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哪些“蠢到让人窒息”的神操作？

读历史，常说要“以史为鉴”。但比起那些今天被人“炖了千百遍鸡汤”的各类“历史智慧典故”来，更值得现代人回味思考的，却应当是煌煌史册上的一些“蠢事”。

比如下面这几桩，真实却“蠢到让人窒息”的神操作，足以让后世的读者们，在哭笑不得之后收获充满价值的体会。甚至，看懂相关王朝的兴衰真相。

“神操作”一、郭劝充好人

1038年，大宋“西平王”兼辽国“西夏王”元昊腰杆子正壮，已经占有了夏州、盐州、灵州、会州、沙州、肃州等十多个州，坐拥河西走廊与河套草原两大战略要地。这位野心勃勃的枭雄也憋起了坏，决心趁此机会扯旗自立，彻底摆脱“大宋藩臣”的角色。

可这决心，当时真难下，就连元昊身边的臂膀们，都不是铁板一块。好些人过惯了受大宋赏赐的舒服日子，早就不想再惹事。大将山遇惟亮就是其中一位，这位执掌元昊“左右厢军”，出名位高权重的悍将，为这事终于跟元昊撕破了脸。眼看元昊杀机毕露，山遇惟亮也干脆把心一横：此处不留爷，爷去投大宋。带着全家二十多口人撒腿就跑，终于如愿摆脱元昊追击，投到了北宋延州知州郭劝处。

对于守土有责的郭劝大人来说，事情发展到这儿，那真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山遇惟亮何许人？那是为“西平王”征战了一辈子的老将，元昊的军队里到处有他“老部下”，西北的山川地理军事部署，元昊的虚虚实实，全在他脑袋里装着。只要大宋能用好这“大宝贝”，就牢牢捏住了枭雄元昊的底牌。甚至还能趁热打铁，一举剪除这个西北大患。开创“不世之功”的大好机会，就这样“白送”到郭劝大人手里。

可问题是，郭大人不是这么想。

话说这位郭劝，可是北宋仁宗年间出名的“大好人”，此人常年为官清廉，做人也标榜刚直不阿，动不动就怼得皇帝没话说。这么个又清廉又轴的人，偏偏还自诩胸有百万雄兵，动不动就指点江山，放在北宋“重文轻武”的年月，自然也就扶摇直上，一屁股坐在“延州知州”的要职上。但身为守土有责的封疆大吏，郭劝的思路，却比职业军人们清奇得多：立什么不世之功？哥还是要做好人。

在郭劝看来，元昊家再怎么闹，也是他家自家的事儿（山遇惟亮是元昊的叔叔），什么不世之功什么国防安全，郭劝大人别看手握重兵，这些事懂都不懂，就知道清官难断家务事，做个好人算啦。然后瞠目结舌的一幕发生了：心向大宋的山遇惟亮全家，竟被郭劝全须全尾的礼送回了元昊。后果也可以想：山遇惟亮全家二十多口人，全被元昊绑树上活活用箭射死，成了西夏“开国”前夜，一场触目惊心的血案。

但这“神操作”的严重后果，可比一场血案大得多：有了山遇惟亮全家“现身说法”，元昊的部下们哪能还有别的想法？死心塌地跟着元昊干吧。大宋王朝的虚弱，更叫元昊看了个满眼。果然是年元昊高调“扯旗建国”，满头蒙圈的大宋，随后被打了个满脸花，最后还是“岁币换和平”了事。高调崛起的西夏，也从此成了宋王朝的国防大患，活活消耗了北宋百年国力，一切，都是郭劝这“神操作”惹祸。

当然，郭劝大人也许不觉得自己是错：我身为一介读书人，凡事当然要做个好人。可问题是，这么一个脑子里没半点“专业国防认识”的好人，竟放到了关乎国防安全的“延州知州”岗位上，办下了如此蠢事。这“重文轻武”的蠢制度，才是大宋在一次次“蠢操作里”，活活“蠢死”的病因。

“神操作”二、万历种水稻

自从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明朝的历代皇帝虽说懒虫不少，但有件事，却是摊上哪位都急抓狂：北京缺粮食。要知道，迁都北京后，“天子戍边”的明王朝，既要供养大批边军，也要养活各级衙门里的文武百官。北京城的“体积”也不停膨胀，明朝建国时北京只有一万四千人，嘉靖年间时“常住人口”就突破一百万。粮食供应的压力，想想就知道有多大。

所以，为了喂饱北京城，大明漕运成了头等大事，江南粮食的征收负担，也是一代比一代重。但即使这样，北京城的粮仓，也常见“见底”的时候。比如明穆宗刚登基时，太仓竟只剩下了三个月的粮食。

好些有识之士也大声疾呼：不能光指望着大运河运粮，北京周边也得多种粮。可北方的水土条件原本就差，水稻等农作物产量不高，累死累活种半天，混个肚圆都难。所以，就算懒得出奇的万历，一听“粮食”就打激灵。有关“征粮”“漕运”的奏折，总是第一时间批复。

而万历十二年（1584），明朝著名农业学家徐贞明，却给万历君臣带来了惊天喜讯：谁说在北京种水稻不靠谱？臣保证不但能种，而且绝对高产！

在此之前，徐贞明为了“种水稻”的事，几乎呕心沥血半辈子。除了培植试验了各种稻种，他还走遍了京畿周围乃至河北各地的山山水水，把每一处水源土壤都精心规划。就连已经退休的大英雄戚继光都为他的执着感动，派老部下来帮忙。终于在永平府开出了三万九千亩水稻田，并在万历十二年夺取大丰收——“北京种水稻”这事儿，靠谱！

如果这件“靠谱”的事儿，接下来真顺风顺水推动下去，对大明朝来说，这不止是“多收三五斗”的事儿。如果京畿周边能提供充足粮食，大明漕运成本将大大降低，国家治理成本和百姓民生负担都会大大下降。明王朝更可以因此储备充足的粮食，哪怕面对接下来的内忧外患，也绝对有抗风险的底气。不夸张说，这是一件关乎大明国运的大事儿。

可身为科学家的徐贞明，把所有一切都规划到了，却唯独漏了一个事实：他摊上的，是大明王朝历史上无比奇葩的年代——万历年间。

于是，当徐贞明“水稻实验成功”的喜讯送上去后，大明朝堂上的反应非但不是狂喜，反而立刻吵成一团：各位拉帮结派成习惯的大臣们，习惯性的互相吵架。很简单的“种不种水稻问题”，就变成了大臣之间互骂，骂着骂着就跑偏，彼此间的祖宗十八代都翻了出来。“种水稻”反而成了小事。眼看吵得头大，万历最后也就草草下旨：“近开水田，人情甚称不便”。这么一件大事儿，竟就草草收场了。

反而是提出这事儿的徐贞明，事后受不了铺天盖地的攻击，凄然辞官回家，不解决正事，却解决办正事的人，整个愚蠢的“神操作”，很万历。

反而是此事一个多世纪后，经历“九子夺嫡”登上皇位的清朝雍正皇帝，面对此时清王朝“内外府库无不亏空”的惨状，愤然决定从北京周边找粮食——种水稻！然后在怡亲王允祥的主持下，清王朝设立“水利营田府”，就靠着“抄徐贞明的作业”，一板一眼在直隶地区推广水稻种植，不到两年时间，直隶地区就成功大面积推广水稻，且“岁以屡丰,穗秸积于场圃,粳稻溢于市廛”，公认雍正治国的一大成就。

如此成就，不但给开局穷掉渣的“雍正王朝”大补血，更给乾隆一系列“文治武功”打了底。但说到底，却还是习惯扯皮的万历君臣，给后来人做嫁衣。

再看看明朝末年天灾人祸，北方大地饿殍遍野，缺粮食缺到眼红的景象，就更不难理解“明朝亡于万历”的真谛——现成的徐贞明的“作业本”都无视，水稻都种不好，这低效懒政成常态的大明朝，又有谁能救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