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青年作家颜歌，写一本书保管一代人的记忆

《我的天才女友》

这些年，颜歌一直在写，也一直在走。她年少成名，在中文世界耕耘多年后，来到爱尔兰，开始尝试英文写作，并在英语文坛崭露头角。去年冬天，作家颜歌带着暌违多年的全新中文长篇小说《平乐县志》归来。

“平乐镇”的故事颜歌写了十余载，这个拟态的故乡始终安放着她的乡愁，也见证着她的成长。前不久揭晓的第九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中，颜歌凭借《平乐县志》获得了2023年度青年作家奖项。

颜歌在获奖致辞中这样说：“前两天，看到和我一起提名的作家们和他们的作品，我对自己能在这份名单里感到特别荣幸，也因为这份名单本身而感到振奋。

我们的写作是来自各种各样的地方和土壤，发生在迥然不同的人生旅途上，用多样的，多元的文学表达方式和视角，来讲述着万象森罗的，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这样蒸腾的文学世界正是我一直以来对文学的想象，也是我写作的最大原因。我们的语言是用来再现和表达的，但也暗藏着陷阱和桎梏。而文学虽然来自语言，却也是那个让我们可以超越语言和它的局限的方法。文学不但为我们照亮已知世界里面那些被忽略的角落，也指引着我们去到达那些之前不曾想象过的，不曾知道可以抵达的壮阔。”

播客“不合时宜”不久前也请到了颜歌来做客。她们从颜歌身份的转换谈起，一起讨论了关于写作、关于女性身份、关于移民与语言等诸多问题。理想国获授权转载、整理这期内容。

以下内容整理自播客“不合时宜”，内容有删减，欢迎大家扫描下方二维码收听完整音频

英文给了我一种很放肆的人格

不合时宜：我相信很多朋友最早知道颜歌其实是在新概念时期。那一代新概念作家，其实不太能数出有几个仍然在写作的了，但颜歌一直在写。现在又来到新的环境，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重新找到新的空间认同。我觉得这中间需要非常大的韧性、对写作的热情以及非常多的天赋和勤奋。我其实很好奇你在用英文写作的这五年多，转变是如何逐渐发生的？中间是否经历了一个过程？你刚开始进入英文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颜歌：我还真没有很仔细地想过，我觉得可能要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私人的、物理层面的我。生活里的我在语言中是一种放松的状态，有人会问我“你做梦是做中文的还是英文的。”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有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使用语言，特别是英语，它作为一种后殖民的语言，大家有时会下意识地想，你有没有讲这个语言的权力？或者你处于这个语言位置的哪里？人们会想象一个垂直的权力分层，这个分层的最上层一定是母语者。所以人们会不断地朝着这个标准做比较。

《过往人生》

这个关于睡觉做梦的问题，其实意思是“你的英文有那么好吗？”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跟语言的关系，包括我跟四川话的关系，我跟普通话的关系，我跟英文的关系，其他人跟自己语言的关系，它们都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在英文里，我不会把我自己放在一个点上和母语者做比较。我教写作，我的学生90%是英文母语者，但并不是说他们的英文就没有问题。这其实更关于一个人对语言的敏感度或语言对你的重要性。

我先讲作为私人的，我觉得在英文里我好像更放松，在英语里我可以撒野，我可以不道歉。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讲，你好像突然没有了传统东亚女性的身份。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不但是一个女性，而且是一个年轻女性，这两件事在中文语境中，会造成一种随时相伴的唯唯诺诺的感觉。

我最开始进入英文，大多数东西都是学术的。当时我去美国念我没有毕业的博士，因为我是一个对理论比较感兴趣的人所以开始喜欢读英文的东西，我发现英文的相关内容比较容易看懂。所以对于英文来说，从一开始我个人选择的意义动机是学术的，是跟我理性的那一部分非常贴近的。这个是我进入英语的方式，它对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语言。我用它表达，更多的是学术性或知识分子性的思考，这些思考是去女性化的。

当然中文也可以做很多英文干不了的事，这也是我一直很痛苦的地方，我也很想用中文写东西，比如说背古诗，这个东西只有在中文里才有一种舒服的感觉。我觉得从一开始，当我有了英文这个人格以后，它就是一种比较放肆的人格，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的这种非母语者的身份反而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通行证。

我开始写作，英文的人格成为作家的人格，可能是在我的英文人格建立并且占据我的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了。至少得有一两年，我能感觉到是英文的人格在主导着我的生活。因为你平时跟其他人讨论的东西都在这个语言里发生，那么到一个点上，它肯定渗透到你的写作里去。其实，开始进行英文写作，一直是一个我抗拒的事情，我还是觉得写作这个领域应该是中文的，但最后没有办法，这个瘤子在我身上越长越大。有些东西是英文的我所感受、思考和想表达的，所以必须用英文来做出这些表达。

《过往人生》

当然第二语言有很多困难，有时候我在反省，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自己会把这些困难放在一边不去讲，但这其实是不公平的，也是虚伪的。它当然有很多困难，也有很多限制。比如我今天上午去城里，回来的路上在听一部小说，小说里有很棒对话，非常口语性也非常身临其境。我一下子觉得很痛，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在这个语言里不管怎么写，都没有办法写出这种对话。比如两个都柏林城南的小混混，他们两个的对话我是不可能写出来的。我在中文写作中是能写出来这种对话的，但英文我永远都写不了。这只是一个例子，生活上我不太会有这种感觉，但写作上的我会有很多这种持续的痛苦和挣扎的过程。

我觉得我可能现在暂时不太想写中文的原因，就是写完《平乐县志》之后，在中文里没有太多痛苦和挣扎了。从技术层面或者在故事行进的层面，你能感觉到你其实已经做得比较熟练了，摩擦和挣扎大大地减弱了，让我对它的兴趣也减弱了。所以我觉得，写作归根结底其实是一个寻找痛苦和纠结的过程。

作为母亲VS作为写作者

不合时宜：我们刚开始录制节目时，你描述了你的一天，讲到很多和孩子相处的事。所以我猜你现在其实有很重要的一部分生活是和小孩在一起的。我记得你之前在回答“有没有考虑以母亲这个身份作为角色去写一本书”时，你的回答是“还不行”。我想问问你现在的感受，你开始打算用母亲这个身份去写书了吗？

颜歌：我正在写的东西里是有一个母亲的身份的，主角是一个母亲，但她是一个逃离母亲身份的人。这是我特别想写的东西，有点禁忌。我感觉很多女性成为母亲以后，母职变成了一个大于你个体的东西。“个体的你”必须为“母职的你”让位做出牺牲，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是合格的母亲。

《时时刻刻》

但很多人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都是有理由的。我现在写的这个东西，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线索和情绪。写它最初的动机之一，就是我想写一个抛弃了自己小孩的女人的故事，但不是说这个女人是一个受害者，我得克制自己作为作者去为她找一个伦理和社会评价体系可以接受的理由。没有这个理由，就是她自己个人的挣扎或纠结。

与此对应的是在很多文学叙事、神话故事或民间叙事里，抛弃了小孩的男性很常见。他可以离开家很多年，这跟他的父职是完全无关的，包括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这都是作为一个美谈来被歌颂的。这两种叙事和背后所附加的伦理道德落差让我很有兴趣。我写东西或进入一个项目要挑战先行，看起来像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就一定要试一下。我想去写这样的女性，她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道歉，但作为一个个体，她的挣扎当然是跟母职相关。这样的话，你会感受到与此对立的另一个性别的叙事，因为对于男性来说，不仅不需要解释，而是根本就不需要提出这件事。这种对比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当然它的挑战在于大家能否接受这样的东西。

这个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我的小说里有母亲了吗？现在是有了，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感觉，这是一个非母亲的母亲。我觉得归根结底文学要去表达这种灰色的、具有多样性的、复杂的东西。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能力，但伟大的，好的小说家所能描摹出来的人性幽微，很难直接用语言表达，而一旦这样的东西被描摹出来，就会成为很多其他人的故事和叙事，可能一种个人的历史，或面对自己的自述，会成为一种幽光。说到底，我希望能对人的多样和复杂，对人各种各样的状态，或者说对作为母亲的状态有一个表达。

《时时刻刻》

我多年有一个习惯，我不会真的去写我身边的人，但我会下意识并且完全不加节制地借用我身边的人身上的细节。比如他们讲话的习惯，或者喝水时的小细节,我会把它用在我创造的虚构人物身上，一旦有了真的细节，虚构的人的内核不管有多假，都会鲜活。

比如《我们家》的主角薛胜强，他的生活很混乱，但他的行为方式完全是我爸的感觉。大家会觉得这个人物写得蛮像的，但我其实对于一个真正的男性，比如他们会去夜总会做什么并不了解，我只是借了我熟悉的细节。在借用这些细节时，我从来不会想这些会不会对我爸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他如果看到我把他的细节接到这样一个糟糕的角色上，会不会伤害他的感情。

我自己进行这种创作上的操作时，有点像一个外科医生，很冷静。但小说里有小孩，那么小孩的一些细节我就会借用我儿子的，因为他离我最近。如果我写小孩的细节，大部分都是从他身上得来的，那我真的会很内疚。我每次要写到这些细节，我知道我儿子会是这样，我要把它借用到虚构人物身上时，会有一种物理上揪心的难受。这种感觉我之前从来不会有。

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作为母亲的身份，可能是唯一一个会影响到我写作的身份。我作为妻子，作为女儿，作为朋友这些个人身份都不会影响到我写作的身份。在写作时，我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关在外面，它们进不来，只有我作为母亲的身份是紧紧和我的身体粘连在一起的，我没有把它切开。

当这个事情发生时我特别惊讶。这是一个新的感受，我当然觉得它是一个写作上的挑战，但另一方面它也是我自己体会到的细节，会帮我体会我的角色。所以我又很开心地觉得，我又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被我的观察照到的小小角落。

作为创作者的关切

不合时宜：刚才在听颜歌描述母亲身份对她写作的影响还是一个挺有趣的过程。作为一个创意工作者，我知道有一些母题对你来说可能会比其他母题更重要。在今天的环境下，一个生活在西方的中国创作者或者一个生活在西方的移民作家其实很难不被打上一些标签，最后你的写作可能会变成一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的东西。你或者写融入西方主流社会，或者写一个完全反对他们语境的东西，但其实不管是完全融入还是完全反对，都是在被内化或者被异化。

所以我觉得颜歌的作品在这样的背景中，非常珍贵的地方就是仍然会看到你作为一个人非常普世性的关照。我们其实在今天聊天之前，也聊过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概念，虽然你带着我们所谓的在西方社会生活的人的标签，我们身上确实会被社会打上一些标签，比如你是一个移民，你是一个亚裔，你是一个女性，但是除此之外，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身上所有的那些身份，除了母亲的身份，其他的身份是被你关在创作门外的。我很好奇，你希望去关注的一些母题，一些内容，你会如何描述它？

颜歌：我感觉我所关心的这些东西，是有阶段性地变化的。比如我开始写“平乐镇”系列时关心的东西和现在我关心的东西是有一个变化的。总体来说我是一个对人性中幽微不可言说的部分感兴趣的人。我并不是为了批判，就是充满兴趣地解剖和再现。

写完《平乐县志》的写字台的墙 供图/颜歌

我觉得现在我为什么要写英文，或者说现在我的项目对我来说是有关切的，是因为此刻我表达的东西就是当下我最想要去关心的，也是让我自己最感到困惑的问题。我觉得我每次进入一个项目，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说，这个是我现在既想表达也想学习更多的一个东西。我写的小说大概讲的是一种他者化，这个是我现在感兴趣的东西，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确定谁是“us”，谁是“the other”。这件事既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间有表达，也在一个国家不同的社会阶层或同一个社会阶层有表达，在私人和公共的叙事里面都越来越多。这个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要去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进行的，或者说我想去写一个能同时表达两者的东西。

当然其实我自己要说这些，我就觉得说“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但至少我的主观目的是我希望能缩短两极之间的不可对话性，去创造一种可以看到大家的两极，不断从小范围到大范围地做一种沟通。我想实现这种不可表达性，对吧？

其实这就是一个例子，它就是一个鸿沟，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我自己就在这种所谓的两极分化里。前几天有个人跟我说，你需要从墙上下来选一个边，我也觉得可能不能再做骑墙派了。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想都会有被迫需要从墙上下来的感觉，或者说你在的位置被认为是一堵墙。你会觉得，这就是我一直在的地方，你不会意识到其实你是骑在墙上的。当突然被指出来你是骑在墙上，这当然有些悲哀，有些荒诞，但这也很丰富。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验证我刚才说的，我对人性中不可言说的东西很感兴趣。

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经历，在这件事情上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旁观者，因为我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制高点。我一直自己也在体验这种煎熬和挣扎。