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康有为
《天发神谶[chèn]碑》又称《吴天玺记功颂》，三国吴天玺元年(267)刻。吴的最后一位君主孙皓，因天降符瑞而立碑记功。石旧在江苏省南京市天禧寺，后移筹思亭，又移尊经阁、县学。石呈圆幢形．环而刻之。世传为皇象书，但无依据。宋时原石断为三段。上段21行，中段17行，下段10行，共存213字，故又称《三段碑》《三击碑》。后有宋胡宗师、石豫亨、明耿定向题跋三则。清嘉庆十八年(1813)八月毁于火。
此碑的建立与迷信有关，而碑文的书写也很奇异。它虽是篆书，但不同于任何篆书面目，康有为曾惊叹为“奇书惊世”。
张叔未则云“吴《天玺纪功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
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曰：“予观其书，方折盘旋以隶笔而行篆体，戈长剑利中实乃弓燥手柔。张怀雳以沉着痛快目之，良下虚也。”
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中评：“以秦隶之方，参周籀之圆，势险而局宽，锋廉而韵厚，将陷复出．若郁还伸。此则东都诸石，犹当逊其瑰伟。即此竺疡，是以陵轹上国。徒以壁垒太峻，攀者却步。故嗣音少耳。”
其书起笔方重，有隶书笔意，转折处则外方内圆，下垂处呈悬针状，森森然如武库戈戟，凌然不可侵犯。后世篆刻家对此碑很受启发，多取此碑笔意入印。
因清嘉庆毁于火，原拓本稀少，存世者多为翻刻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拓本。
不管从用笔上还是从书风上，在书史上确实独一无二的。其书体无疑属篆书，但它的用笔却不是篆法．也不同于隶法。
所谓横用竖起法，竖用横起法，横则)；起方收，如主横，则起笔先用撇起法，然后提笔，回到近发笔处，下按后右行。而竖多作悬针法，左右二竖，圆纵之笔，收笔也均如悬针，故张廷济喻为“如折古刀．如断古钗”，锋芒锐利，气势峥嵘。转折均用方折法，但此折法与隶不同，是另起一笔，以竖接横而成。
行笔(除横之外)往往先按折，然而稍稍轻提，至行笔的一分之二不到的地方，渐按渐行，然后锋芒纵出。
与楷书的撇法相类。只是曲直不同。取势上既用篆书的向法，又参入隶书的背法，但总体上却十分协调，这是书者的高明之处。
结体方正，既有隶书的宽博奇伟之气，又有篆书上下飞动之韵，峻利昂健，极有胆力，但怪诞离奇，是以惊诸凡夫。
但熟视细察之后，总觉得其用笔的方式和结构虽面目显然，但颇多单一，并有着很重的模式化倾向，一旦进入，则往往不能自拔。张延济以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其意味是颇深的。
皇象生卒年不详，三国时期吴国广陵江都人，字休明，官至侍中、青州刺史。善八分，小篆，尤善章草。其章草妙入神品，时有“书圣”之称。
他的草书与曹不兴绘画，严武的围棋等并称“八绝”，“似龙蠖螫启，伸盘复行”（唐窦臮《述书赋》），“如歌声绕梁，琴人舍徽”（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朴质古情，沉着痛快，文而不华，质而不野。前人对皇象书法评价甚高。唐张怀瓘曰：“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可见他创造了“相众而形一”的书风，在书法史上有重要意义。传世书迹有《天发神谶碑》、《文武帖》、《急就章》等。
《三国志·吴志·赵达传》裴松之注引《吴录》曰：“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幼工书。时有张子并、陈梁甫能书。甫恨逋，并恨峻，象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中国善书者不能及也。”晋葛洪《抱朴子》誉皇象为“一代绝手”。南朝宋羊欣云：“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清包世臣甚至说：“草书唯皇家、索靖笔鼓荡而势峻密，殆右军所不及。”唐张怀瓘列其章草为神品。
《书断中》唐张怀瓘评曰：“吴皇象，字休明，广陵江都人也，官至侍中。工章草，师于杜度。先是有张子并，于时有陈良辅，并称能书。然陈恨瘦，张恨峻，休明斟酌其间，甚得其妙，与严武等称八绝，世谓沉着痛快。抱朴云：‘书圣者，皇象。’怀瓘以为右军隶书，以一形而众相，万字皆别；休明章草，虽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各造其极。则实而不朴，文而不华，其写《春秋》，最为绝妙。八分雄才逸力，乃相亚于蔡邕，而妖冶不逮，通议伤于多肉矣。休明章草入神，八分入妙，小篆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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