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90年代深度记者发文，追忆反思当年的调查新闻报道

在1990年代的“前互联网”时代里，调查类的深度报道远没有后来那么专业。
在尚未被互联网打通成为全国性“新闻江湖”的媒体市场里，由于区域市场的分割与媒体渠道的稀缺，许多同类型题材和报道可以在很长时间里“自得其乐”，吸引着相对稳定的用户群。

虽然当时已经有着像《南方周末》和《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的全国性市场化媒体崛起，但是在每个区域市场内它们的份额占比并不高，绝大部分市场空间依然被地方性媒体所占据。

这也是区域性市场化新闻媒体蓬勃兴起的阶段，在看腻了《知音》、《故事会》的年轻读者们开始寻找新的阅读体验时，半新闻、半猎奇性的“新闻调查”类报道应运而生。

当时《深圳周刊》的宣传口号叫做“比消息更生动的内幕，比内幕更深刻的见解”，正是这类集纪实性、观点性与娱乐性于一体的“浅调查”类报道模式所追求的共同特征。

1998年4月我跟同事合写的“汕尾女教师被殴事件追踪”报道，便属于这类“浅调查”型报道：事件本身已经被媒体报道并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但是对于女教师被殴打的具体原因及相关细节，还没有主流媒体进一步介入。

此时就轮到地方性媒体来大显身手，通过现场调查告诉读者们“比消息更生动的内幕”了。

在汕尾被打老师任职的学校，就医医院和社会各方打探一圈后，我们大概弄清楚了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户香港身份的本地居民，认为自己孩子受到老师“虐待”，便到学校闹事并扬言要“收拾”老师，最终造成当事女教师被打至重伤昏迷。

采访中给我印象深刻的两个细节，一是许多被访者均提到“买凶伤人”方跟当时被捕不久的香港悍匪叶继欢的关系，认为他们是叶继欢的“马仔”或亲戚；二是整个采访过程笼罩在某种悲愤而又恐惧的气氛之中，包括医院医生都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表示“怕被报复”。

前者因为无法核实在报道中没有提及，对于后者我也只能在报道中以“困惑与疑虑”为题略做评点。

实际上在采访中我获悉，许多当事者正是因为担心政府和警方内部某些人包庇行凶者，才做出投书媒体，引发舆论聚焦与关注的“冒险之举”。

今天再回顾这段采访经历，我开始意识到1990年代中所出现的“调查性报道大爆发”现象，其深层背景正在于大规模社会流动带来的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失序与解体，与及个体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错位共同造成的社会冲突。

事件中行凶者一方身为从汕尾迁居到香港的“新移民”，恰好体现出了这种“价值错位”感：一方面在香港当地被视为扰乱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份子”，其极端者正如叶继欢这样令香港人闻之色变的“悍匪”；另一方面却又以“香港人”的身份欺压本地居民，声称当地某些领导是“自已人”，甚至扬言“在汕尾打死个老师没事”。

在这一背景下，超越了“地方治理秩序”的媒体报道，便成了许多受害者和维权人士心目中的新“青天”，被寄予了更大的期待与信任。

而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社会流动带来传统治理秩序失效时，政府高层也往往依靠广泛传播的社会媒体报道，而非传统的汇报决策程序来“随机处理”某些恶性事件，从而为媒体和记者带来的更大的“名声”。

当时的我自然远远无法理解到这个层面，更多地沉浸在采访和写作技巧层面的打磨之中：我自己颇为得意的一个小标题，是借自马尔克斯一篇小说的题目，“一起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但除了这个标题之外，同样曾经身为记者的马老师在小说中对案件剖析的深度和社会文化视野的广度，面对着类似时代与事件的我却一无所知。

在后来经历了更多的失败与挫折后，我才开始渐渐理解，自己早年在采访操作中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把“文字的复杂性”跟“事件的复杂性”混为一谈。

面对一件头绪繁多的复杂事件与现象时，年轻的我常常试图用同样复杂的“文学化表述”来加以呈现，最终却往往变成了谁都看不清的“一团乱麻”。

实际上在非虚构性的新闻报道写作中，越是复杂的事件越要“简单呈现”；而对于逻辑清晰，结构简单的事件与现象，倒不妨用点文学笔法来展示出节奏与旋律上的丰富性。

我曾到山西采写过一位卖血数十次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故事。 当时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和转载了一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卖血40次，以及山西确认132人血液感染艾滋病毒的消息。 身为记者的我随即奉命飞往山西展开后续调查。

从调查开始的那一刻，我便陷入了一场扑朔迷离的“罗生门”之中：第一个采访对象山西性病艾滋病监测中心主任向我怒斥这是一条“严重失实”，且“不负责任”的误导性消息。

关键在于消息中把此前山西省通报的一份全省疫情数据，跟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卖血40余次的新闻事件穿插在一起，给外界造成了“一个卖血者感染了132名患者”的印象。

当时我便有些蒙了。坦率地说，如果仅仅是一个艾滋病毒携带者卖血数十次；或者山西公布全省共有132名艾滋病毒感染者，虽然分开看都有新闻价值，但似乎“不值得”我专门飞到山西去采访一趟。

我们决定先核实相关消息的真实度。 唯一可以调查的线索只有那位被报道“卖血40余次”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在临汾见到另一位作者后，这位年轻的实习记者给了我一个有趣的解释。

原来中青报的这篇报道选题，来自他在《山西青年报》发表的另一篇报道“走访艾滋病毒感染者”，这位记者本来想通过病人的生活经历“警戒一下生活上不太检点的人”，结果问了半天发现对方根本没什么“不检点”经历，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得的病，是因为偷窃被送到看守所，做入所体检时才发现的。 在反复回忆后，该患者怀疑自己感染病毒“可能跟卖血有关”，而此时他已经在当地多家医院卖血数十次。

至此我开始接触到这个事件中最具新闻价值的“核心线索”，那就是在地方医疗体系市场化转型下难以回避的“血浆经济”模式，跟缺乏相应检验流程与技术手段所共同造成的“输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现象。

然而当时缺乏经验的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医疗体制反思”题材，而是不断纠结于自己还能写些什么才“对得起”周刊的差旅费。

最终我自作聪明地想了个取巧的办法，试图以文学写作中的“双线视角”，写成一篇“复调叙事”式的报道文本，一边展示我在采访过程中的内心体验与感受，一边介绍事件调查进程与艾滋病相关知识。

其后果是拿着这篇“文学作品”的主编勃然大怒，从编辑部一头骂到另一头，最后把稿子甩给我的同事“收拾残局”。

今天我再看当时所写的初稿时，才明白令主编“勃然大怒”的原因：几乎所有在采访中获得的有效信息，都被淹没在一段段自恋式“内心独白”和抄来的资料数据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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