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创新能力、人口结构等四大因素，影响人工智能治理

3月28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举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分论坛。多位来自国际组织、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共话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向善。

论坛上，首尔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教授Kyoung Mu Lee分享了对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看法。在他看来，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并非来自于它的巨大能量，而是因为不能完全把握人工智能实际运作方式，以及将来它会变成什么样子。面对这样一个新的事物，“我们能够控制它吗？或者它会控制我们发生什么样剧变呢？”

为避免AI失控，Kyoung Mu Lee呼吁，当前应该建立更加务实和有效的人工智能安全与治理机制。尤其需要思考用何种标准和监管规定来应对AI带来的影响，同时考虑到AI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带来系统性风险，各国应当加强在人工智能治理上的合作。

作为教育工作者，澳门大学校长、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宋永华尤其强调AI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不管是高校学生、社区居民，还是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不同背景、行业和年龄的人都应该接受AI教育——了解AI是什么、它有何影响，以及需要考虑哪些道德与法律问题，以更好地适应新技术带来的变化。

谈及人工智能治理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马蒂亚斯·科曼更关注新技术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及其对教育发展和职业技能培训带来的挑战。他认为在人工智能引发的劳动力市场动荡中，一些人可能会失去就业机会，对此政府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应对变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朱旭峰分享了最近的一项研究。在对全球62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政策进行深入解读后，他发现创新能力、人口结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以及社会规范，是影响人工智能治理方向的四个主要因素。

具体而言，朱旭峰提到，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的能力，那么更倾向为AI投资创造相对友好的环境；但如果认为，本土AI市场正面临着巨大的外部压力，则会倾向建立更加严格的AI治理体系，以保护内部市场免受外部的竞争冲击。

此外，由于人工智能理论上可以替代部分劳动力，因而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和劳动力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工智能治理方向。朱旭峰举例，在拥有充足劳动力资源的印度，可能并不担心AI带来的饭碗冲击；但在像日本这样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则会更多考量通过机器人等技术替代劳动力，或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等。

至于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朱旭峰提到好莱坞罢工事件，这是劳动者作出的一次反抗。据南都记者了解，去年好莱坞面临63年来首次全行业范围停摆，美国编剧工会和演员工会先后宣布罢工，向电影和电视制片人联盟(AMPTP)发起抗议。除了不满收入报酬外，双方矛盾争议点亦指向人工智能的使用，美国演员和编剧们担心AI抢饭碗。一直到2023年11月，这场持续118天的罢工活动才随着劳资双方达成协议而宣告结束。

在社会规范上，朱旭峰说，如果一个国家更关注隐私保护和道德规范，那就会建立更加严格的AI治理机制。

在他看来，应当理性地观察不同国家AI治理行为和作出决策的过程，这些不同也为全球AI治理的统一性带来一定的挑战。因此在推动AI全球治理上，需要国际组织积极参与，以帮助达成政策标准的统一。

采写：南都记者李玲 黄莉玲 发自海南博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