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是教育局勤工股的股长，县城里响当当人物，呼风唤雨领导干部

大伯是我们教育局勤工股的股长，县城里响当当的人物，只要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能拉扯关系、交杯碰盏。

他退休十来年后，我爸在公园遇到遛娃的老县长，聊起大伯，仍旧举着大拇哥：老X是你哥啊，真是个人物，能量大得很！

大伯原本是村小的代课老师，70年代村里建了小学，他和我爸，作为村里仅有的两个高中生，洗脚上田做了老师。不同的是，我爸脑子灵活，赶着改革开放浪潮下海，最后被拍在了礁石上。大伯木一些，老实吃着公家饭，混了个退休金过万。

总体而言，大伯的代课生活并不好过，用伯母的话来说：就够他自己和狗吃的。但大伯并不介意，他始终觉得，吃公家饭的就是比泥腿子强。

转机，来自于他的小舅子，那个吃不上饭、住不上房，天天在爷爷家蹭吃蹭住的穷小子，突然摇身一变，考上了大学，毕业后青云直上，三十出头就干到了县长。

在小舅子的亲自谋划下，大伯成了县里第一批转正的代课老师，又过两年，离开村小，到县城一小任教。大伯教学能力尚可，奈何一口普通话令人不敢恭维，在全面推行普通话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兀。好在小舅子给力，转手提拔大伯到教办做了教研员，只待时机成熟，就可学而优则仕，调入教育局当官去。

就在大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时，他的小舅子突发癌症，治疗不多日便故去了，留下1个幼子和2位老人。大伯的前程也就此放下，只求能把老人和孩子赡养妥当。县城花费甚高，一份工资不够一家人花，大伯举家搬回村里，每日骑着二八大杠奔波往返，耕田种地、养猪养鱼，日子过得还没代课时宽裕。

如此下去，大伯最多便是苦苦维持、挨到退休，哪有什么能量可言。但人生精彩，就在于出人意表、难以想见。

能量，来自于他的学生。这个学生自幼家贫，随祖母生活，大伯见他可怜，便关照过几次，帮补过伙食，算不得什么大恩，但应该是给学生心里留下了些许温暖。

这个学生小学没毕业，祖母便去世了，随后跟着父母远走他乡，杳无音信。再次见面，学生已是主管文教的副市长。此次下来考察，学生点名要见大伯，教育局找老人查了半天资料，才理清大伯去向，赶在晚饭前，把大伯请到了县委。

师生见面，分外感伤，述尽离别之事，酒酣耳热之际，情感迸发、眼眶湿润。一时席间只闻二人言语，县委一众领导在旁静坐，不敢插言。

翌日，学生离开，虽然没有交代什么，但县里历来识做。没两个月，大伯便提任教办主任。此后，学生的官越做越大，大伯的仕途也越来越顺，很快便调入教育局担任勤工股股长一职，县里还多次尝试给他提任县局副职，奈何大伯高中学历，连个函授大专都没有，不符合提任要求，多次冲关均被驳回。

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县里的运作之下，大伯走上了人民民主道路，历任县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最后，身为省人大代表的他，受到了省委常委、副省长的亲切接见和热情款待。副省长在组会上，指着大伯对大家说：这位代表也是我的启蒙恩师，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

大伯回来后跟家里人说：省政府就屁大点地方，还没我们教育局宽敞。上大学后，我也到了省城，发现大伯说的真对。

拥有巨大能量的大伯，在勤工股股长的位子上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大伯从没和我说过勤工股的职责，我到现在也没兴趣去了解，但我清晰地知道，勤工股管全县学生的校服和书本文具。

之所以这么清晰地了解，是因为自从大伯当上股长后，原本交不起校服费的我，突然拥有了穿不完的校服，做不完的手工，看不完的故事书，以及写不完的作业本。只要他那辆捷达进到村里，我们几兄妹便能收获一个装满魔法的麻袋，给我们贫瘠的生活，增添一点虚荣。

于亲戚朋友而言，他们的社交圈里出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人物，小到孩子换班调座、入学择校，大到工作求职、提拔晋升，只要大伯答应试试，那么事情就已成了大半。初中时期，我寄住大伯家中，曾见一副县长久坐不去、低声恳切，直到大伯数度叹气、无奈点头，方才一跃而起、欢喜离去。半年后，那位副县长提拔临县主官，临行之际，特意到大伯家中告别，我们小孩也一人分得一个大红包。

后来，小说看多了，我终于清晰大伯的角色定位：掮客。

自大伯升官之后，他家里的日子又红火了起来，很快便买了房，搬回县城，紧接着又买车、买地、盖楼，一年一个大件，接踵而至。00年初，两个堂姐相继毕业，大伯为她们安排了广州的工作，一人买了一套房，羡煞众人。

时至今日，我依然疑惑，一个如此贫瘠的县城，到底是如何榨出如此之多的利益？也正因如此，坚定了我绝不回乡的念头。

也是有名无实的编外喽啰

大伯膝下无子，在封建传统的老家，他的人生是没有未来的，加之我有点读书的小聪明，能够承载他学而优则仕的梦想。因此，大伯格外宠爱我，几次动了把我过继的想法，可惜我爸过于留恋长孙之父的名头，坚决不从，后来大伯收养了妻弟的儿子，便不再提这一茬了。

就这点而言，我是怨恨我爸的，因为我足够自私，又足够虚荣，我渴望过家境优渥的日子，一毕业就有房有车，而不是天天跟在别人身后捡衣服穿。

但不管怎样，大伯总体还是宠爱我的，初中之后，我爸妈外出务工，大部分时候，我就在大伯家赖着了。

大伯虽然是老师，但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高中生，他只是忙于劳作挑粪，并没什么文化。特别是升任股长后，他的工作主要是一天两顿酒，以及在两顿酒间短暂的清明中，把事办好，把钱收好。

初高中住在他家六年，他对我的教育，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读个大学，将来做的官比大伯还大。

大伯的力量结束于10年初，他的学生，那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突然垮台。京城下发的文件中，带了几个新奇的字眼：肃清流毒影响。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之后，某个籍贯的官员成批倒下、片甲不存。

大伯传神之处在于，人人都知道他和学生的关系，他也知道人人都知道他和学生的关系，但学生倒台，他却未受什么影响，只是退居二线。考虑到他一年后就要退休，很难界定这算不算受了牵连。

后来我曾专门问及此事，大伯答复：那帮人发张表，叫我自己交代。我交代个屁，查到了我都不认，何况没查到，谁说谁傻货。

前两年，我所在系统搞了场整风运动，新闻连篇累牍，大家都很了解。运动中有个自查自纠，要求人人必填，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大家抓耳挠腮，给自己罗列罪名。我正要落笔之际，突然想起大伯的话，于是填了全科室唯一一个“无”。领导找我谈话，我表示确实没问题，组织可以随便查。后来，填了问题的同事，视问题不同，挨了大小处理，唯我我独善其身。感慨，有无引路人，所行相差甚远。

大伯风光之际，曾力劝我考公，被我果断拒绝：像你官做这么大，天天就是喝，我不喜欢。

大伯喟叹：我哪有什么官，连个副科都不是，那些研究生，一毕业官就比我大啦。

当时的我，既懵懂又震惊，研究生于我并不是什么难事，考公务员也感觉信手拈来，但大伯的能量却是难以企及的，其间的反差与诡异，令我难以理解。后来机缘巧合，立志绝不考公的我，先是入伍，后又转业，兜兜转转入了体制，理清了职级划分，才明白大伯所言。

去年中秋，到姐姐家看望大伯，问及级别待遇，我如实告知。大伯欣喜之余，挤眉弄眼，右手搓指：那你现在可以搞不少吧。

我据实相告，大伯不信，反复盘问后，无语道：你们又不让吃又不让喝，就这么就拿点死工资，有啥意思？

我看着满头白发的老头，心想属于他的时代，终究是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