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德林：中国文学研究的“通家”

费德林（НиколайТрофимовичФедоренко，1912—2000年），原名尼古拉·特罗菲莫维奇·费多连科，是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和外交家。他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出版大量作品，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文学史以及现代作家等多方面的研究，被称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通家”。费德林对中国汉学的研究推动了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学在俄罗斯的研究与传播，对两国文化交流以及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作出积极贡献。

▲费德林。（图片来自网络）

因研究屈原而与郭沫若结下深厚友谊

1912年，费德林出生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皮亚季戈尔斯克。他的父亲是一名曾经为布尔什维克而战的工人，因而他很早就受到共产主义潜移默化的影响。20岁时，费德林考上了莫斯科东方学院，主修中国古典文学，并拜著名的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为师。他还按中国人取名的习惯，为自己起名“费德林”，以显示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1939年，费德林开启外交生涯，他被派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在中国期间结识了很多中国文化界人士，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规范汉语”，这为其后的汉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屈原研究是费德林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费德林到中国之后，也没有间断对屈原的相关研究。郭沫若是现代研究屈原的开拓者，费德林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3年，费德林在郭沫若的指点下完成博士论文《屈原的生平与创作》。在他看来，屈原是像希腊诗人荷马、文艺复兴先驱但丁一样伟大的人物，不仅是诗人，更是思想深刻、心地善良、具有高度正义感的政治活动家。费德林对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特别关注，认为这是一部极具历史意义的佳作，该剧“号召人们为自由和独立而战”，鼓励劳苦大众参与到抵御日寇侵略的战斗中去，也暗示对当时国内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抵制和反抗。为此，他花费多年时间将《屈原》翻译成俄文。1953年是屈原逝世2230周年，苏联各界在莫斯科隆重聚会纪念，费德林作了《屈原及其创作》的报告，向苏联人民展现了屈原的作品和爱国情怀。1954年1月，话剧《屈原》在莫斯科的叶尔莫洛娃剧院成功上演引发强烈反响。在之后的研究中，费德林还提出“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的重大研究课题，在全球文学研究领域掀起屈学研究热潮。费德林研究屈原时间之久、著作之多、成就之大在苏联汉学界首屈一指。此外，费德林还与郭沫若共同主编《中国诗选》四卷俄译本，并于1957年由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详细介绍了中国诗歌的历史演变。

1958年，费德林当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随后他被派到日本和美国工作，但从未中断过汉学研究。1968年，费德林结束外交生涯，全身心投入到文学研究之中。1970年起，他兼任《外国文学》杂志主编，后又任苏联作协书记处书记。在“苏联中国学的迫切问题”学术会议上，费德林作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必须把研究不同国家的文学所共有的普遍规律，同具体分析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结合起来”。

1995年7月，费德林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在北京出版，书中回顾了他在做外交官时的一些事件。值得一提的是，在争取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过程中，费德林作出了重要努力和突出贡献，他把这项重要工作当成自己的使命去竭力完成。中俄友好协会会长伍修权同志为该书作序，给予费德林高度评价，称他在争取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过程中“厥功奇伟”。

把中国现代作家作为文学研究要素

对中国现代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研究，也是费德林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平事迹、基本思想、主要作品、创作特点、地位影响等方面进行介绍与评价，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老舍、艾青、赵树理等中国现代知名作家。

费德林对鲁迅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鲁迅文学创作及其艺术特点的研究，也翻译介绍了一些鲁迅的著作，探究了鲁迅与苏联文学研究的密切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德林就以《论鲁迅的创作》作为自己副博士的答辩论文，也使得他成为苏俄研究鲁迅较早的学者之一。费德林认为，鲁迅将战斗性与革命性寓于作品之中，展现了新思想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表达了渴望改变社会现状的愿望。例如，作品《狂人日记》表明了对“吃人”的封建社会的痛斥，《阿Q正传》反映了对辛亥革命的讽刺。费德林从语言特色上对鲁迅文学创作的特点给予高度评价，指出鲁迅将书面用语与口头用语结合，对文学语言删繁就简，将古典文学中体现鲜明民族特色的部分与现代用语相结合，在语言表达形式上推动革新转变，是中国新文学语言的创造者和引领者。在费德林看来，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就如同高尔基在苏俄文坛的地位，两者有共同的精神追求，都致力于唤起人们反抗压迫、勇敢斗争的意识，激励人们用彻底的、坚决的革命改变自己的命运。

郭沫若是对费德林影响最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所体现的舍身爱国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精神受到费德林的肯定和赞扬。费德林指出，郭沫若主张“由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对旧式制度和资产阶级虚情假意道德观进行批判，他的作品不是一般的浪漫主义，而是革命浪漫主义。他以诗歌为战歌，鼓励号召人们奋起反抗剥削压迫，争取独立与解放，展现出对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他的戏剧作品同他的诗歌作品一样，真切地表达出对封建腐朽思想的抨击，极力唤醒人们去勇敢打破封建束缚、追求自由与平等。

费德林称茅盾的作品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认为茅盾深受马克思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影响，能够正确看待历史发展进程，准确刻画出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及各阶层人物的心理特征，从而折射出中国社会历史阶段中的重大问题和思想变迁。特别是茅盾的代表作《子夜》通过对中国民族工业举步维艰的描绘，揭示了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压榨中国人民的实质，对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和促进社会进步具有积极意义。

梳理总结中国文学研究的原则方法

费德林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全面深入，既有现代文学，又有古代文学，对研究中国文学的原则方法进行了梳理总结。

1953年，费德林所著《现代中国文学概论》出版，这是苏联较早系统介绍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三年后，《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概论》出版问世，这部专著在前书的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和修订，研究范围拓展到中国古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进行了更新。费德林在书中提出重要观点，他认为，现实主义是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其中蕴含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两部著作奠定了费德林在苏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特别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充实了苏俄中国汉学研究的内容。

1988年，费德林又一力作《研究中国文学的原则——经验与问题》发表，该文全面梳理和点评了中西学者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并提出将在未来出版40卷的“中国文学丛书”的宏大设想。他在文中批评了苏联研究中国文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编写中国文学史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建议，特别是关于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研究方法、注重作家个人创新与社会历史背景相结合等观点，对当今汉学研究仍具有参考价值。

此外，费德林对《尚书》《诗经》《易经》都有研究，在《红楼梦》研究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还亲自参与编写了15卷本的《中国文学百科全书》，参加过《毛泽东选集》的俄译本翻译工作。在第二届全苏中国问题专家会议上，费德林《关于研究中国文学的任务》的报告强调，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必须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经典文学作品”，还要研究“遵循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中国新文学”，这反映出费德林研究中国文学所秉持的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完）

作者/田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