露梁海阻截围歼其舰队，此役日军几乎全军覆没。至此，明朝帮助朝鲜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将日军全部逐出了朝鲜。此次作战长达七年，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称得上是倾国相助，使朝鲜国境得复，国祚得延。

△万历皇帝画像

朝鲜举国上下对此感激涕零，对明朝的尊崇达到了极致。朝鲜为明朝将士逐一建立祠宇，以感念明朝相救的恩德。不仅当时人人感恩，其后朝鲜君臣士人论及明朝时，也无不极言神宗皇帝的恩泽之厚。尽管朝鲜后来被迫臣事于清，朝鲜人却仍然以“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自居。

直到乾隆年间，朝鲜通信使洪大容还曾对潘庭筠和严诚说：“万历年间，倭贼大入东国，八道靡烂，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费天下之财，七年然后定；到今二百年，生民之乐利，皆神皇之赐也。且末年流贼之变，未必不由于此，故我国以为由我而亡，没世哀慕，至于今不已。”

△洪大容小像

在昌德宫后苑西北角有一座大报坛，其是明朝亡国六十年时（即康熙四十三年），朝鲜肃宗为报答壬辰战争中向朝鲜派遣援军的明神宗而修建的祭坛。到了1749年朝鲜英祖又增加了明太祖和明思宗的神位。

对朝鲜来说，这三位明朝皇帝对朝鲜的恩惠最大。明太祖曾赐予国号“朝鲜”，对朝鲜有“大造之恩”；壬辰战争中明神宗救援朝鲜，有“再造之恩”；丙子之役时崇祯皇帝对朝鲜有所谓的“东援之恩”，因为消息阻隔，丙子之役崇祯皇帝曾发兵相救之事直到1749年才为朝鲜君臣所知。朝鲜国王说“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毅宗德意，无异神皇。”将崇祯皇帝的恩义与神宗皇帝的再造之恩相提并论。

朝鲜国王在大报坛祭祀明朝皇帝的祭礼从1704年一直持续进行到1894年。原本肃宗想建造的是可以常年供奉神位的庙宇，后来考虑到固定庙宇容易被清人发觉而引发两国间的摩擦，所以决定建立祭坛，根据需要举行祭祀。

仁祖反正

我们来梳理一下朝鲜归顺清朝的过程。随着努尔哈赤的出现，与女真的关系成为朝鲜不可避免的问题。努尔哈赤在1608年终止了向明朝的入贡，这一年正好是朝鲜国王宣祖死去，光海君即位的那年。

光海君是宣祖的庶子，在壬辰倭乱之际被指定为王世子，以辅助宣祖处理倭乱时期的国政。然而，当王妃产下嫡子永昌大君以后，宣祖便动了改立嫡子为王世子的念头。官员们也因此分为了光海君派和永昌大君派。但宣祖在册封永昌大君为王世子前死去，光海君得以即位为第十五代国王。正因如此，光海君的王权基础十分薄弱，在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方面，这也屡屡成为问题。

早在光海君即位三年前的1605年，努尔哈赤就已经致函朝鲜要求建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明朝方面也顾忌建州女真势力的强大，向朝鲜提出派遣援军的请求。面对来自明朝方面的请求。光海君打算以女真的力量不可轻视为理由，向明朝上奏须慎重出兵，但是他与朝鲜政府重臣意见不合，朝鲜始终处于没有具体对策的状态。

1618年，努尔哈赤率领两万人马攻击明朝的抚顺城，随着抚顺城池的陷落，事态更加紧迫了。明朝终于认识到了女真的强势，决心使出全力对其进行镇压。为此明朝向朝鲜提出了派遣一万名士兵的具体要求。

在朝鲜接到明朝要求之后，依然担忧出兵危险的光海君和主张报答壬辰倭乱之际明朝对朝鲜“国恩”的重臣们之间爆发了意见对立。光海君担心明朝国力衰弱，也对本国军队的实力充满了不信任，认为出兵有可能会遭受到女真的侵略。然而，想要拒绝处于“事大”关系中的明朝的出兵要求还是很困难的。1619年，朝鲜决定动员一万名士兵支援明朝。这一万名士兵之中，炮手（铁炮部队）达三千五百人。朝鲜在壬辰倭乱之际认识到了日本铁炮队的强大威力，之后便致力于制造铁炮，明朝也熟知这一点。当时的女真军队尚未装备铁炮。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女真军队同明朝和朝鲜联军在萨尔浒展开大会战，结果女真军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此时的问题是，光海君事先是否曾对统率朝鲜军队的姜弘立将军下达过密令，让他向清军投降。此事件的真伪已不可知，但是朝鲜军队在战斗中的消极表现却是不争的事实。

朝鲜方面的消极态度好像也引起了女真人的注意，努尔哈赤在战后曾致信光海君，所书如下：

昔尔国遭倭难，明以兵救尔，故尔国亦以兵助明，事不得已，非与我有怨也。今所擒将吏，以王之故，悉释还国。

△姜弘立率众归降图

光海君走钢丝一样的外交政策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不久之后，“西人”派系的金瑬、李贵、崔鸣吉等人伙同武臣李曙等人谋划废黜光海君，拥立宣祖庶子定远君之子绫阳君即位。这次政变史称“仁祖反正”。

反正势力攻击光海君的外交姿态，并以此作为自己发动政变的理由。通过这样的过程即位为王的仁祖，在名分上不得不推行反女真政策。另一方面，1616年建立金国（后金）的女真，为了与明朝全力一战，不得不关注朝鲜的动向。皇太极令大贝勒阿敏率大军东征朝鲜。后金要求朝鲜送王子作人质，停止给大明称臣，文书停用明朝年号。但是得到朝鲜仁祖的拒绝，“我国于南朝，父子之国，岂可以危急存亡，变易臣节？”。因为后金此次孤军深入朝鲜，正面战场还面临着明军的威胁，虽然军事上占有上风，也不敢在朝鲜逗留太久。所以还是对朝鲜做出了妥协，最后达成协议：金军退兵，朝鲜停止和后金对抗，与后金结成兄弟，对后金使者同明朝使者一个待遇，每年给后金岁币，遣返后金逃人。这次金朝战争，史称“丁卯之役”，但实质上朝鲜只当这次结盟为“权宜之计”，其仍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支持明朝，与后金敌对。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征伐朝鲜上谕》

正如开篇所说，皇太极改元后，女真势力更加强盛，面对朝鲜的阳奉阴违，1636年，皇太极亲自率兵再次攻入朝鲜，朝鲜败北。次年一月，仁祖在汉江畔的三田渡向清军投降。昭显世子和凤林大君被送往沈阳充当人质。

北伐论与小中华思想

凤林大君是朝鲜仁祖次子，后继承王位，为朝鲜孝宗。在孝宗治世时期，主张伐清的北伐论和小中华思想在朝鲜非常盛行。

为质八年，凤林大君先在沈阳，后来到北京。随着清兵一路从辽河打到长江，每有大捷，他都被要求上表称贺，甚至作为陪臣，还要亲自上殿观看献俘、受降等典礼。

被释后，孝宗为北伐夜不能寐，一改仁祖在反清复明上的保守态度，罢斥亲清的大臣，大量启用山林隐逸和抗清烈士的遗孤，尝试联络南明朝廷与日本的幕府，积极备战，密谋北伐。与此同时，他还亲自在王宫中主持阅兵典礼，在国内筑城练兵，并且常常在讲论儒经之余，与大臣在地图上筹划。而就在孝宗继位之后不到半年，宋时烈便上密疏对他进行支持，同时制定了漫长的复仇计划。

然而被孝宗罢斥的亲清派大臣很快即通过渠道向北京告发，直指朝鲜君臣“经营北伐”。清国闻知消息，连续派遣六个使团到汉城，对孝宗严加诘问，并要求孝宗处死自宰相（领议政）以下的强硬派领袖。孝宗坚执不允，但强硬派的士大夫最终要么流放到海岛，要么罢归山林。

1659年，清廷的高压政策松动，孝宗密召宋时烈，他认为顺治皇帝“荒于酒色已甚，其势不久”，打算“养精炮十万，爱恤如自子，皆为敢死之卒，如何伺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可是这个计划提出不到两个月，孝宗便饮恨而逝。

《朝鲜李朝实录》写道：

“孝宗临御十年……何尝一日忘北向之心？……天不助顺，中途而殂，雄图大志，遗恨于千秋。”

而李朝的“北伐”声势也随着孝宗的意外去世而人亡政息，陷入低潮。1674年，随着新君肃宗的继位，李朝沉寂已久的北伐声势突然再次高涨，因为吴三桂反了。此前，清军入关后，朝鲜想方设法和南明政权取得联系。当朝鲜知道南方明朝残余势力还在抵抗时，非常兴奋。认为清朝如同三国曹魏，现在“天下不全为魏贼所窃”，满清“为天所厌”，南明正统马上可以翻盘。朝鲜试图通过行商潜入中国联系南明，以济州岛为基地，和南明构建海路交通。还多次通过日本获取南明情报。但由于清政府的严密封锁、南明政权的快速崩溃，光复河山的计划终归泡影。

1673年12月，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清，耿精忠，尚可喜也起兵响应。朝鲜朝野闻讯，十分兴奋。认为“乘此机会，练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邦保民。”“当此之时，声大义，率大众，趁虚直捣。”但是朝鲜肃宗比较冷静，认为清朝此时“其势之不敌，尤为叹恨。”等到吴三桂胜利进军，清朝国内虚耗，兵民怨叹之际，再做行动。可惜，吴三桂没有来得及饮马黄河，就暴病而死，三藩之乱随即被镇压，朝鲜的“反清复明”计划又打了水漂。

朝鲜还寄希望于台湾郑氏集团，欲“浮海于郑经军中，与之通信”。然后让出济州口岸，建立联合舰队。但终究没有成功，1683年，康熙攻克台湾，联郑反清的幻想也破灭了。

在朝鲜看来，明亡清兴，满洲入主中原根本就是“以夷乱夏”、“神州陆沉”，昔日的中华在辫发易服之后已经沦为狄夷，唯有自己因为保留着明代的礼乐衣冠，因此仍是独存的“小中华”；甚至可以因为明朝这一“大中华”的沦丧而升格为真正的“中华”。在这种朝鲜式“华夷观念”的驱动下，朝鲜人对清朝的称呼变成了“大国”，有时甚至是毫不恭敬的“清国”，而不再是依照明朝传统所应当称呼的“皇清”。朝鲜前往北京朝贡的使节们撰写的游记名称也从“朝天录”，悄然变成了“燕行录”—言下之意是并非去朝拜天朝，而仅仅是到燕京去出差。在私下里，他们甚至把清朝皇帝称作“胡皇”，清朝使节称作“虏使”。

肃宗修建大报坛对明朝皇帝进行祭祀，在中国人已对前明之物噤若寒蝉的文字狱时代，朝鲜一切内部文书，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则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私人著作则大模大样地写上了“崇祯后某某年”。 直到清末，朝鲜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哪怕是力主“北学清朝”的朴趾源也固执地认为，“皇明吾上国也……四百年犹一日，盖吾明室之恩不可忘也”，而对清朝，“不谓之上国者，何也？非中华也。”

△韩国乡间依然有在礼仪场合使用「崇祯」纪元的传统。图中的「崇祯丁丑后三百七十四年」为2011年。不过，与大多数从崇祯元年开始计算的方法不同，「崇祯丁丑」即1637年指的是朝鲜降清并宣示「永绝明朝」的那一年。

《明清与李朝时代》

一部融合了明清时期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多彩历史卷轴，对东亚近世五百年历程“超越一国史框架的解读”。

著者简介

岸本美绪

日本东洋史学家。1952年生人，东京大学毕业，御茶水女子大学教授。专攻中国明清史。著有《清代中国的物价与经济变动》《明清交替与江南社会》等。

宫岛博史

日本东洋史学家。1948年生人，京都大学毕业。历任东京大学、成均馆大学教授。专攻朝鲜社会经济史。著有《朝鲜土地调查事业史研究》《两班》等。

译者简介

王欢欢

1990年生，海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海域史、日本近世史。

刘路

1987年生，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古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文明史、日本中世史。

内容简介

本书的主要内容为明清两朝的中国史、李朝时代的朝鲜史。亦可以说是一部以明清和李朝历史为主轴的东亚史。作者在东亚多样的国际关系和变幻的国际局势中，描述了迎来传统封建王朝最终阶段的明清两朝以及两班官僚制度形成的李朝时代的实相。明清史部分，特别从经济和社会的角度对明朝的建立与发展、守成与衰落，明清鼎革的过程，以及清朝的盛世与危机进行了解读；朝鲜史部分，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朝鲜的宗族制度、两班阶层、科举与派阀之争。终章以“家”为主体，对中国、朝鲜、日本的传统社会结构进行了比较。

参考资料

罕为人知的朝鲜反清复明秘史明末清初，李氏朝鲜是怎么“抗清援明”“反清复明”的朝鲜皇室的“反清复明”计划明朝灭亡后朝鲜真的那么怀念明朝吗？

“反清复明”在朝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