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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基会第二任秘书长陈荣杰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和陈长文是同班同学,后赴美国攻读法学博士,学成后一直在“外交部”供职,曾任台湾当局驻沙特阿拉伯和南非的政治参事。
海基会成立时,陈长文把他从海外召回来做了自己的副手。
1、海基会与台湾“陆委会”的矛盾——管辖权之争
如果说陈长文的辞去与他的大陆背景有关系的话,那么陈荣杰则是土生土长的台湾省籍人。但是,陈荣杰与“陆委会”也不断产生摩擦。
矛盾之一是因“陆九条”,海基会炮打“陆委会”。
1992年3月底,“陆委会”订定的“两会运作关系处理原则草案”(即俗称的“陆九条”)出台了。
草案明定“陆委会”为海基会的主管机关,对海基会有指示、监督之责;海基会的性质是对外为民间财团法人,对内则受政府委托处理涉及公权力事务之准行政机关;海基会的秘书长人选,须与“陆委会”商讨后再报“陆委会”核转“行政院”核定。
根据这些规定,海基会的自主权几乎丧失殆尽。
海基会的董监事们对“陆九条”意见也不小。5月9日,海基会第一届董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上,董监事们对着与会的“陆委会”副主委马英九和“行政院”副秘书长提出了意见。
自立报系老板吴丰山说,从主管立场看,“陆委会”可以对海基会进行监督,但引起两岸运作纷争的问题不能淡化处理。
高希均也认为,如果把海基会定位为“准行政机关”,那么海基会就不需要民间捐助那么多钱,不需要那么多董事,更不需要辜振甫来当董事长。
海基会不甘心被戴上紧箍咒,也制定了九条规定,以逐条对照说明的方式,表达了海基会维持民间团体性质的立场。
“陆委会”的九条指导原则令刚上任的陈荣杰颇为不快,而北京商谈中,“陆委会”越过海基会直接下令于许惠佑的做法更如火上浇油,陈荣杰心中的不满按捺不住了。
一次,陈荣杰和黄昆辉同时参加一个两岸关系座谈会。陈荣杰突然发难,炮打“陆九条”,惊动四座。
他说,我们对于大陆提出的“一个中国”问题不能回避,两岸交流可以保持弹性,但弹性的后面就是惰性。他把矛头直接指向当局的大陆政策,迫使黄昆辉表态。
黄昆辉说,我们并不回避“一个中国”原则,但两岸对于“一个中国”定义不同,如果把“一个中国”原则写在两岸签订的协议中,就等于台湾承认大陆是中央,自己是地方,当然要慎重。
两岸交流也一定要有弹性,台湾没有条件制定时间表,两岸关系的发展双方都应积极,任何人不能有惰性。
海基会的反击并没有达到目的。8月6日,“陆九条”不但在“行政院会”中通过,而且内容增加到17条,名称也改为《受托处理大陆事务财团法人监督条例》。
条例明文规定,“陆委会”是受托处理大陆事务财团法人的主管机关,这类财团法人的人事案包括遴选董监事都应事先得到“陆委会”同意。
至此,“陆委会”终于取得海基会上级监督机关的合法身份。
2、海基会与台湾“陆委会”的矛盾——大陆记者访台风波
矛盾之二是因为海基会坚持邀请大陆记者访台。
早在1991年5月陈长文第一次访问北京时,就向祖国大陆表示将邀请大陆记者访台,可惜在他任内未能实现。陈荣杰接任后,积极推动此事。但是,“陆委会”认为,邀请大陆记者的活动不在海基会受托范围之内,应由“行政院新闻局”或新闻媒体出面。
陈荣杰则坚持由海基会自己承办这件事。
1992年9月5日,受邀请的第一批大陆记者18人进入台湾岛。
大陆记者首次进岛,在岛内引起了轰动。150多位台湾和海外记者把海基会只能容纳50多人的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
重重包围中的大陆记者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他们一手拿着相机,一手拿录音机,跳上桌面,对台湾记者进行反采访。
9月11日,是大陆记者离台前夕,正值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海基会举办了一场惜别晚会。晚会上,陈荣杰也走入舞池跳起迪斯科,似乎想借助强烈的节奏扫去心中的郁闷。
3、海基会与台湾“陆委会”的矛盾——厦门会面
矛盾之三起因于陈荣杰与海协秘书长邹哲开在厦门会面。
9月17日,陈荣杰在许惠佑等3人陪同下,到金门参加大陆“霞光缉二号”的遣返工作,并欲借此前往厦门与海协商谈两岸文书查证事宜。因为与海协秘书长邹哲开的会面尚未完全敲定。因此,陈长文,行前一周仅向“陆委会”副主委马英九做了口头报告。
当黄昆辉获悉陈荣杰将与邹哲开见面后,坚持海基会的报备需经“正常程序”。15日晚,海基会的报批公文送到黄昆辉案头,由于次日陈荣杰就要出发,所以黄昆辉是不签字也得签字了。这种近似强迫性质的做法,令黄昆辉相当恼火。
各界批评陈荣杰的声音也响了起来。民进党籍“立委”便说,陈荣杰由金门直趋厦门,是否意味着当局已打破两岸直接通航的禁忌:要求“陆委会”公开对海基会的授权程序,协商决策评估会谈内容,尽速建立“国会”监督与法制化规范之问题。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说,海基会秘书长亲自出马考察遣返作业,实在是小题大作,藉此为名,先赴金门再转往厦门的用意“昭然若揭”;认为由于陈荣杰的出面,使得台湾方面坚持文书查证在第三地协商的立场崩溃,此趟大陆行“难收实效却自毁长城,恐将有百害而无一利”。
尽管陈荣杰坚持认为厦门会谈非常值得,但外界的攻讦开始使他萌生退意。9月18日,陈荣杰参加“行政院”第一次“大陆工作会议”时,向媒体透露了“和大家相聚的日子不多了”的风声,令记者们大为震惊。
4、陈荣杰的离职
11月23日,陈荣杰经过“痛苦的决定”,向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递出书面辞呈,获得辜振甫的慰留。但是,陈荣杰已经打定了主意,并找好了下一个舞台——自立报系社长一职。
所以,他不接受慰留,并决意向“陆委会”发动进攻。
1993年1月6日,“立法院法制内政联席委员会”集会,审查“受托处理大陆事务财团法人监督条例草案”和民进党“立委”陈水扁提出的“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监督条例草案”。陈荣杰和“陆委会”正副主委均出席。
陈荣杰在接受会议质询时,突然扭转话题,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轮椅”、“担架”说。
陈荣杰说:
“海基会成立的时候,已经受了许多严密的限制,今天如果再制定一个监督条例,只是徒具形式的意义,而无实质的意义。
假如制定监督条例能够使海基会的业务更加顺畅,我将举双手赞成。但是,我在海基会工作了两年,我的感觉是,第一年我是在轮椅上,大家推着我往前走,今天我好像是躺在担架上,一点活动能力也没有。”
陈荣杰一通火炮,让坐在台下的黄昆辉、马英九和叶金凤脸色非常难看。
1月12日,陈荣杰再度提出了辞呈,对自己自1990年12月返台到海基会的工作作了总结。
辞呈由海基会副董事长陈长文亲自送到辜振甫处。
1月13日,辜振甫“勉予同意”陈荣杰的辞职,自2月1日生效,在新秘书长未找到前,由副秘书长石齐平暂代秘书长一职。
至于何人出任秘书长,辜振甫说,要和有关方面及“陆委会”商议后才能决定。
1月14日,自立报系董事会决定,聘请陈荣杰为新任社长。
1月31日,海基会同仁举行茶会欢送陈荣杰,赠送他“功在两岸”纪念牌及海基会的金质奖章。
陈荣杰自海基会筹备阶段以来即积极参与各项工作,从不与人争功,却承受了很多压力,甚至成为外界诽谤的对象。
陈荣杰曾期望海基会和“陆委会”之间的关系能像“星星和月亮一样,各有其运作的轨道,在夜里能相映成辉,而不是各弹各的调”。
但他的期望没能实现。他认为,两会之间的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初设立海基会时对其定位不明。
陈荣杰是一个有作为的人,那就是推动两岸交流。
他说,在两岸湾特有的政治环境之下,两岸交流必须因应两岸形势的变化来采取弹问性、务实的策略,即对待大陆方面的立场,该强硬的时候就应该强硬,该严正的时候就必须严正,但不必受制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局限,影实响交流问题的解决。
陈荣杰是海基会早期四位秘书长内唯一没有与海协举行正式会谈的人。就在“汪辜会谈”已露出曙光之际,他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海基会。尽管如此,陈荣杰的辞职起码实现了他自己曾发下的誓言,“我要很有尊严地离开海基会”。
5、邱进益的“空降”
陈荣杰走后,海陆两会为继任人选展开了角逐。
海基会连损两位秘书长,内部士气受到重挫。基于鼓舞士气考虑,海基会拟推副秘书长石齐平升任。
但“陆委会”则希望由“陆委会”人员转任,人选为副主委叶金凤。
黄昆辉在“陆委会”主委任上,海陆之间矛盾不断,海基会换了两位秘书长,不仅海基会对他指责有加,就是在“陆委会”内部喜欢他的人也不多。
由于是空降,根基自然不深,急需培植自己人马,巩固班底。因此,当陈荣杰辞去海基会秘书长后,黄昆辉便想把副主委叶金凤安插进去。
但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却表示反对。辜振甫认为,如果由叶金凤进驻海基会,无疑是把海基会收编在“陆委会”旗下,海基会将由黄昆辉一手掌控,没有一点自主权。
其实,对于海基会秘书长人选,李登辉早已有腹案,那就是“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发言人邱进益。
3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邱进益出任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总统府”机要室主任焦仁和出任“陆委会”副主委两项人事案。
1993年3月12日,邱进益、焦仁和分别赴任新职。
对于这两项人事安排,岛内一般认为具有几重政治考虑:
第一,通过邱进益直接掌控与大陆方面的接触谈判,进而全面主导大陆政策。
第二,邱进益、焦仁和的大陆籍背景,既可以澄清外界对李登辉“独台”的疑虑,也可以安抚岛内非主流派。
第三,由于“陆委会”和海基会的最高负责人黄昆辉和辜振甫都是台籍人士,有助于消除外界尤其是民进党等“台独”人士担心国民党卖台的疑虑。
第四,目前,国民党大陆政策体系为“国统会”、“陆委会”和海基会。
“国统会”由李登辉亲自担任主委,海陆两会的决策者也是亲李人士,邱进益、焦仁和也是从李身边放出的人,如此一来,不仅打破了三个组间臣属关系,呈现出“三位一体”平行分工的“一条鞭”模式。
邱进益上任了。因为是从最高领导者身边下放的人,因而前来祝贺的人非常多,花篮、盆花、盆景从办公室内排到海基会的大门口。邱进益风光无限。
黄昆辉也设盛宴欢迎邱进益,陪同人员都是“陆委会”的一级主管。两会你来我往,气氛融融,人们非常看好未来两会之间的关系。
6、邱进益的“踌躇满志”
邱进益也对化解两会心结充满信心。上任之初,他就对媒体发表了一番“脑手关系论”。
邱进益说:
海基会与“陆委会”之间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外界传的那么严重,两会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就是说“陆委会”是政策层次,海基会是战斗层次,前者是脑,后者是手脚,脑指挥手脚。
海基会要把政策拿捏得当,“陆委会”对海基会提出的建议也要尊重。
未来,海基会作为一个“谈判者”,将扮演一个更积极、更有建议性的政策执行者,把与大陆接触访得的第一手资料带回,供决策单位参考,相信两会合作没有问题。
邱进益是江苏省籍人,1937年出生,1950年随家人去台。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和外交研究所,后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及联邦德国波恩大学政治研究所进修,1961年通过“外交领事人员”特考后,一直在外交系统工作。
1988年出任“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发言人,1990年“国统会”成立后,又兼任执行秘书长兼发言人和“国统会”研究委员,同时也是国民党中央大陆工作策划小组成员。
邱进益是一个在两岸关系上有抱负的人,多次以其引起外界揣测的“个人身份”提出建议:
如191年的“两岸三边会谈”、1992年5月的“两岸签署互不侵犯协定”及“停战协定”等。
出任海基会秘书长,他期望任上能够推翻两岸中国人心理上的那道“柏林围墙”,而他真的是怀揣柏林围墙的一块石头来到海基会的。
3月19日,出任新职仅7天,邱进益参加“立法院”举办的“两岸关系之现在与未来”公听会,以“个人身份”对两岸关系发表意见,并接受记者采访,对当局的“三不政策”进行批评。
他说,“三不政策”在以前是我方对大陆最有效的武器,但是,“三不政策”并非法令,没有规定一定要如何做。现在两岸接触已无法避免,两岸关系的发展应顺其自然,不要有太多人为干预。
他认为,“三不政策”就像台湾实行“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一样,已经完成阶段性政策目标,可以功成身退,或是依据现实情况给予新定义。
台湾方面如果对“三不政策”进行调整,将是对促进两岸关系诚意、善意的表示。
他甚至表示,“三不政策”缺乏法律依据,蒋经国也从未说过“三不政策”。邱进益的讲话引起外界热烈反响。
台湾《新生报》即发表了《以务实态度处理两岸问题》的社论,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阐述放弃“三不政策”的必要性。
社论认为,现在台湾的贸易对象已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中国大陆:
“无论从原料、市场、人工各方面而言,海峡两岸均已结成密切的经济共同体,有人说这是‘大中华经济圈',但不管怎么说,若从经贸的观点看,我们非与中共接触不可。”
“再从政治方面来看,国家的统一是中华民国的国家目标和基本理念,若要达成国家的统一,却不与中共接触,那岂不是矛盾?海峡双方对于统一问题的看法诚然会有歧见,但若不接触,则歧见永远存在,国家统一不过是一个渺不可及的幻想而已。”
社论表示:
“三不政策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今后我们需要的是更务实、更有前瞻性的大陆政策。今日政府应摆脱以往对中共的恐惧,以自信和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中共,共商中国问题的解决”。
但是,“陆委会”的态度与邱进益不同。
当天下午,黄昆辉和焦仁和都对外发表讲话,说“在两岸敌对状态尚未终止之前,三不政策不会完全放弃”,表示政策本来就是渐进的,不可能一下将所有的筹码放出去。
为了避免刚上任就引起两会矛盾,邱进益于22日公开表示,从此不再对“三不政策”表达个人意见。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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